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勘探工作的开始与意义

经检索，与考古学中使用“钻探”一词词义较近的文献应始于明代。如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375收潘季驯撰《黄河来流艰阻疏》中，有“用锥钻探”：

臣等即自潘家口、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赵家圈至萧县一带地方，委有河形，中间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势高亢，南趋便利。用锥钻探，河㡳俱系滂沙，见水即可冲刷[1]。

清刘锦藻撰《清续文献通考》卷390“实业考”13中有“用钻探勘”：

光绪二十三年德占青岛，次年与我国订胶州协约。中载德不但在山东建筑铁路，且有在铁路旁三十里以内采掘矿产之权。自此约成后，德遂组织山东铁路股份公司，同时并组织德华矿务股份公司。二十五年有德籍铁路公司职员于金岭镇发见铁矿，德人乃陆续进行打槽、掘井计划，而铁山之大块佳矿，遂以证实。除于四宝山用钻探勘，及于铁山开一长坑道外，并拟在距青岛海口三十里之沧口地方设一冶铁厂。迨为日人所据，遂遭停顿[2]。

从检索情况看，钻探等词汇的使用曾高度集中于矿冶。如1928年《矿冶》第6期载有《令烈山煤矿局实行钻探农矿部十一月十日令》，谓“查该局前呈工程计划大纲，有凤凰山卧牛山东部，适当地点，用金刚钻试探，约打五六钻，每钻八九百尺等语。……今欲解决此疑问，应钻探四处……”[3]。又如1949年第97期《矿测近讯》的“本处工作近况：钻探工作”下，介绍了“平桂探勘队”的工作，谓“西湾煤田钻探工作自开始以来，已先后完成二孔”[4]。

在较长时间里，对于考古勘探工作的开始时间，学界普遍认为是1950年代中期。如1994年石兴邦先生指出，“我国的田野考古勘探技术始于50年代初。……在洛阳地区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首先采用‘洛阳铲’，铲探并圈定出古代墓葬。从此，一门新兴的田野考古技术——考古勘探应运而生”[5]。从现有资料看，考古勘探技术的使用时间应有所提前。

1928年“失败”的殷墟勘探

1928年董作宾带队开展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第一次殷墟发掘。在其很快完成的这是发掘报告中，他介绍了当时所见的“挖天花粉”工具：“其法以长丈余之木把铲子一支，向地下打洞。铲子长约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平。异于洛阳挖古物者‘捣窑’所用之瓦形铲。彼等见地面有天花粉至苗。即缘其枝干向下求其根，根即天花粉也。其所打之东，方数寸，如铲之大小。洞直下，稍倾斜，深者，尽其把，约一丈。掘出之土则散置洞旁。吾等见其土所掘土色之异，思有以利用之，乃相约明日来为余等工作”。因此，他迅速提出“打洞之法”，“改‘轮廓’为‘集中’，同时采用‘打探求法’”：

一，打洞之法：与挖天花粉相同，洞直下，因取土之便，可稍倾斜，正方形：径豹七八寸。深至一丈为至。

二，以英尺，量其铲把，每二尺作一记号，嘱令每打探二尺，所出之土即另置一处，如二尺深之土置东面，四尺之土置东北，六尺置北面等，使据出之土，吾人一见即知其深度。各洞一致，不得紊乱。

三，先就谷地内打探，谷地略方，拟由四角起，趋向中心，每一丈远打一洞，至四角会于中心，成交叉之形为止。

轮廓之法，由外而内；集中之法，由内而外。打探之法，为可知一丈以内之土色计。作交义形，盖犹是箱小范围之轮廓求法也。十四日起集中谷地，开五，六，七，八，九，十，凡六坑。六坑之中，惟第九坑出有字甲骨，但皆为残碎小片，大者方寸许，小者知指甲。且闻之工人，此坑经村人翻掘已在十次以上。

