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万，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混得不好？

文 | 防冷涂的蜡

假设一个年轻人，八年前刚工作时月薪8000元，和朋友合租，出门旅行要提前盯着机票价格。如今工资涨到3万元，住上了独立的一居室，吃饭不必总看价格，每个月还能存下一笔钱。按八年前给自己列的愿望清单，他已经完成了大半。

可他下班后打开小红书，刷到的是同龄人晒出的新房装修、家庭年入百万的账单，以及“30岁之前应该完成的十件事”。再看朋友圈，前同事升职了，大学同学换了车。几个视频看下来，原先还算不错的工资突然显得有些寒酸。父母听他抱怨工作和收入，往往只有一句话：日子比以前好了那么多，还有什么不满足？

两种感受都有现实依据。父母比较的是儿子八年前和今天的生活，他比较的却是今天的自己与屏幕里那些同龄人。同一个人，生活水平可以明显提高，对自己所处位置的评价却可能下降。 当我们不断努力改善生活，为什么衡量生活的尺子总在跟着改变？

收入增加，生活真的没有变好吗？

⁠ ⁠过去几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仍在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到2025年达到43377元，五年名义增长34.8%，年均实际增长5.4%。同期，人均消费支出从21210元提高到29476元。不少家庭因此拥有更多改善居住、医疗和休闲的选择。

图1｜2020与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收支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2025年居民收支资料；金额为当年价格。

当然，平均数无法替每个人描述生活。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比平均数低7146元；按人均收入五等份划分，低收入组为10150元，高收入组为103778元。家庭的收入起点与增长幅度不同；同样增加几千元，对有房租、赡养负担和没有住房负担的家庭，意味着不同的选择。

图2｜2025年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也比流行的“有钱到一定程度就不快乐了”复杂。2023年，卡尼曼、基林斯沃思与梅勒斯重新分析美国的相关调查，发现对多数受访者而言，收入越高，情绪幸福感通常也越高；明显的平台期主要出现在幸福感较低的一部分人群。钱能减少现实中的匮乏与不确定，让人不必每次生病、换工作或支付一笔大额开支时都感到手足无措。

改善很快又会变得习以为常。第一次搬进独立的房间，关上门就能感到自在；几年后，独居已经是日常，接下来的目标可能变成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地段。心理学把这种对改善逐渐适应的过程称为“享乐适应”。

昨天拼命想得到的生活，今天已经成了最低要求。 但习惯了更好的生活，还不足以解释另一种失落：明明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为什么看见别人过得更好，便觉得自己又失败了？

⁠ ⁠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究竟在和谁比较？

⁠ ⁠设想一位员工月薪从1万元涨到2万元。如果同部门的人大多还拿1万元，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明显回报；如果大家普遍涨到3万元，同一张工资条带来的感受就可能改变。

工资能够购买的商品没有因为同事涨薪而减少，但他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我们习惯把收入当成个人能力和社会认可的一种凭证，金额之外，还在意它在周围人中排在哪里。

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感受。面对缺少明确标准的事情，人往往借助他人判断自己的能力与处境。考试有分数线，收入却没有一个公认的“足够好”标准。月薪两万元，到底是令人羡慕、勉强体面，还是仍需努力？

没有谁能为生活划出一条人人承认的及格线，人们便习惯从周围人的工资、房子和职位里寻找答案。

2026年发表于《中国经济评论》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中国11个农村苹果种植社区。研究发现，在其样本中，家庭收入每增加1%，收入愿望大约提高0.98%；邻居收入每增加1%，参照收入提高超过0.94%。

家庭赚得更多，自然会提高对未来的期待；邻居赚得更多，又会改变自己觉得多少收入才算正常。人的收入目标并非写在心里的一串固定数字，它也会随着身边人的生活一起移动。

收入期望的上移，也和人生阶段有关。刚毕业时只想在城市站稳脚跟，结婚、有孩子以后，住房空间、通勤距离和教育支出便进入预算。很多愿望有现实需求作支撑，不能简单归为贪心。只是当一个人把周围人已经拥有的生活视为自己的最低目标，原本已经实现的改善便容易被忽略。

“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是分配与秩序，也触及今天人们熟悉的公平感。一个人看到大学同学买房，可能羡慕他收入高，也可能想到对方家庭早早付了首付；有人抱怨升职慢，介意的未必只是工资差距，还有付出和回报是否相称。人们在比较中寻找的，既有生活水平，也有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否合理的答案。

