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军遇见土司，土司遇见红军

*本文为《半月谈》2026年第20期内容

红军长征途经众多民族聚居区，一方面，需要唤醒民众，赢得各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统战工作，积极争取民族地区上层人士。在各民族聚居区，作为一方最高长官，土司这一官职多封授给西南、西北地区的各民族首领。当红军遇上土司，土司遇上红军，将会发生什么？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上下两头”同时发力，不仅给各族穷苦大众以极大鼓舞，点燃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擦亮了包括土司及其头人、喇嘛寺活佛等在内的部分上层人士的双眼。从敌对顽抗到主动靠拢，从犹疑观望到倾力相助，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思想上受到不同程度的触动，行动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红军长征从各民族聚居区顺利过境，突破了封锁，冲出了困局。

来自土司世界的隔阂与敌意

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手段之一，土司制度正式确立于元朝，推行完善于明朝。自雍正以来，清政府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任用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逐步代替世袭土司。

晚清川康等地地方长官力推改土归流，然不久即因政权更迭、政局动荡，各地土司大多恢复。国民党当局鞭长莫及，对一些势力较小的土司进行了裁汰，对一些重要的土司则颁授印信加以确认。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四川、西康、甘肃、云南、贵州、湖南等地还有不少土司残存。

半月谈记者在四川、甘肃调研中了解到，长征时期，四川西北尚有土司土屯部落115个、土司土官114人。这些部落以姻亲关系、拴头关系、政教合一等方式，分属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为首的土司集团、苏永和为首的头人土官集团、华尔功成烈为首的川西北草地部落集团等；康北地区的大土司则有德格宣慰司、孔萨、麻书、朱倭、林葱4个安抚司及霍尔白利长官司，东北角还有巴底、巴旺两个宣慰司；甘肃南部的大小土司中，则以卓尼土司势力最大。

借助与土司势力千丝万缕的关系，红军入川之际，国民党政府将不实宣传渗透到土司辖区部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污名化流言在红军到达之前即广泛传播，《惩治条例》等高压峻法也在民族地区流传开来。不明真相的藏族民众对红军十分恐惧，不等红军到来便携家带口出逃避难。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军阀处理与土司关系时各有算计，增加了各民族与汉族的嫌隙，给红军长征造成了困难。川西北大批土司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除了正面交火，还不时偷袭红军。正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的，红军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团结起来敌视他们的人民”，红军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

在雪山草地之间，要在民族地区的陌生世界中打开局面，红军何去何从？

从阻击到降服，从敌视到友善

红军长征过境藏族羌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司仍然盘踞一方，相互关系盘根错节。要想顺利过境，首先必须处理好与土司们的关系，尽最大可能争取他们的支持。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市，历史上号称“四土地区”，分布有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当地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曾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人物原型，以及相关剧组的主要取景地，都与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及其官寨密切相关。

从马尔康市区向东出发，驱车7公里，半月谈记者便来到马尔康镇西索村。梭磨河水潺潺抱村流淌，一幢幢西索民居井然分布。绝大多数土司官寨已成废墟，但卓克基土司官寨仍完好保存至今。这是一栋具有传统嘉绒建筑风格的五层木楼，以石块石片垒墙，木柱木板做壁，雕梁画栋，蔚为大观。

在这座被毛泽东称为“长征途中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建筑”里，马尔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夏海军、卓克基嘉绒藏族文化旅游区讲解员扎西严木初等人的细致讲述，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自两河口出发，翻越梦笔山，进入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受国民党政府反动宣传的蛊惑，与多数土司一样，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对这支陌生的队伍心存戒备，派兵据守官寨，在深谷中开枪阻击，红军向导不幸牺牲。相持至夜晚，大雨倾盆，红军先头部队为联络后续部队，向天空发射了3颗彩色信号弹。霎时间，夜空被照得通明。土司索观瀛及其士兵从未见过这等“神物”，以为红军施法术、放“神火”，便仓皇弃寨而逃，连土司大印都来不及带走。

