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跳板这头搁着一副垫肩,补过两回,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五十八岁的邝师傅弯腰把它拎起来,抖了两下,搭上肩。
天没亮,海面上浮着一层白气。一九九四年八月,珠海一个渔码头。跳板从岸上斜搭到驳船的船帮上,杉木的,当中踩出一溜白印。
“老邝,今天几趟了。”
“十四趟。”邝师傅说。
“十四趟,一趟三分钱,四毛二。”发工钱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子,姓何,手里捏着一把小票。
“四毛二。”邝师傅伸手。
小何数了两毛八,放在他手心里。
“怎么是两毛八。”
“抽一分。”小何说,“柯老板说的,从今天起,扛包的一趟抽一分。”
“抽一分,我一天扛三十趟,抽走三毛。”邝师傅说,“我这垫肩都补过两回了。”
“补过两回也是你的垫肩。”小何说。
“我扛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一趟三分。”小何说,“柯老板说,码头上的钱要重新分。”
“重新分,也得有个说法。”
“说法在仓里。”小何说,“跟我说没用。”
邝师傅没再说话。他把两毛八折起来,塞进裤腰,把垫肩从肩上取下来抖了两下,抖完挂回仓门边墙上的钉子。
上午九点,邵伟押着一批表到了码头。
邵伟二十五六岁,个头不高,脾气要强,替表行跑港线跑了两年。这一批一百二十只,精工的八十只,镀金的四十只,一箱装六十只。那年一块精工表三百六,镀金四百八,一只一只算下来,值四万八。他自己提一只,另外一箱让脚夫挑着。
“柯老板。”
“货单呢。”柯世昌说。
柯世昌四十六岁,码头上有三条船、一间仓,本地一伙人跟他都熟。他坐在仓门口的藤椅上,脚边一只风扇,扇叶转得慢。
“货单在包里。”
“拿出来。”
“一百二十只,精工八十,镀金四十。”邵伟说,“箱上有封条,封条是我自己贴的。”
“封条不值钱。”柯世昌说。
“值钱的是号。一只一号,号在我手上,谁动了货,号就对不上。”
“号也能做。”
“做得出来,做得对不对,你验。”邵伟说。
“验是要验,一天五十块看货钱。”柯世昌说。
“五十块我出。”邵伟说。
他把货单递过去。柯世昌看了一遍,抬头。
“这批货里有假的。”
“没有假的。”邵伟说,“一百二十只,一只有一只的号,你要验,一只一只验。”
“验是要验。”柯世昌说,“验出来有假的,货扣人留。”
“你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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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世昌让两个人把箱子抬进仓里。箱子进了仓,仓门从里头关上。邵伟站在门口等了一个钟头,门没开。
下午两点,加代的电话打到仓里。
“柯老板。”
“哪位。”
“加代。我兄弟在你这仓里。”
“人在我这儿。”柯世昌说,“货有假的。”
“我把货单送过去。”加代说,“一页一页你看。”
“加代的大名我听过。”柯世昌说,“这条水道不是深圳的街。”
加代没接这句。他把货单折成四折,装进皮包。
九三年四月的事,他记着。那年表行被人做了一局,一批表进来,验出四十只是假的,赔八万。邵伟那年二十三,把自己攒的六千三全拿出来,又去他舅舅家借了两万,一沓一沓码在表行的柜台上。
“钱是死的,人是活的。”邵伟当时就说了这一句。
“这钱我按三分利还你。”
“不要利。”邵伟说,“你别让人再栽一回就行。”
现在邵伟栽在珠海一个码头上。
当天下午,加代去码头后头一间修船的棚子。老前辈六十岁,海上跑了三十年,码头上的人都叫他一声叔,正坐在棚子底下补一张网。
“柯世昌扣了我的人。”加代说。
“我知道。”老前辈说,“他这个人不认人,认水道。”
“我要递话。”
“递什么话。”
“货是对的,人放回来,罚多少我出。”
“罚多少你都出。”老前辈说,“你今天出三成,明天他罚五成。”
“话先递到。”加代说,“他不接,我才有理。”
“这句像人话。”老前辈说,“我去递。”
晚上回话。
“他要罚三成。”老前辈在电话里说。
“罚三成什么。”
“货值的钱。”老前辈说,“四万八,罚一万四千四。罚了钱,人放。”
“货是对的。”
“货对不对他知道。”老前辈说,“他要的是立个规矩。这条水道以后谁走货,都要过他一道手。”
“我明天过海。”
“过海可以。”老前辈说,“你带几个人过海,别带家伙。码头上有码头的规矩。”
第二天中午,加代过海。船票四块五,他买了四张,带了丁建、乔巴和江林,另外两个人留在岸上看车。
柯世昌在仓里等。仓里堆着米袋,一层一层码到房顶,中间留一条走道,走道尽头放一张方桌,桌上四个菜,一壶茶。
“加代。”
“柯老板。”
“坐。”
加代坐下,把货单放在桌上。
“一页一页你看。”
柯世昌没看货单。他抬了抬下巴,旁边两个人把一只木箱抬过来,箱盖撬开,里头一格一格装着表,每格一只,垫着白布。
