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扫街的老师傅把竹扫帚往电杆上一靠，帚头朝外，弯下腰去推第一下。
一九九五年八月，惠州。那条街三百来步长，两边挤着六间歌厅、两间舞厅，最当中一间叫金座，门脸镶茶色玻璃。
“老头，今天扫两遍。”
“一直是扫一遍。”
“从今天起两遍。”穿黑夹克的年轻人把牙签吐在地上，“我们老板包了三间场子，人多了，脏得快。”
“我四点就起了，扫到七点，赶在街上人多之前。”
“那就四点半扫完。”
“老头，扫街的一个月一百二。”黑夹克说，“排着队想干的人多得是。”
老师傅没再说话，低头接着扫。他六十三岁，在这条街上扫了十七年。
早点摊的妇人掀开锅盖，白气冒上来。
“师傅，这两天街上是怎么了。”妇人往街尾抬下巴，“昨天夜里，金座门口站着几个生人。”
“新来的那些人。”老师傅说，“来了二十六天，包了街尾三间场子，手底下四十来号。”
“卓叔不管？”
“管不了。”老师傅把扫帚往地上一插。
九点整，一辆车停在街口，加代提着一只纸袋下来。
“师傅，早。”
“加老板。”老师傅直起腰，“你找卓叔？”
“他在哪儿。”
“金座门口。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他一天坐那儿。”
“椅子呢。”加代看了看金座门口那两级台阶，“他坐什么。”
“坐台阶。”老师傅说，“椅子没了十几天了。”
卓敬堂坐在金座那两级台阶上，背靠着玻璃门。他五十七岁，管这条街十四年，右手三根指头握不紧东西。
“卓叔。”
“来了。”卓敬堂抬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您坐这儿。”
“以前是。”卓敬堂笑了一下，“以前坐椅子，现在坐台阶，降了一级。”
加代把纸袋放在他脚边，也在最下一级台阶上坐了。
“两斤茶叶。”
“九零年冬天，我从深圳过来进录音机，差七千二。”加代说，“人家第二天就要发货。”
“你在我门口站了一个下午，不敢进来。”
“我进来的时候，您问我差多少。”
“你说七千二。”卓敬堂把右手抬起来，三根指头弯着，“我从抽屉里数了七千二给你，数了两遍。钱接过去，你点了三回。”
“一个月后我还了。”
“还了七千二，外加一条烟。烟我抽了，利钱我没要。”卓敬堂说，“因为那天你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往后这条街上有事，您递个话。”
“我等了五年。”卓敬堂说，“等到今天，等的不是你替我打架。”
“那您等什么。”
“等一个人来听我说完。”
街上过来一个人，二十来岁，头发染过，捏着一沓钱。
“卓叔，这个月的。”
“多少。”
“九百。三天，一天三百。”年轻人把钱放在台阶上。
“这是街上的话事钱。”卓敬堂说，“收上来七成修街，街面翻过两回，路灯换过一回，沟清过三回。你们老板收上去，修什么。”
“我们老板说了，街是大家的街，谁收钱谁修。”
“那这条街的沟谁清的。”
“那我不管。”年轻人转身走了。
卓敬堂把沓钱捡起来，右手三根指头捏着。
“八月头上，他的人在金座门口站了三天收话事钱，把我两个看场的赶开。”他说，“八月十几号，我那张椅子被抬到街尾垃圾堆，椅面上的藤断了两根。八月二十号我去后门找他讲数，站在门外四十分钟。”
“门开了吗。”
“开了。开了一条缝，里头的人说，老板在里头打牌。”
“加代。”
“在。”
“这件事，你别掺进来。”
“掺了会怎么样。”
“我五十七了，管了十四年，收的钱一分没进我口袋。”卓敬堂说，“你要动了手，人家怎么说我，说我一个老头子请深圳的人来压本地人。这张脸就没了。”
“脸重要，还是街重要。”
“脸就是街。”卓敬堂说，“这条街上的人认我，不是认我能打，是认我一碗水端平。你去打了，这碗水就泼了。”
“卓叔。”
“我还没死。”卓敬堂扶着玻璃门站起来，“你先陪我去街尾一趟。”
两个人走到街尾，垃圾堆旁边那张藤椅四脚朝天，藤断了两根。
卓敬堂弯腰去抬，右手三根指头扣不住藤条，椅子起来半尺又落回去。
“我来。”
“我自己抬。”
他又试了一次。椅子起来了，他一使劲，三根指头一松，椅子砸在他脚背上。
“卓叔。”
“你让我抬。”卓敬堂说，“我这把椅子，十四年，我天天坐。现在我抬不动它。”
加代没再伸手，看着卓敬堂把椅子拖着走了十几步，拖到墙根下，摆正，坐下。
“椅子摆在这儿，也是摆着。”卓敬堂坐在椅子上喘，“我明天还坐这儿。”
