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的太狠，我来降温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紫禁城）

如果你能穿越回明朝宣德年间，你大概会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街上没有饿殍，官府按时放粮，明宣宗朱瞻基刚登基就减免税赋，还惩治了不少的贪官。

因此后人给这段时期起了个名字，叫仁宣之治，甚至把这段时期和文景之治并列。

但如果你多待几天，多跑几个衙门，多和一些底层小吏接触， 你就会慢慢发现，这个所谓治世，有点不对劲。

比如苏州，年年减税，但年年交不齐，积欠的粮税多达七百九十万石，老百姓是跑路的跑路，卖田的卖田。

再比如京城里，宦官开始迈上历史舞台，文官却普遍不受信任，还被打压。

当然，这些事情，似乎在盛世的滤镜下，只能说是白璧微瑕，但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把镜头拉远，拉到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你就会发现，正是宣德年间的这些小小瑕疵，一个接一个的在之后炸开，成了大明朝埋的最深的雷。

我们先说宦官的问题。

高皇帝当年立过一个铁律，那就是不允许宦官读书，不许他们识字，甚至还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上写：

• 《明史》卷三百四：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朱元璋的逻辑是很朴素的，古来宦官干政就没有好事，甚至会导致政权的衰败，宦官是什么？是家奴啊，家奴还用识字吗？只要他们不识字没文化，他们就难以参与政治，只能老老实实的扫地倒马桶。

这个规矩，在洪武，建文，永乐三朝都没有被破坏，永乐年间虽然朝廷开始派宦官出使，监军，但都是临时性的差事，没有形成制度，但到了宣宗一朝，画风就彻底变了。

• 《明史》卷三百四：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

我们要注意定制这两个字，就是说，皇帝不是临时办个培训班教宦官读书，这是一个写进制度里的长期安排，而且是由大学士亲自教，教儒家经典，历史典籍，那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培养一批通文墨，晓古今的宦官来给皇帝使用。

（明代宦官 小像）

那可能有读者会说，教宦官读书怎么了？这不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吗？宦官也是人啊，再说知识也不是毒品，学知识还有错啊？

其实，问题不在学习本身，而在于学习之后干了什么。

因为宣宗开始大力的培养宦官，培养“聪明”的宦官，因此宦官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因为他们学会了知识，学会了文化，所以他们有了参与政治的能力，比如说宣宗之后的英宗朝，那个权倾朝野，对土木之变要负有主要责任的大宦官王振，就是宣宗教宦官读书的受益者，此之后如刘瑾，魏忠贤，如果不是宣宗开了这个头，后来有没有他们还说不定呢。

宣宗不禁止宦官干政，甚至把宦官参与政治变成了一项制度，主要还是因为宣宗不信任大臣，既然不信任大臣，那么大部分的工作皇帝就不会交给大臣，而只能亲力亲为，但皇帝也不是铁打的，他自己干不过来，所以他才要把宦官培养成能为他干活，为他分担工作的“人才”。

我们可以说，宦官政治的制度，就是宣宗研究出来的。

但，评价一个制度，我们看的不是该制度的最好情况，而应该是最差情况，宣宗可以灵活自如的使用这些宦官，但他能保证，他死后所有的明朝皇帝，都可以给宦官有限的权力来完成工作，而长期的抑制他们，不使他们发展成为危害国家的毒瘤么？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曾说：

• 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既然让喝酒的人上路，就别怪他们飙车。

和亲近宦官不同的是，宣宗对文官是极为抵触的。

宣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给他上课的老师，叫戴纶。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的皇子教育都很严厉，戴纶也非常严格，宣宗只要一不认真读书，戴纶就跑到成祖那里去告状，宣宗对此非常怨恨，等到宣宗当了皇帝，他就对戴纶展开了打击报复：

• 《高密县志》卷九：帝临鞠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

皇帝亲自审讯戴纶，戴纶不服，被当场打死，之后抄家，亲属拘系。

（明朝官员 小像）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御史陈祚，上疏劝皇帝多读书，给皇帝推荐了一些古代的典籍，我们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劝谏了，这是好话啊，这是希望皇帝好，但宣宗勃然大怒，他认为陈祚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文化，于是下令：

• 《明通鉴》卷二十一：乃下之狱又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祚父竟...死。

宣宗把陈祚和陈祚的家人都关到了牢房里，关了五年，陈祚的父亲直接在牢房里病死了。

同一时期，有个叫做郭循的刑部主事反对拓建西内皇城，修建离宫，大概就是劝宣宗不要兴土木，伤民财，皇帝把他召来当面诘问，郭循抗辩不屈，也被投入监狱。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宣宗不允许大臣过多的议政，对自己提出批评和建议，这对明代言官政治影响深远，皇帝这么整，以后谁还敢说实话，说真话？
戴纶和陈祚的遭遇，就是挂在朝堂上的两只风干鸡，这让后来的大臣们从敢说话变成了站队说话，再从站队说话变成不说话。

当一个古代王朝的说话成本如此之高时，剩下的也就只有一片沉默了。

再说交趾。

永乐年间，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已经在明朝的版图内，朝廷还设置了交趾布政司，派官僚，驻军，收税，经营了二十多年，但到宣德年间，当地反抗不断，明军战事不利，宣宗最后决定，不打了，撤。