过去，一个人的参照群体主要由同事、亲友和邻居组成。大家多少知道彼此的家庭条件、工作环境和生活压力。即使羡慕某位同学收入高，也知道他做什么工作、承担多少风险。如今，比较越来越容易脱离这些背景：陌生人的财富可以被看见，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经常不在屏幕里。

少数人的生活，为什么成了多数人的标准？

在同一条信息流里，上一条还是普通职员分享加薪经历，下一条就有人晒出几百万元的存款，再滑一下，是房产博主展示江景大平层。这些人原本处在不同的城市、行业和收入阶层，现实中可能终生没有交集，却能连续出现在一个人的手机里。互联网极大扩展了我们了解别人生活的范围，也让过去很难放在一起的生活，被摆上了同一张比较表。

这种比较带有一个过去很少遇到的问题：屏幕让我们接触到的生活，不等于真实社会里各种生活的比例。一个原本在单位里收入不错的人，刷完一圈“同龄人成就”，突然觉得自己平平无奇。这像一张全国青年收入榜，却既没有排名依据，也没有告诉他这些生活属于多少人。

人们发布内容时，本来就倾向于选择值得记录的时刻。买房、升职、旅行和精心布置的家，更容易被拍下来；无聊的周二、加班后的疲惫、贷款还款提醒，通常不会获得同样的展示机会。一个人一年住了一次昂贵酒店，主页上可能留下十几张照片。观看者却未必知道，其余三百多天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平台的推荐机制又会对这些内容进行第二次筛选。一条高薪经验分享如果获得更多点击、停留和互动，就有机会进入更多人的信息流；创作者发现这样的内容受到欢迎，也更愿意继续生产。

发布者筛选自己的高光时刻，用户用注意力筛选内容，平台根据反馈决定哪些内容继续传播。少数人的生活未必成为多数人的现实，却可能占据多数人的视野。 一个稀有样本被重复观看，便有机会慢慢冒充日常。

这样的内容筛选发生在巨大的用户规模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达到10.68亿人，占网民的95.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网络视听用户达到10.99亿人。现实中很少结识的高收入者，却可能每天在手机上出现，改变他对同龄人生活的想象。

这种观看会怎样影响幸福感？中国研究者对970名青年的调查发现，社交网站上的向上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存在联系，嫉妒感等心理因素参与其中。

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也比较了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差异：用于交流和维系关系，与被动浏览内容，对人的体验并不相同。同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人维持友情，也可以让人不断计算自己落后了多少。

想象一个只有100人的社会，其中5个人拥有特别高的收入。如果他们发布内容的频率更高，内容又被更多人看到，普通人每天刷到的“成功生活”，就可能远远超过真实人口中的5%。这只是解释样本偏差的假设，反映的却是一种真实的信息传播机制：出现频率高的生活，容易被误判为普遍生活。一个人并没有进入高收入圈子，却开始按照那个圈子的住房、消费和职业成就给自己打分。

当“年入百万”“三十岁买房”“孩子从小接受什么教育”被反复呈现，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成就，就可能被理解成同龄人应当完成的任务。社交媒体正在把少数人的例外生活，推成越来越多普通人心里的及格线。 一个人可以比过去富裕很多，却总在拿自己尚未拥有的东西证明自己没有成功。

所有人都更富了，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自己输了？⁠ ⁠

假设甲和乙的月薪分别是8000元和16000元。几年以后，两个人的收入都翻倍，分别达到16000元和32000元。如果物价没有同步翻倍，两人购买力都提高了，甲却仍排在乙后面。如果他只用收入排名评价自己，这几年取得的进步便很难换来预想中的成功感。

2026年发表于《自然·通讯》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09个国家、超过9万名受访者的数据。在约80%的受研究国家中，收入排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强于绝对收入水平。

在更重视物质成功的社会，这种关联往往更强。收入除了决定能买什么，还被用来回答另一个问题：在同一群人里面，我究竟排第几？如果生活的好坏始终由后一个问题决定，个人收入的增长便很容易被别人的增长抵消。

经济增长与社会排名之间，有一处无法消除的差别。企业可以生产更多家电、汽车和日用品，生产效率提高后，更多家庭能够同时享受更好的生活。但核心区位的住房、热门学校的入学机会、企业的高级岗位，都存在某种稀缺性。收入普遍提高，意味着更多人能够参与竞争，却无法让这些位置按同样速度增加。