九月二号，加代托一个老伙计去街尾递话。覃老板在打牌，让他把话留下。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战书三天前就下了，贴在他那间场子后门的墙上。一张红纸，写着三场，谁赢了，话事归谁。”
“谁应了。”
“没人应。街上没人敢应，也没人敢不应。不应，就是认栽。”
“字是谁写的。”
“覃老板自己写的。写完贴上去，站在墙底下看了一会儿，笑了。”
九月三号下午，加代自己去了金座后门。
后门那条巷子窄，两边堆着啤酒箱。覃立本坐在折叠桌后头，桌上摆紫砂壶、三个杯子、一张红纸。
“加老板。”覃立本没起身，“你来替卓叔谈。”
“我来问一句，这三场是谁定的。”
“我定的。”
“定之前，跟街上的人说过吗。”
“这条街一天进两千人。”覃立本把红纸往前推，“凭什么让一个老头子收话事钱。他收十四年，一天三百，一年十万零九千五。我包三间场子，一晚流水六万，我养人，我也能修街。”
“街上的沟是谁清的。”
“沟我也能清。”覃立本说，“清沟容易，让人认你难。所以我下战书，不下黑手。三场，输了的人走。”
“三场比什么。”
“空手。一场三分钟，谁倒下谁输。第一场、第三场各出一人，中间那场再各出一人。”覃立本往三个杯子里倒茶，“加老板要是替卓叔应，我这边的人随便挑。”
巷子深处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把烟按在墙上。
“加代在深圳的事我听过。”那人说，“惠州这条街，他管不着。”
加代没看他。巷子那头，卓敬堂扶着电线杆站着。
“卓叔，您先回去。”
“我不回。”
“您站在这儿，是替他们撑场面。”
“我站得住。”
九月五号上午，卓敬堂照旧坐在金座门口那两级台阶上。九点半，他手下两个看场的往街尾去。
十点，那两个人抬着那张藤椅回来，放在卓敬堂跟前。
“卓叔，椅子给您抬回来了。”
“抬回来做什么。”
“您坐着说几句话。”其中一个看场的说，“覃老板要听。”
“听什么。”
“听您说一句，这条街的话事，从今天起归他。”
街上有二十来个人围着，早点摊的妇人转过身去。
“我在这张椅子上坐了十四年。”卓敬堂说，“这十四年，你们两家的事，是我在这儿断的。”
“卓叔，时代变了。”
“你妹妹在他场子里做服务员，一个月七百。”卓敬堂说，“我知道。”
那人低下头，把椅子往卓敬堂身后挪了半尺。
卓敬堂没坐。他站着，右手三根指头一直在抖。
那天下午加代来的时候，藤椅不在金座门口。
“又抬走了。”卓敬堂说，“他们说，椅子搁街尾，我想坐随时能坐。”
那天夜里，远刚去街尾看了那三间场子，回来说夜里十一点还开着，门口停四辆面包车。
第二天上午，加代让丁建跟着老伙计一家一家敲门。街上开过二十年的老铺子十七家。
十七家铺子的老板在一张红纸上按了手印，纸上写一句话：这条街的话事，只认卓敬堂。
下午，加代去了街东头五金铺。
“那三间场子，有一间的房契在您手里。”
“在我手里。”铺子老板从柜台后头出来，“租给一个姓吴的，姓吴的又转租出去了。”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上个月。”他把一张复写的合同摊在柜台上，“上头写着不得转租。他转了三间，一间一个月两千四，一年的租八万六千四。”
“覃老板知道这合同吗。”
“他知道有合同，不知道合同上写了不许转租。”铺子老板说，“他这一个月花的钱，一大半在姓吴的身上。”
加代把那张复写合同折起来，放进上衣兜。
九月七号傍晚，街口来了两个人，一个念红纸，一个招呼人来看。
“三场。九月九号晌午，金座后门。谁输了谁走。”
念到第三遍，加代走过去。
他一手一个把两个人的后领揪住，往墙上一按。念红纸那个手里的纸掉了，加代捡起来塞回他上衣口袋。
“拿回去。”
“加老板，我们就是念话的。”
“话念完了就回去。”加代把两个人的手腕反扣在一起，“告诉你们老板，九月九号晌午我去。”
九月九号晌午，金座后门的巷子里撒了一圈白石灰，圆圈直径四步。巷子两头站满了人。
加代站在金座后门那条巷子里，把外套脱下来递给远刚。门里头，第一场的锣已经敲过了。
加代把袖子往上挽了两道，走到石灰圈边上。
丁建已经在圈里，对面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光头。
第二遍锣响。光头往前一冲，丁建侧身让，两个人绞在一起。光头一只胳膊箍住丁建的脖子往下压，丁建挣了两下，膝盖一软，人往地上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