红军进驻官寨后，严守纪律，不扰百姓，并派人寻找土司，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在卓克基土司官寨住宿数日，毛泽东翻阅了土司书房里的《三国演义》《古文观止》等藏书，感叹：“古有郿坞，今有官寨，土司的这个城堡应该是我们在长征途中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建筑了。”

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官寨后，在“土司议政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即著名的卓克基会议。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李元春说，会议专门讨论民族地区的有关问题，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号召藏族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半月谈记者走进当年举行卓克基会议的房屋，看到墙上贴着《告康藏西番民众书》的复制件。正是这份重要公告的广泛张贴和配套宣传，逐步打消了当地部分土司和民众的疑虑。

长征途中的卓克基会议在卓克基土司官寨举行 周清印 摄

马尔康市史志中心主任陈涛认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卓克基地区在整个中央红军北进甘南前，一直是红军整个战役布局的后勤基地，中央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和《夏洮战役计划》，也都把卓克基作为总后方。

在红军的帮助下，马尔康先后成立了13个乡级苏维埃组织，以本地藏族为主体，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协助红军开展工作。因此，马尔康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北上驿站。

多年后，索观瀛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于红军对官寨的秋毫无犯，也为自己当年的鲁莽无知而反省。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作为西南民族参观团代表来到北京，毛泽东欣然邀请他同桌就餐。席间，毛泽东还对他说：“红军当年是借路北上，住进官寨，你用不着躲进山林里。”

与之类似，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地区，土司头人（涅巴）夏克刀登与红军之间，也经历了由冲突到和解的变化过程。

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剑锋告诉半月谈记者，最初，夏克刀登对红军心存误解和敌意，曾参与阻挠红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他受伤被俘，自忖必死无疑。但红军并未杀他，朱德总司令还派人请来红军医院院长苏井观为他治疗溃烂的伤口。

好几天过去，夏克刀登欲试探红军是否真有诚意，提出想派人给新选出的德格土司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红军领导人表示“一切悉听尊便”。德格土司接到信后，派了一个小头人乌金泽登前来探明虚实。

杨剑锋说，在这些日子里，红军领导人多次到医院看望夏克刀登，同他拉家常，讲形势。夏克刀登的态度由敌视、怀疑红军转变为信服、拥护红军。他利用自己在德格地区的影响力，为红军筹集了150头牛、53匹马和大批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

夏克刀登的转变，是红军争取民族地区上层人士策略的成功实践。其要义是：不经由“打土豪”“阶级斗争”的激进方式直接触动上层利益，而是通过宣讲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其社会地位，争取其理解和合作。

徐向前元帅曾总结：“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对坚持反动立场、顽固抵抗者，才以武力解决之。”

女土司与活佛的开明之举

在红军遇到的土司中，还有一些土司原本就具有开明性、进步性，对红军抱有好感。当红军过境时，他们不仅未围追堵截，反而积极释放友善之意，乃至与红军将士成为知心朋友。

女土司德钦汪姆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被誉为“康巴之花”的她，是掌管此地的第八任孔萨土司丹真尼玛的女儿。1935年，17岁的德钦汪姆正式成为第九代孔萨土司。

也正是这一年，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向甘孜进军。彼时，德钦汪姆作为甘孜的地方首领，是国民党政府和四川地方军阀极力笼络的对象。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发布《惩戒条例》，通告藏族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当通司（翻译），企图置红军于绝境。

据甘孜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晓波介绍，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负责人设法与德钦汪姆以及甘孜寺香根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等取得联系，明确宣告了红军“灭蒋兴藏”、北上抗日的方针。深明大义的德钦汪姆与地方宗教领袖磋商后，毅然作出决定：不参与国民党倡导和推动的围剿红军的活动。为帮助困境中的红军，德钦汪姆带头将自家窖藏的18万斤粮食支援给红军。