由十三日至十六日，为第一区之工作期间，在此四日内，开第一坑至十四坑，（三，四，十一，三坑在二区)此十四坑中，除第九坑陆续得土人挖掘残余之少数甲骨外，十二，十三坑，皆为隋唐间古墓，少得残明器而已。

打探之结果，知谷地中第九坑附近处尚有甲骨残屑，其四围皆无甲骨。而观察土色之法，亦极不可靠。有黑土之中无所得者，有黄沙土下反得古墓者。是轮廓，集中，打探之三法，其失败直相等耳[6]。

从上述文字看，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发掘的最早时期，即开展了“打探”为名的考古勘探工作。虽该项工作，他自言为“失败”，且之后也未继续尝试，但其仍可视作开展考古勘探的最早实例。而在后来石璋如先生整理安阳殷墟发掘史的过程中，也指出当时“借用打天花粉（药材）的铁铲，挖成方约七八寸之小穴，亦窥视其中的土色和产物，而后选择比较有意义者在（再）进行开坑”[7]，可能既与此有关。

“洛阳铲”与“探铲”

石璋如先生在1940年《古墓发现与发掘》中，在介绍洛阳金墉镇墓葬被盗情况时讲：

探坑所用的工具，前后两期不同，因之技术也有差别。早年所用的工具仍是挖药所用的长方铜扦，最多不过探一丈多深。近来则新造一种特制的探铲，名叫“洛阳铲”，也叫“马蹄铲”，因像马蹄故名。铲是长约三公寸的半圆筒，圆筒的直径约一公寸。上方有空管，可纳木柄，柄长约三四公尺。柄上再穿一根很坚韧的皮绳。

打探的方法是这边一铲，那边一铲，两铲合起来是一个径约一公寸的小圆筒。这个洞可以壁（笔）直的打探一丈多深。遇着五花土便要一直的向下探，看看底部乱不乱。若是乱了，就是被盗过的表现，无需再挖。否则，就是一个完整坑，完整坑无论如何要准备挖的。有探坑技术高妙的人，他把铲柄尾端的皮绳缚在臂上，或于绳端系一个圜，套在腕上，彷佛掷标的姿式，把铲顺着洞向下一掷，然后牵着绳把铲牵上来，这样能打数丈深。他们组织的有探坑队，每队三人或五人，在一块地里排着打洞，远的五尺一洞，近的三尺一洞。这样下来，不论大小墓葬都没有逃脱的机会。李密城内的棉花地里，差不多已经被他们探遍了。由金村到洛阳的大路两旁，简直布满了这种铲痕[8]。

从目前所见资料中，这是“探铲”第一次被学者着录。

据石璋如先生自序，该书是他在日军侵华“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既不能继续发掘，只有从事室内之整理”的情况下，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期间所“竣事”的，一部“将历年所得之考古趣闻做一清结”的作品[9]。从石璋如先生的记述看，“探铲”应与其又名“洛阳铲”的名称所示一样，是在洛阳地区发明的工具。它发明时的用途，应如石璋如先生所记，是当地人用来盗掘地下墓葬前了解地下埋藏情况所用。从“近来则新造”看，“洛阳铲”的发明时间当据此不远。

如石璋如先生所记，“公开大举的盗掘，是十八年以后的事。当时地方政府设有古物税，但在挖掘古物的人民看来，与种地纳粮一般的平凡。所以挖古之风，辨（便）一发而不可遏”。也就是说，随着1929年后古物税的开征，之前尚且“偷偷摸摸”的盗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故“由小挖到大挖，由秘密到公开”[10]。与此相应，当地在长时间盗掘后逐步积累起“丰富的认土、辨土知识——“经验日积月累，更能分辨出某种土内出某种器物。……于是找寻五花土也成为较普遍的专门技术。所以外面便谣传洛阳盗掘者的神奇，用铁锥刺入土中，拿出一嗅，便可分辨出金银铜铁……”[11]。因此，在盗掘变成公开化的“正式”营生后，“探铲”自然应运而生。即，“探铲”的发明与1930年代洛阳地区大规模盗掘有直接关系——旺盛的“需求”刺激了新工具的“创造”。虽然将若是、黄士斌先生曾怀疑洛阳铲与文献《洛阳访古记》转引明王士性《广志绎记》所载当时洛阳盗墓者所用“铁锥”“可能彼此有关”[12]，但从石璋如先生的记述看，二者实为二物，并不相同。