“你这批里有假的。”柯世昌说,“我抽了十只,验出三只不是原厂的。”
“哪三只。”
“这三只。”柯世昌从箱里捏出三只,摆在桌上。
加代拿起来看号。三只的号都是连着的,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
“这三只是我进的。”加代说,“进的时候就这个号,号是我一只一只对的。”
“号对不上厂里的册子。”
“厂里的册子我没见过。”加代说,“我见的是货,货在我手上过了三遍。”
“过三遍也过不出真假。”柯世昌说。
他说完,把那只木箱往桌边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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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翻了。六十只表从格子里滑出来,落在水泥地上,玻璃碎的碎,表带断的断,一格一格的白布散了一地。
“验不出来就别过海。”柯世昌说。
加代蹲下去,一只一只捡。他捡的时候没说话,把能捡的都捡回箱里,碎玻璃用白布兜起来。
“碎了二十三只。”乔巴蹲在旁边数。
“数清了。”柯世昌说。
“二十三只,一只三百六,八千二百八。”乔巴说,“这钱谁出。”
“货是假的,碎不碎都是假的。”柯世昌说。
“假的你也得赔。”
“我赔得起我就不扣你的货。”柯世昌说。
“柯老板,我人不带走,货我留下。”加代说,“我在这儿等你验完。”
“验完了。”柯世昌说,“货扣,人留。”
当天夜里,邵伟被从仓里转到了船上。柯世昌那条最大的船,停在码头外的水面上,船上两个人守着,谁也不让上。
邝师傅那天在码头上扛米。雨下起来了,跳板上滑,他扛着一包一百八十斤的米,走到跳板中间,脚下一滑,蹲下去把包扶住。
“老骨头别占道。”后头有人喊。
“我稳一下。”
“稳什么稳。”一个年轻人从他旁边挤过去,肩膀一顶,邝师傅连人带包从跳板上滑下去,掉在船帮和跳板之间的缝里,半个人泡在水里,米包压在他胸口上。
码头上的人把他拉上来。他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把垫肩解下来拧水,拧完抖了两下,抖完又挂回肩上。垫肩湿透了,贴在肩上一动不动。
“邝师傅,摔着没有。”有人问。
“没摔着。”邝师傅说。
“你这包米泡了水,要赔的。”
“赔多少。”
“一包一百八十斤,一斤一毛二,二十一块六。”
“二十一块六。”邝师傅说,“我一趟三分钱,一天三十趟,挣九毛。”
“那你得赔二十四天。”
“二十四天。”邝师傅说,“我赔。”
加代站在岸上看着他,没过去。
马三用了一天,跟码头上扛包的几个人喝了两回茶。
“柯老板的三条船,一条大两条小。”扛包的说,“大船在外头水面,小船在里头泊位。”
“货都压在仓里。”
“压了半个多月。”扛包的说,“仓里堆了两百多包米,还有别人的十几箱货。他不让出,谁也不敢动。”
“码头调度跟他什么关系。”
“以前是酒桌上的关系。”扛包的说,“这个月换了个新的调度,姓吴,不认他。”
“船上有几个人。”
“两个。”扛包的说,“白天两个,晚上也是两个。晚上那两个人爱在船头打牌。”
当天夜里,丁建和乔巴摸到码头上。仓房门口两个看仓的正靠在米袋堆上抽烟,丁建从后头过去,一手一个,把人按进米袋堆里,米袋塌下去半边。
“别出声。”丁建说,“出声我让你在米袋里睡一夜。”
乔巴把仓门的锁扣上,用一根铁丝缠了三圈。
天亮,加代到了码头。风从海上过来,带着柴油味。那条大船停在离岸二十米的水面上,跳板一头搭岸,一头搭船帮。
加代站在那艘船的跳板这一头,低头看跳板上那块被踩塌的木板。
“木板塌了一块。”乔巴说。
“踩上去。”
“船头上两个。”乔巴在后头说。
“先按船头。”加代说。
加代先上。跳板在脚下吱了一声,往下沉了两指。丁建跟在后头,乔巴第三。船帮上有人在喊,喊的是本地话。
“回去。”船头上的人说。
“不回去。”加代说。
两个人往跳板口跑。
头一个抬脚就踹。加代侧身让开,一手抓住他的脚踝,往上一抬,人往后倒在船板上。第二个抄起一根竹竿横着扫,丁建矮身钻过去,抱住他的腰,两个人一起撞在船舱的铁门上,铁门上的插销撞开了。加代伸手去扶门,右手掌被舱门的铁边划开一道,从虎口到腕子,一条口子。
“邵伟在哪。”
“舱里。”
邵伟在舱里,靠着一只木箱坐着,脸上两块青,手腕上有一圈绳印。
“哥。”
“几天了。”
“三天。”邵伟说。
“一天几顿。”
“一顿。”邵伟说,“他怕我跑了。”
“脸上谁打的。”
“看船的。”邵伟说,“我不肯写那张字条。”
“什么字条。”
“写货是假的,我认。”邵伟说,“我没写。”
“能走不能。”
“能走。”
“往外走。”加代说,“别回头。”
柯世昌是从小船上下来的。他上船的时候,加代的人已经把船头船尾都站住了。柯世昌身后四个人,其中一个手里抬着一支双管,抬到肩膀那么高,朝天上放了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