作为康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之一，德钦汪姆的义举带动了一批藏族上层人士向红军靠拢。

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最初对红军并不了解，持观望态度。正值高原隆冬，红军战士们一律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靠挖野菜、捕鼠雀充饥。格达活佛则一直暗中观察。

甘孜县白利寺管委会主任张尼玛告诉半月谈记者，红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进行了数次交谈。格达活佛认定“这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毅然站了出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粮草、担任翻译和向导、救护伤员。

朱德在甘孜会师庆祝大会上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

张尼玛还介绍，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部分反动土司卷土重来，格达活佛冒着极大风险与之斗争。在他和群众的照料下，留在甘孜的2000余名红军伤病员绝大多数被安全转移，踏上北上抗日的道路。

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5月经过云南中甸时，归化寺的管事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拜见红军。贺龙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归化寺活佛，承诺“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贺龙还到归化寺拜访活佛，赠送“兴盛番族”的锦幛。随后，归化寺令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几天内红军就筹集到10万余斤粮食。

红色土司的英勇与悲壮

更有一些土司，因植入红色基因而彰显革命性，令人敬仰，为人颂扬。

在阿坝松潘草地边缘，一位羌族土司在短暂的人生中书写了一段红色传奇。1933年，松潘刚经历过7.5级的叠溪大地震，岷江沿线的羌、藏、汉等各族百姓流离失所。然而，官府非但不赈灾，反倒层层摊派苛捐杂税。生于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家族的安登榜，愤然带头抗捐抗税，触怒官府，被罢免区长职务并遭追杀。

安登榜率十余名随从武装出逃。走投无路之际，他们途中偶遇西进的红军部队。安登榜深信“这支队伍是真正为各族群众谋活路的队伍”，当即决定投身红军。

松潘县川主寺镇小学副校长、安登榜曾孙安承勇向半月谈记者讲述，红军对曾祖父这位“神枪手大少爷”早有耳闻，对他委以重任。“曾祖父熟悉本地山川地形，通晓羌藏汉三语。他带领红军，分化瓦解地方武装，击溃守军，顺利进入松潘境内。”

击唾抗捐偏敢怒，筹粮导路岂辞劳？安登榜多方奔走宣讲红军政策，为红军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物资。1935年6月，安登榜被正式任命为游击大队长，陆续有200多名羌族同胞主动加入红军队伍。当年8月，红军北上，安登榜率队一同出征，担任向导、前卫并开展宣传和筹粮工作。

安承勇说，临行前，曾祖父特意回家嘱咐妻子“认准红军、相信共产党，莫信国民党”。最终，这位“长征路上第一个牺牲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毛儿盖筹粮途中被敌人杀害，年仅40岁。

除了四川的羌族土司安登榜，甘肃的藏族土司杨积庆也心向红军、追随红军。

一个微雨的秋日清晨，半月谈记者专程前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拜谒杨积庆烈士纪念馆。据馆长赵虎和讲解员牛倩倩介绍，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南迭部地区，进入了杨积庆的领地。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杨积庆，身为甘南卓尼第十九代土司，对国民党军阀惯于欺压藏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在腊子口朱立村，久经鏖战的红军战士宁肯住在露天草坡，也不打扰群众。杨积庆从老百姓口中得知这些情况，并了解到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队伍”，毅然决定帮助红军。

卓尼县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罗信锋告诉半月谈记者，面对国民党的施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杨积庆审时度势，一面虚张声势调兵遣将，做出随时出击的架势；一面密令部属“藏兵撤退山林，不与红军对抗，让红军通过迭部。迭部几个仓的粮食，不必转运、窖藏，让红军取食”。知道红军缺粮，杨积庆指示崔古仓的守仓官把仓内的锁都打开，只锁大门，然后以躲红军为名跑进深山。红军来后，顺利打开了储藏着20多万公斤粮食的仓库，获得了充足的补给。