从该书中所介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河南安阳洹河两岸、河南洛阳金墉镇、河南新郑李家花园、河南浚县辛村、河南汲县山彪镇、河南辉县琉璃阁、山东藤县安上村、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山东益都苏阜屯、山西浑源李峪、湖南长沙近郊等12处史语所等单位在1937年之前进行过调查、发掘地点的墓葬被盗情况、正式考古工作开展情况的记述看，不仅史语所等单位开展考古工作中未使用“探铲”，且各地盗掘也洛阳金墉镇使用“探铲”，因此“探铲”在当时应尚未得到“普及”和“推广”。

从上述记述看，与“洛阳铲”“马蹄铲”不同，“探铲”并非其出现初的专名，不过从石璋如先生的记述看，“探铲”之称在1930年代也已出现，从定名的情况看，“洛阳铲”体现的是其地域性创造、“马蹄铲”是从其形制出发，而“探铲”是从指明其功能。由于“探铲”、“洛阳铲”等名称都有其合理在内，至今延称不缀，“马蹄铲”则已很少使用。

据1955年郭秉奎介绍，“‘洛阳铲’是一种与匙形钻头相似的铁铲。解放以前，洛阳一带常用于挖掘古墓，探测古墓所在及其深度，故名‘洛阳铲‘”[13]。从“解放前”洛阳铲用于挖掘“古墓”之前的探测看，其已被用来作为对地下遗存的探寻。

1950年成功的考古勘探

1950年春，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由郭宝钧先生带队开展并完成了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等的发掘工作。在1951年出版的该次发掘报告中，郭宝钧先生明确指出，其在洹北发掘中做了“二百多个探洞”[14]。虽目前我们尚无法确定当时使用的工具究竟是洛阳铲，还是之前董作宾先生1928年尝试使用的挖天花粉铲，但这“二百多个探洞”无疑是新中国第一次考古中开展考古勘探的重要记载。

之后，1950年秋，在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在团长夏鼐、副团长郭宝钧、秘书苏秉琦的带领下开始了在辉县的考古发掘。而就在琉璃阁区的清理中，明确提到使用了“探铲”，并通过探铲发现了重要的遗迹“第一灰坑”，“它的位置在104号战国墓东约4米处。这是在10月13日用探铲探查地下情况时发现的”[15]。

1950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政务院令，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发掘暂行办法》[16]，其内容仅限于调查、发掘。但到1953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53）政文习字24号《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第二条中，就明确提出在建设之前要开展“勘查钻探”：

中央、省（市）级工矿、交通、水利及其他基本建设的主管部门，在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确定施工路线、施工地区之前，应负责与同级文化主管部门联系，必要时应即商订工地保护文物工作的具体办法，认真执行。地方文化主管部门不能决定时，得报请中央文化部决定，商由基本建设主管部门在预定工地，先期进行勘查钻探，再行决定施工[17]。

这是目前所知“钻探”一词于考古工作相关文件中的第一次出现，而从此可以明确，“勘查钻探”工作的出现自应早于此时。而正因有了国家文件的明确要求，故才有了后来1955年对“洛阳铲”的大规模推介。

1955年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中，在转发新华社关于洛阳铲使用的通讯后[18]，连续刊发了多篇有关“洛阳铲”使用的文章。如郭秉奎《“洛阳铲”钻探——掩盖层的勘探办法》[19]，如将若是、黄士斌《洛阳铲》[20]，如郭文轩《洛阳铲的使用方法》[21]《配合基建使用“洛阳铲”钻探古墓一些基本工作方法与经验》[22]。通过这些文章，向全国考古人员普及了何为“洛阳铲”，如何使用“洛阳铲”的基本知识。