从止损的角度看，这个决定不算离谱，交趾离中原太远，补给线长，驻军成本就更高了，继续投入似乎是个无底洞，所以宣宗才说：

• 《皇明史概》大训记卷十四：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

只要当地老百姓过的安稳，别人骂我，我也认了。

话说的很有担当，但问题是，撤之前宣宗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呢？

宣宗最开始派了一个叫做王通的人领军，而《明史》对王通的评价是：

• 通素无战功，以父真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误用之。

这人是个官二代，毫无战功，朝廷不知道他的恶劣无能，用错人了。

（史料记载）

王通战败了不少，还擅自撤回了部分地方的官吏军民，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包括王通之后，宣宗派出去的将领也全都是马马虎虎，要么能力不够，要么骄傲轻敌，战场形势就是这么断送的。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记载，打仗的时候，宦官也有参与，比如太监山寿，他是“妄执己见，再三陈奏，惟事招抚，以致养祸遗患”，还有一些宦官在军中肆意妄为，打乱战术安排，但宣宗只是“亦但加之譴責而已”，骂两句就完事儿了。

看得出来，皇帝对宦官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对文官的容忍度，这种不对称的态度，本身就是制度不良的信号。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再聊一点皇帝的家事儿。

宣宗的原配皇后是胡善祥，但宣宗因为喜欢孙贵妃，要换皇后，想要把皇后废掉，但皇后不是想换就换的，得有正当理由，于是宣宗找到胡善祥，让胡善祥自己辞让皇后的位置。

• 《明史稿》卷一百六：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

胡皇后没有过错而被无端废黜，大家都很可怜，很多大臣，如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曾上疏抗辩，但皇帝没有听从。

后来宣宗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所以皇帝还说：

• 《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七：此朕少年事。

意思这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现在我也后悔了。

（明宣宗朱瞻基）

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宣宗可以在大臣集体不赞同的情况下，让当事人自己去行动，从而达成皇帝的目的，制度提供了形式，皇帝提供了意志，形式服务于意志，后来的明朝皇帝无不借鉴宣宗的这一招，如正德南巡，嘉靖大礼议，万历立储，而且大部分都成功了。

最后再说财政。

《明史·宣宗本纪》中说：

• 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

听起来非常好，非常的完美。

但同样是在《明史》中，又记载：

• 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

苏州一个府，积欠七百九十万石的粮税，这是什么概念？

《明史·况钟传》记苏州七县秋粮总额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官粮占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约94.5%。

这也就是说，苏州的税负绝大部分是官粮，官粮的征收标准沿袭了元朝末年私租簿的数额，这个数额高的离谱。

朝廷里一个叫周干的大臣曾巡视苏常嘉湖，他问：

• 《吴郡通典》卷五：田没于海，租从何出？

田地都被海水淹没了，那租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这种情况，宣宗不是没做事情，如果我们说这一篇文章的意义就是批评宣宗，那其实也没有意义。

宣宗有意识的终结了永乐时代的扩张惯性，将明朝拉回守成和内政修明的轨道，他曾重用三杨，形成了稳健的统治核心，完善了内阁的票拟制度，设立了巡抚，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推行了一系列蠲免税粮，赈灾救荒的措施，还叫停了持续北征和下西洋的巨额消耗，正是在宣宗一朝，社会得以在长期动荡下获得喘息。

所以作者对宣宗的批评，其实是落在边界上的。

（古代 苏州 农田）

苏州的问题，宣宗曾派大臣周忱和况钟处理，他们减免了苏州粮额七十二万余石，相当于原额的26%，这是实打实的善政。

但是，周忱要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在江南搞财政整顿，周忱认为官田税太重，民田税轻，他想让松江的官田按民田标准收税，结果户部竟然说周忱是在破坏祖宗成法，坚决反对。

那这个时候，宣宗的态度是：

• 《娄县志》卷六：虽不罪，亦不能从。

皇帝没处分周忱，但也没有听从周忱的建议。

那宣宗自己有没有执行过减税的政策呢？有，但情况是，宣宗下发了减税的诏书，但负责财政的官员却告诉地方官：

• 《明史》卷七十八：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

皇帝的诏书就是意思意思，你还当真啊？

宣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很生气，他说“计臣壅遏膏泽”，但却“不深罪也”，就是骂两句就完了，并不追究。

陈祚劝皇帝多读书，皇帝都觉得伤自尊，还要把陈祚全家关起来，结果财政部的官员阻挠减税，不执行皇帝的命令，老百姓得不到实惠，皇帝只是轻飘飘的骂两句。

从大明百姓的角度来说，后者自然害人，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前者冒犯的是自己的尊严，后者侵犯的是百姓的利益，这优先级自然是一目了然。

作者从不否定仁宣之治，这是明初的三大盛世之一，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代，作者也认为宣宗整体上是一个好皇帝，是一个优秀的帝王，这也没有太多争议，但在文章最后，作者想要贴出一段史料记载，这是后人对宣宗的其中一个评价：

•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而棄交趾于荒外，廢胡后于長門，繫陳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

大醇小疵，意思是大体纯正，小有瑕疵，可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瑕疵放到将近三百年的尺度里来看，它们真的，小么？

参考资料：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宣宗本纪》、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卷七十八《食货志二》、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一》、卷一百五十三《周忱传》、卷一百五十四《柳升传》《王通传》、卷一百六十一《况钟传》、卷一百六十二《戴纶传》《陈祚传》、卷三百四《宦官一》、卷三百二十一《安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