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眼中的蒋介石：比任何一个北洋总统都更独裁，视外交为私人作业

顾维钧晚年口述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那帮做口述历史的人大概都摸清了他的脾气：这老爷子聊巴黎和会、聊国联、聊旧金山会议，细节精确到某月某日某封电报的第几段，情绪稳定得像在念一份备忘录。可一碰到蒋介石，他的话会变短，句子会变沉，形容词几乎绝迹。

他不骂，也不拍桌子，只是把某件事、某句话、某个历史瞬间摆在那里，然后停住。

一个干了五十多年外交、见过袁世凯到张作霖一整套北洋班子的人，用这种方式谈蒋介石，比任何痛快淋漓的恶评都更具看点和历史的价值。

顾维钧对蒋介石最重要的那段评语，是在回忆录里拿袁世凯来做对比而得出的结论。他说在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比北洋时期的任何一名总统都更独裁。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外交部的事袁亲自过问，驻外使节的电报和意见能直接递到案头。

然后，他话锋一转：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非但不屑于征求中国外交代表的意见，而且常常在作出决定时除通知那些驻在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外，对其他国家的代表甚至连通知都不给”。

注意顾维钧用的是“不屑于”三个字。一个职业外交官说自己服务的政府“不屑于”让外交官知情，底下压着的不是委屈，是一种被结构性架空之后的失望。试想一下，你蹲在伦敦、华盛顿、巴黎，天天研究驻在国的政治动向、议会辩论、外交部次长的口味，结果本国元首做决定的时候，连让你知道都嫌麻烦。

顾维钧记录的这个细节，不禁让人发问：一个连自己最资深的外交官都不打算用的领袖，到底在靠谁办外交？

雅尔塔会议，最能体现这种“不屑于”所导致的后果。

1944年10月，顾维钧在华盛顿跟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聊天，李海透露了一件事：美国急着要苏联出兵打日本，三国首脑很快要碰头，而苏联开出的条件之一，是拿到旅顺港，美英似乎没有异议。

顾维钧一听就知道这话的分量，接连致电蒋介石报告，但真正等雅尔塔会议开完、密约签了字，蒋介石还是被蒙在鼓里。蒋在1945年2月8日的日记里写：“今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

蒋介石慌了，连忙命令赫尔利、魏道明、傅秉常、顾维钧分头去打听。结果呢，官方渠道全碰壁。魏道明3月见了罗斯福，罗斯福对关键条款“讳莫如深”，一个字不肯多说。傅秉常去找哈里曼，哈里曼打太极，说会上没谈远东。

顾维钧在伦敦走官方路子，“多方打听，却无实质性的收获”，只摸到美英国防部一句不着边际的警告。蒋在2月21日日记里写道：“其中必有难言之内容，未能尽以告我者。”

顾维钧没有一味干等。他掉头走李海的私人关系，在4月29日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告大概”之前，已经把密约的准确内容摸到了手。

赫尔利那次通报本身也不全，蒋听完还是觉得“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

通过这件事，顾维钧想说明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从来就没有构建过官方的正面渠道，蒋介石总是习惯用私人的方式去办外交，既被动，效率有时候也极差。更糟糕的是，即便出现了严重问题，蒋介石也从未想过改变这套做法。

顾维钧受不了蒋介石的，还有一层更日常的东西：手伸得太长，而且伸得毫无章法。

蒋对电报和手令的偏爱，研究民国政治制度的人统计过，从1936年到1948年，侍从室积攒的蒋的手令有一百二十多箱。

这些手令当然不全都是越级指挥，也不全都是坏事，但顾维钧这种把程序、授权、责任边界当饭吃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最高统帅直接伸手”。

1945年3月，蒋以手令致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要求“对于反苏言论应一律禁止”。这不是什么军国大事的越级指挥，这是连外交口径的细枝末节都要从最高层直接传达下去。顾维钧在回忆录里没有拍桌子骂这一条，但他对蒋外交方式的整体定性是白纸黑字的：“外交上专制、独裁”。这个话从别人嘴里出来可能是骂街，从顾维钧嘴里出来是技术判断：你把外交当成私人幕僚作业来办，职业外交官就只剩下替你跑腿和背锅的份。

更让顾维钧堵心的是，蒋不只用外交部，他还惯用用“家里人”和“私人代表”来分外交部的权。

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讲得很明白：蒋和宋子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外交方面几乎让他放手行动”，宋美龄、孔祥熙也各有各的管道，再加上孙科、杨杰、蒋百里这些“特使”满天飞，职业外交官被夹在中间，既不知道哪条线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发的电报和宋子文在华盛顿说的话哪个算数。

顾维钧对这种“多管齐下”的评价是，“你根本无法断定在关键时刻他会说出什么或作出什么”。这话听起来平淡，放在外交上却是致命的：一个国家的对外表态如果连驻外大使都猜不到下一句是什么，你在谈判桌上还怎么让人信你。

但顾维钧也不是一味踩蒋。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英国不肯把九龙租借地放进条约，蒋介石一度梗着脖子说新约不包括收回新界就不签字，谈判僵在那里。

顾维钧从伦敦力劝蒋：先收下英国放弃治外法权这“第一份礼”，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我们在等第二份礼，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

蒋最后听了，12月31日让步签了字，然后在日记里给自己找补，说将来“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收回”。

这件事说明蒋不是完全不听专业意见，在具体操作层面，顾维钧的判断有时能够说服他。但恰恰因为蒋有时候听得进去，顾维钧才更难受：你不是不懂，你是不打算把“倾听专业外交官的建议”变成一套规矩。你今天听顾维钧一句，明天听宋子文一句，后天一个手令把王世杰叫来骂一顿，整个系统永远不会有稳定的预期。

到了1948、1949年，美国对蒋介石的耐心肉眼可见地见底，司徒雷登已经在盘算“换马”的事。顾维钧在华盛顿却还在替蒋说话，那句“在中国没有人比蒋委员长更爱国”经常被人拿来证明顾对蒋的忠心。

但把这句话放回顾维钧的位置上看，它更像一笔现实主义的账：顾维钧比谁都清楚蒋身上的毛病，他在回忆录里把“不屑于”、“专制、独裁”、“连通知都不给”一条一条都记下来了，可他也清楚，在那个时间点上，华盛顿想换掉的不是“蒋介石这个人”，而是“中国还在打”这个局面，换一个人上来并不会让美国更尊重中国的外交自主。

顾维钧替蒋辩护，不是因为看不见蒋的短板，是因为他算过账，知道换了也未必更好。但算账归算账，顾维钧回忆录里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令职业外交官绝望的现实：在蒋介石那里，外交如同私人作业，最专业的人也会一步步变成旁观者，如此，局面怎么可能不坏？坏的局面又怎么可能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