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那时年纪小，读书不多，也买不起书。但报纸副刊是不花钱就可以读到的，学校的阅览室，街头的报栏，都是我最初读到不花钱的“书”的地方。起先是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姐姐家有报纸，看望姐姐时，也就近读报。那时着迷的是副刊上的文章，诗和散文，随笔之类的短小文章，我最爱看。每次去姐姐家，我都读那些文章。光是读还不够，还带回家，剪报留存。
我最初接近文学以至后来的爱好文学，那些报纸的副刊是介绍人，是我眺望人生的窗口，也是我走向文学写作的桥梁。它为我打开了课本以外的更大、更广的世界。我当然可以在学校的图书室读书，但每日的报纸副刊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少年的我痴迷诗歌，我在《大公报》“大公园”里邂逅了陌生的辛笛、郑敏和陈敬容，还有袁可嘉和屠岸。爱读副刊上的那些诗，那些小品。副刊是我文学的领路人。
初中时期，我进了福州三一中学（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是毕业于中央大学的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是我文学的、也是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他给了我的作文以高分。他的鼓励给我勇气，我悄悄地投稿给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副刊，署名是谢鱼梁（当年用的笔名），居然刊登了！时间是1948年11月26日。我至今不知是哪位开明的编辑先生破例刊用了我的初中作文！作文《公园之秋》成了我文学的、也是人生的起步！
《解放日报》谢冕专访版面
这是我涉足文坛最初的、幼稚的、也是“惊险”的一步。是报纸副刊给了我写作、投稿、发表的勇气和信心，可以说，是报纸副刊引导我进入写作，而且遥遥地为我指向了人生的道路。从1948年开始，我陆续在福建出版的报纸副刊（《星闽日报》的“星瀚”、《福建时报》的“詹言”等）发表诗歌和散文。所有的编辑我都不认识，也无须认识，都是自动投稿，编辑接稿，默默地予以发表。后来得知，那时经手发表我文章最多的是郭风先生，当时没见过面。20世纪80年代，我陪同刘心武、李陀访问福建，才第一次拜识郭风先生。
报纸副刊不仅是报纸的一个普通窗口，它是协助新闻、而且是报纸通过新闻为世所知的得力助手。新闻有它严肃的一面，要求及时和真实，一张报纸的特性，当然要由新闻和社论定调，那是报纸的主体，但人们往往更爱读副刊，因为副刊文章更贴近人生，贴近人间的烟火。副刊刊登的那些文章，往往能活泼泼展示作者自我的个性以及自由心境。不同的读者，可以在不同的副刊中找到自己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副刊是引领读者从社会走向自我的一条重要路径。
从事写作之后，我和报纸的副刊编辑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们成为朋友。我是读者，也是作者；他们是编者，也是老师，我们有各自的需求，其间有矛盾，有差异，会有不适应的情况。有时编辑会按照要求修改稿件，作者会有不快，甚至会有争执，作为朋友，需要互让互敬，此乃友谊的基点。我在北京的报界有很多朋友，在上海的报界，也有很深的友谊。因为熟悉，因为彼此信任，我们甚至建立了类似专栏的写作，“朝花”的“为今天干杯”、“夜光杯”的“灯下随笔”、“笔会”的“乱书房食单”等，都是友谊的象征。
在《解放日报》的“朝花”，我有跨越年代的朋友。记得多年之前，我首次在“朝花”提出新旧体诗“百年和解”的命题，读者和报纸都有正面的响应，也掺杂不同的声音，副刊的编辑也承受着压力，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友谊，编辑和作者是合作的伙伴，是相亲相爱、互尊互敬的朋友。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友谊，更是怀着对于人生领路前行的师生般的情谊和感激。
原标题：《副刊不“副” 副刊是我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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