彭德怀说，遵义会议后伟人压了脾气，底下将领不怕他，是打心底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完，毛主席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的核心圈子里。但位子回来了，底下的人心是不是也跟着回来了，是另一回事。

那时候红军队伍里的将领，大多是跟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路打过来的，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底子，林总从井冈山就跟着打，哪一个不是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谁也不会因为会上作了一个决议，就立刻把心里那杆秤放平。

彭德怀后来自己讲过这个阶段，意思很明白：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在指挥上并不是一上来就说了算的，他压着脾气，一点一点让底下的人从实践中把账算明白。

遵义会议开过不到一个月，毛主席指挥的第一仗就碰了钉子。土城那一仗，事先拿到的情报说对面是四个团，打起来才发现是六个团，后面还跟着增援，川军的战斗力也比预想的硬，原计划要打的伏击变成了硬碰硬的消耗，朱德亲自上了前沿，干部团也拉上去堵口子，才把局面稳住，然后赶紧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往西走。

这一仗打完，队伍里的议论就冒出来了。有人讲，换了人指挥，头一仗也没有打好嘛。博古那时候刚被撤下来，也说了一句风凉话，大意是经验主义指挥也不怎么样。

毛主席没有去跟这些议论较劲，他自己把土城这一仗的账摊开来算，说敌情没有摸准，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兵力还分散了，几条加在一起，把一场伏击打成了遭遇。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拿职务去压那些说闲话的人。

底下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打了败仗之后坐下来把败仗拆开来看的人，不是一个打了败仗还要端着架子的人。

土城之后，红军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仗，队伍里的气氛缓过来了，求战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总提了一个方案，说近百里外的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一个旅守着，主力奔袭过去，一口吃掉，是个便宜仗。

开会讨论的时候，二十来个人坐在一起，绝大多数都赞成打，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他的理由很实在：远途奔袭去打固守的敌人，万一短时间拿不下来，周围的敌军围过来，红军就要被反包围，这种看着占便宜实际上可能吃亏的仗不能打。大家举手表决，他输了，会议还顺手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散了会，他回到屋里躺不住。职务被拿掉了，打不打这一仗在程序上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可他还是睡不着。半夜里他提着马灯走了好几里路，摸到周恩来的住处，把不能打的理由一条一条摆出来。

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听完之后觉得有道理，答应先把作战命令扣下来，第二天早上再说。天亮之前，前方的情报到了，四个旅的敌军正在往打鼓新场赶。如果头天晚上那道命令发出去了，红军扑上去的时候，面对的就是已经布好口袋的对手。

这一夜之后，毛主席在苟坝的会上提了一条：军事指挥不能这么民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开会举手表决，会贻误战机。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成立了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三个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底下的人对这件事的印象很深，彭德怀后来讲的“压了脾气”，就包括这一层：明明自己是对的，表决输了，职务也丢了，他没有拍桌子骂人，也没有甩手不干，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几里夜路，把道理讲给能做决定的人听。

四渡赤水那几个月，部队在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山里来回穿插，有时候一天换一个方向，走了很多路，却没有打上几场像样的仗。队伍里的怨气开始积起来了，下面的指战员说，光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被打垮，倒要拖垮了。王稼祥在三人小组里也跟张闻天反映过，说老打圈圈不打仗不是办法。

林总的反应更直接。他给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红军净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路”，信里还提了一条：让彭德怀来当前敌总指挥。这封信到了会理会议上，毛主席发了脾气，批评了彭总。

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记述里说过这件事，他没有回避挨批评的那一段，也没有顺着别人的话头把自己摘干净。他讲的意思很清楚：林总写信的事他没有参与，但部队里有怨气，他把怨气带到了会上，这是事实。

会理会议最后统一了思想，四渡赤水那一段的账，是在后来到达陕北、站住脚跟之后，大家回过头重新算，才算明白的。当时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的人，后来看到的是同一件事：那几个月在山里绕来绕去，把几十万追兵甩在了身后，红军从包围圈的缝里钻了出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脚跟还没有站稳，一路尾随的骑兵就跟了上来，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和东北军的几个骑兵团，两千多人，想趁着红军刚到、立足未稳的时候咬一口。毛主席跟彭德怀商量，说这个尾巴不能带进根据地，要砍掉。

彭德怀到前沿看了地形，把部队摆在吴起镇周围的高塬深沟里，等骑兵冲进来，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起往下砸，打了几个小时，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俘敌七百多人，缴了一千来匹战马。

打完这一仗，毛主席写了一首六言诗给彭德怀，头一句是“山高路险沟深”，最后一句是“惟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拿到诗之后，把最后一句改成了“惟我英勇红军”，把原稿退了回去。这个动作不大，但放在当时的语境里看，彭德怀改的不是一句诗，是他和毛主席之间那种关系的分寸：仗是让他指挥的，功劳他领了，但最后那一句他不能一个人收下。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里提起这首诗，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他和毛主席之间，不是后来有些人说的那种“一直反对”的关系。他用这首诗做证据，说两个人之间“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这种信赖不是遵义会议开完就自动落下来的，是在土城的败仗、苟坝的夜路、会理的争吵、吴起镇的枪声里，一笔一笔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