罗信锋特别强调，中央红军准备攻打天险腊子口时，杨积庆密派藏民充当向导、打探敌情，有力支持了红军拿下腊子口这道“鬼门关”。

杨积庆的义举为国民党鲁大昌部所知。1937年8月25日晚，鲁大昌策动“博峪事变”，派心腹营长率队潜入杨土司驻地博峪。杨积庆等人挥枪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与长子杨琨、长媳、孙女等7人倒在枪口之下，时年48岁。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杨土司，成为红色土司。

上下互动拧成“牦牛革命”的合力

民族地区上层人士与广大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拧成一股合力。红军最终能成功抵达陕甘宁，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同向互动。

在格达活佛和德钦汪姆等人的感召和带动下，甘孜、道孚、炉霍等地寺庙纷纷支援红军。据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甘孜寺支援红军粮食登记簿（藏文）记载，甘孜寺及其下属的7个喇嘛寺和奇多寺交给红军青稞7746斗、豌豆5305斗，共计19.576万斤。更龙寺在格达活佛的动员下，支援红军粮食50多石，约1万余斤。

甘孜州各县的土司头人也不甘落后。在甘孜县，绒巴岔拿瓦家支援10万斤，阿都土司家5000斤，古龙和仁青多吉家1万斤，日普家8000斤。在炉霍县，仁达卡沙寨子的头人益西绒布将自己的3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在新龙县，河西头人巴登多吉还专门派人跑到附近县乡为红军筹粮、购买牲畜……

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和群众还冒着风险安置和照料红军伤病员。道孚县藏族群众根却志玛不惧国民党军队威逼，掩护十名女红军战士，给她们治好了伤。李元春说，红军撤离康北地区时，不少群众因收留红军伤员而遭反动派杀害。

最令人动容的是，大批各族青年直接参加了红军。据《红军长征在阿坝》记载，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仅今阿坝州境内参加红军的各族群众就达5000人以上。不到两万人的茂县，有近1000名羌族青年参加红军。

有一家五口参加红军，母女三人走完长征。半月谈记者途经阿坝州理县“红女”故里，红军墓园里长眠着5位红军。被称为“红女”的母亲杨金莲（藏名板登卓），在红一方面军随军家属队担任通司（翻译），同时发动藏族群众筹粮。在县苏维埃保卫局同样做通司的大女儿姜秀英，在翻雪山时脚趾冻坏无法医治，她硬是忍痛把脚趾砍掉，继续行军……

在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碑园副研究馆员秦成勇特别向半月谈记者说起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安登榜，羌族土司，抛下“尊贵”身份跟着红军走。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藏族小僧人桑吉悦希——后来人们都叫他天宝。这个当年不满20岁的小喇嘛，在1935年红军经过时毅然还俗参军，成为红军中第一批藏族战士、第一批藏族党员，后来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

坐落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元宝山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周清印摄

除了人，牦牛也随军北上。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阿坝雪山草地分院高级讲师王东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一组数据：1935年至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驻留阿坝州所在的川西北高原16个月，各族群众和各界人士除了支援3000多万斤粮食，还支援了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牦牛是高原唯一集肉、奶、皮毛、运力于一体的生产生活牲畜，这20多万头牦牛等牲畜在长征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哞哞声撼土司城，廿万牦牛随北征。犄触雪山犹欲吼，蹄埋泥淖尚能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天宝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均记载，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羌族同胞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并将其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在阿坝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看来，对今天而言，“牦牛革命”内涵丰富，它是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在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峥嵘岁月蓦回首，石榴抱团情更稠。红军长征沿途与各族群众以及土司、活佛等上层人士打交道的成功探索，迄今仍留下宝贵的经验启示：一以贯之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政策，以尊重赢得信任，以信任换取支持，以支持凝聚力量。

半月谈记者：周清印 范钟秀 薛晨 尹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