弗雷德·赫希在《增长的社会极限》中讨论过位置性商品。看演出时，前排观众站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后排的人为了看见舞台也跟着站起来，最后大家都站着，视野未必改善，还额外付出了体力。

某些教育和职业竞争也是如此。每个家庭都希望多投入一点，整个社会投入不断增加，能够进入最受欢迎学校或岗位的人数却依然有限。

再把住房放进来，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相同的收入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同样月薪两万元，早些年买了房的人，可能有更多现金流用于旅行、储蓄和孩子教育；仍在筹集首付的人，则要把很大一部分工资留给住房。即使工资增长比例相近，资产积累的起点也会影响未来选择。生活中的许多抱怨，表面指向工资多少，背后关心的却是自己付出努力以后，能否获得相近的机会。

市场经济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财富，排在收入前10%的人却始终只能占10%。当住房、教育和职业成就成为衡量成功的统一尺度，家庭新增的收入便可能继续投入位置竞争。大家付出更多，排名却总要分出先后。经济增长可以让所有人同时向前走，却无法让所有人同时站到队伍最前面。 如果成功被定义为超过别人，那么多数人在任何收入水平上都注定无法达标。

谁在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生活？

一个年收入不错的管理者，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另一个人收入普通，却能够按时下班，周末陪家人，住在熟悉的社区里。如果只看工资、房产和职位，前者显然更接近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成功生活。但把睡眠、亲密关系、健康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算进去，两个人的生活便很难排出高下。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曾把人的需求从生存、安全延伸到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收入增长能帮助解决住房、医疗和日常消费，也能增加人的选择权；当这些条件得到改善，工作自主权、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经济宽裕却长期缺少陪伴的人，很难依靠下一次加薪解决孤独；一个有稳定收入却没有时间的人，也无法把工资单上的数字直接换成和家人相处的周末。

2011年，研究者泰伊与迪纳分析了123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基本需求的满足与生活评价联系紧密，社会关系和受到尊重与积极情绪的联系则更突出。金钱可以缓解物质匮乏，仍需要其他生活条件让财富转化为满足。

2026年那项109国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较高的环境里，收入排名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相对较弱。当人能在家庭、社区、公共生活和工作关系中获得认同，就不必只依赖收入数字确认自己的价值。衡量生活的尺度越丰富，收入排名就越难支配一个人的全部自我评价。

年薪能够写成醒目的数字，房子可以拍成照片，升职能够放进标题；一段稳定的友谊、一个不需要处理工作消息的周末，却很难被同样清楚地展示和比较。

容易展示的指标也更容易被包装成消费目标：看见别人拥有更漂亮的家，就有装修和家居需求；担心孩子落后，又会增加教育支出。平台、创作者和商家可以围绕这些目标生产内容、销售商品，而那些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却无法标价的事情，很难得到相同的关注。

当收入、房子和职位不断获得社会关注，人们容易把能公开比较的东西，当成判断人生的全部标准。

一个社会越把少数人的成功当成统一标准，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就越容易被判定为失败。 工资、房子和职位重要，时间、健康、关系和自主权同样具体。有人愿意继续投入竞争，有人希望保留自己的周末，有人更重视家庭，有人从工作本身获得满足。这些选择难以排成统一名次，却共同构成一段生活是否值得过的答案。⁠ ⁠

更好的生活，究竟由谁来定义？

回到开头那位月薪两万元的年轻人。八年前，他希望拥有自己的房间、买票时不用反复看价格；如今这些愿望已经实现。可是只要继续拿屏幕上最耀眼的生活当目标，他总能找到一个比自己收入更高、房子更大、履历更漂亮的人。那条及格线会随着每一次刷新重新出现，过去的努力仿佛始终无法换来一张合格的成绩单。

经济增长让更多人有能力决定怎样生活。如果越来越多人必须达到少数人的标准，才能承认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社会越富裕，也可能有越多人觉得自己不够成功。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在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生活，又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的生活才算成功。

• 资料与口径：国家统计局2020年、2025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资料；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Killingsworth等（2023），PNAS；2026年《中国经济评论》收入期望研究；2026年《自然·通讯》收入排名与幸福感研究；中国青年社交网站向上比较研究；Tay与Diener（2011），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世界幸福报告2026》；Fred Hirsch《Social Limits to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