而由于之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未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勘探，故当新中国大规模推广“洛阳铲”用于考古工作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入台的考古学家因不了解而无法接受。1955年12月23日高去寻就讲，“大司空村报告说他们打了六万个探洞，才掘了一百多个墓”[23]，1958年仍讲“有人大提倡‘洛阳铲’考古，专钻小孔洞，不挖探沟，使我们听了很难过”[24]，将探孔与探沟对立起来。

但如将若是、士斌先生所指出的，“为了能全面掌握地下的情况，过去有的是用打探沟或探井的办法来进行探测的，但是这样既费钱，又费力，而且也费时间；‘洛阳铲’在这上面就表现了它特有的作用，用它就可以很省事的把地下存在情况全部了解出来”[25]。与之前使用的“探沟”相比，洛阳铲勘探具有非常明显的巨大优势。因此在一系列大规模基本建设的推进下，在国家法令明确要求在建设前开展“勘察钻探”的要求下，洛阳铲“在洛阳、西安、郑州等地被广泛的（地）使用”[26]。

因此从既有资料看，1928年秋董作宾先生在殷墟探索性的“打洞”经历虽自言“失败”，其使用的工具也非“洛阳铲”，后来也未有继续，但这一努力，仍当被视为考古勘探工作的最早开始，与中国国家考古机构主持主动性考古工作为同时。而1950年春郭宝钧先生在洹北的“二百多个探洞”、以及1950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辉县琉璃阁区考古工作中的“探铲”使用与“灰坑”发现，自当被视为在中国考古工作中正式开展考古勘探、成功确认遗迹的开端。在我们一次次回忆夏鼐先生在辉县发掘清理战国车马坑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忘记当时所开创的考古勘探事业。

正是由于有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功的考古勘探，才有了后来1953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中对基本建设前开展“勘查钻探”的明确要求，和1955年国家对“洛阳铲”的集中系统的大面积推广。

当然，以1953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的颁布，和之前之后国家一系列文件与法令所共同组成的，是对基本建设工程前必须“先考古”的制度性要求，以及对地下文物的主动性保护，而这均与“考古勘探”技术的成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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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崇祯平露堂刻本。

[2]【清】刘锦藻撰：《清续文献通考》，民国十通本。

[3]《令烈山煤矿局实行钻探农矿部十一月十日令》，《矿冶》1928年第6期，第181页。

[4]《本处工作近况》，《矿测近讯》1949年第97期，第11页。

[5]石兴邦：《考古勘探》“序”，朱俊英：《考古勘探》，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1页。

[6]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第1期，第15-17页。

[7]石璋如遗着，李匡迪、冯忠美辑补：《安阳发掘简史》，中研院史语所2019年版，第28页。

[8]石璋如：《古墓发现与发掘》（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第31-32页。

[9]石璋如：《古墓发现与发掘》（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序页。

[10]石璋如：《古墓发现与发掘》（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第30页。

[11]石璋如：《古墓发现与发掘》（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第31页。

[12]若是、士斌：《洛阳铲》，《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120页。

[13]郭秉奎：《“洛阳铲”钻探——掩盖层的勘探办法》，《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30页。

[14]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第五册，中国科学院1951年版，第3页。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16]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1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8]新华社郑州讯：《洛阳铲已被广泛使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49页。

[19]郭秉奎：《“洛阳铲”钻探——掩盖层的勘探办法》，《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30页。

[20]若是、士斌：《洛阳铲》，《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117-120页。

[21]郭文轩：《洛阳铲的使用方法》，《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第108-110页。

[22]郭文轩：《配合基建使用“洛阳铲”的一些工作方法与经验》，《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第97-100页。

[23]高去寻致张光直信（1955年12月23日），【美】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讯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版，第109页。

[24]高去寻致张光直信（1958年2月11日），【美】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讯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版，第122页。

[25]若是、士斌：《洛阳铲》，《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118页。

[26]若是、士斌：《洛阳铲》，《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117页。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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