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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洛阳博物馆宣布要闭馆改造一年。
消息一出,网友的脑洞比洛阳地下的文物还密集:时间那么久,莫不是挖到了传国玉玺,正在连夜开箱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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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到了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其实不是的,官方很快辟了谣。
闭馆是因为运行十几年后,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修缮,比如更新电梯空调之类的,文物也需要系统性的养护。
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在以后提高游客们的体验。
玩笑归玩笑,传国玉玺失踪上千年,真要是在洛阳某个工地里躺着,那热搜得爆到服务器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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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官方的说明会压制一下网友们的热情,但讨论反而更来劲了。
毕竟洛阳这地方,可能地铁施工队一铲子下去,考古队就得拎着刷子小跑进场。
所以“洛阳博物馆闭馆等于挖到传国玉玺”的这个逻辑,在网友眼里居然有种离谱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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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彩的是后续讨论。
有网友非常认真地设想。
如果洛阳真挖到了传国玉玺,那第二天它大概率会出现在国家博物馆,连展签都写好了——传国玉玺,洛阳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话一出,评论区立刻分成两派。
一派调侃国博是文物界的最大赢家,地方博物馆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宝贝,最后都要进京赶考。
另一派则开始呼吁,地方挖到的文物就该由地方博物馆珍藏,不然地方都不剩什么“好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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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这波护宝的心态倒是很真实。
地方博物馆就像自家孩子,挖到点好东西,总得留几件压箱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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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是什么?需要“上交”吗?
传国玉玺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象征天命所归的印信。
它的核心意义在于为君权神授提供合法性凭证。
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篆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而成。
形制为方圆四寸,纽上交盘五龙。
它也被视为取代九鼎的天子象征,历代王朝奉为国之重器,得之则象征“受命于天”,失之则被讥为“气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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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玉玺的流传,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玉玺被摔缺一角,后以黄金修补,因而得名金镶玉。
此后千余年间,它随王朝更迭屡易其主,在刀光剑影中辗转流传。
它的最终下落定格于后唐末帝李从珂在石敬瑭兵临城下时,怀抱玉玺登玄武楼自焚,玉玺自此从历史记载中彻底消失。
此后宋、明、清各代虽屡有“传国玺”现世,但均被质疑为仿品,乾隆帝甚至将宫中藏玺直接鉴定为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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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传国玉玺究竟葬身火海还是流落他处,至今仍是千古悬案。
值得注意的是,传国玉玺如果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来说,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但作为实物的秦玺,它的传承链条就非常模糊了,毕竟中间充斥着夺玺、献伪玺等等复杂的操作,真实性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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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设传国玉玺真的被挖到了,它属于几等宝物呢?会不会上交给国博?有没有几率留在洛阳?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物分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一、二、三级,一级最高。
传国玉玺若为真品,毫无疑问是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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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兼具秦代宫廷工艺、李斯篆书、皇帝制度起源、两千年正统象征,属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政治文化符号三重buff拉满,妥妥的国宝级。
这种级别的孤品重器,基本会享受最高保护规格,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如果传国玉玺真被确证为秦代真品,法律上并不存在“必须上交国博”的强制规定,但“留在洛阳”也不是自动拍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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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最终去向,取决于一个行政裁量过程。
《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境内地下出土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严禁私自留存。
但这只解决了所有权问题,没有规定收藏地。
考古发掘的文物,依法应移交给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或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国有博物馆收藏。
关键在于“指定”二字,接收单位是行政决定的结果。
国家文物局《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移交应“兼顾国家级、省级和遗址所在地收藏单位的合理需求”。
这为洛阳留存提供了制度依据。
而且中央与地方也会在这过程中不断协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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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
如果国博要调,法律拦不拦?
不拦。国博获取地方文物的常规通道是调拨。
《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全国的国有馆藏文物;调拨一级文物,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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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律之外,历史先例是更直接的参照。
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1959年从南京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此后一直藏于国博。
湖南出土的四羊方尊,1959年借调国博展出后同样未归,湖南本地展出的是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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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件文物的意义被判定为超越地域、足以支撑国家文化史的叙事时,调拨至国家级博物馆便成为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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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物
到底是留在地方好,还是去国博好?
传国玉玺毕竟现在是一个假设,“一件文物到底放在哪里更好”却是大家真正关心的点。
毕竟一件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背后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它甚至还能带动整个地方的经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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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宝会说话》
先帮国博说句话。
从国家叙事和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它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国家博物馆要讲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史。
那些被认证为具有高度价值的文物放在国博,叙事效率会更高。
要构建这套叙事,就必须从文物出土地调拨展品。
从观众角度看,国博把各地精品集中在一起,一个展厅走下来能看到半部中国史,对来北京的游客来说,效率高、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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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件文物能支撑国家叙事,和它必须放在国博,不是一回事。
有些意义深远的文物之所以被调拨,是因为当年国博建馆时,集中收藏被视为快速构建通史叙事的最优路径,这能快速的向国内外展现“中国何以为中国”。
到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定选择,并不是一条永恒不变的公理。
现在的收藏体系几乎定型,省级馆、地市级馆的展陈能力、修复水平与六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地方馆不是讲不了故事,而是过去没有机会拿到讲故事的素材,更不用说公众对文物与土地关系的期待也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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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在网友们也有着越来越强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古都尤其强。
古都的城市叙事本来就厚,但厚不等于完整。
失落感不只是因为东西走了,更来自于无人过问,大家喊话要文物回家,其实也是一种低成本的话语参与。
对此,你怎么看呢?
反正我是中立派,不管去哪,文物留在中国就好了。
毕竟现在还有一种极端观点,国家博物馆对地方文物的调拨和大英博物馆式的殖民掠夺没什么区别……
参考文章:
1.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中国国家博物馆“吸血”了其他博物馆,掠夺了当地的镇馆之宝? 博物学渣
2.读书笔记 | “掠夺”或“奉献”?中国历史博物馆借调上海文物的个案考察(1958-1959年) 博物馆学研究所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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