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三国：血腥、残忍

三国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百姓的噩梦，是生灵的地狱。

提起三国，人们最先想起的是羽扇纶巾的谋士、横槊赋诗的英雄，是桃园结义的义气、赤壁火光中的奇谋。《三国演义》把近百年的崩解，包装成一场群英逐鹿的浪漫博弈。可是一旦撇开小说滤镜，回到《三国志》《后汉书》的白纸黑字，眼前并非舞台，而是一片被屠刀、饥荒、瘟疫和人相食反复犁过的废墟。

一、

讨论三国的残酷，先要弄清死了多少人。东汉太平年月的户口，以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为基准。《后汉书·郡国志》与《晋书·地理志》所记，当年在册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余，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这是大一统王朝鼎盛时的编户规模。

经过黄巾起事、董卓之乱、群雄混战、疫病流行，到三国鼎立末期，魏蜀吴三家在册户口相加，据《晋书·地理志》：魏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蜀户二十八万，吴户五十二万三千，合计约一百四十六万户、七百六七十万口。短短数十年，官府掌握的登记人口从五千六百多万跌到不足八百万，账面损耗超过八成。

必须说明，在册户口不等于实际人口：大量百姓逃亡山林、依附豪强沦为部曲奴婢，或被掳为“生口”，都不登入国家户籍。但编户是承担赋税兵役的那一部分，他们的锐减最直接说明社会被掏空到了什么程度。《帝王世纪》感叹“人众之损，万有一存”，虽是文学夸张，却道出时人感受。

二、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亲手毁灭了这座两百年帝都。《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

“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数百万百姓被步骑兵驱赶西行，人群互相踩踏，饥饿、劫掠而死的尸体堆满道路；宫殿、宗庙、官署、民居尽数焚毁，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再没有一座完整房屋、一个活人；又派吕布挖开历代帝陵和公卿坟墓，盗取陪葬珍宝。此前董卓已纵兵“搜牢”，闯入贵戚民宅，剽掠资财、淫略妇女，《后汉书》称“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接着是经济崩坏，粮食价格暴涨，《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

“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鑢。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董卓椎破铜人、销毁通行百年的五铢钱，改铸粗糙无纹的小钱，货币体系瞬间崩盘，钱币贬值、物价飞涨，谷一斛涨到数十万钱，最后钱货俱废，交易退回以物易物。这是后来关中、中原大饥荒的制度性前奏。

三、

董卓的残暴，超乎想象，他把酷刑当作宴饮的娱乐。《后汉书·董卓列传》：

“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

诱降者被割舌、断手足、凿眼，再投入大锅烹煮，未死者在杯盘间翻滚哀号，满座公卿战栗失箸，董卓却饮食自若；部将言语稍有过失，便当场戮于面前。

四、

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互相攻杀，关中进一步崩解。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又逢蝗灾，《后汉书·董卓列传》记：

“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较太平年间一斛仅数十钱，涨幅以万倍计；钱币形同废纸，有钱也买不到粮，长安人相食，白骨堆积，道路腐臭。《三国志·董卓传》裴注更记：“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数十万户三辅，两年之内或被杀掠、或相食，几乎消亡。

就连皇帝本人都难以饱腹，兴平二年，李傕把汉献帝软禁在北坞，内外隔绝。献帝放下帝王尊严，派人向李傕求取米五斛、牛骨五具，用来赏赐身边挨饿的侍臣。《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献帝纪》：

“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傕曰：‘朝餔上饭，何用米为？’乃与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诘责之。”

李傕轻蔑回绝“早晚都给饭，还要米做什么”，只送来几具腐烂发臭、不能食用的牛骨羞辱天子。献帝怒极想当面质问，侍中杨琦苦劝隐忍，皇帝只得强咽下这口气。

献帝后来历尽艰险东归，建安元年（196年）抵达洛阳，迎接他的是一座烧成白地的废墟。《后汉书·孝献帝纪》：

“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各州牧拥兵自重，无人向朝廷输送一粒粮食。尚书郎及更低级官员只能亲自出城采摘野菜野禾充饥；有人饿死在断墙残壁之间，有人采野菜时被护驾乱兵杀害。堂堂朝廷百官，沦落到野外寻食，性命悬于士卒刀口；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君臣只得披荆斩棘，倚靠断墙临时朝会。

五、

许多人以为屠城只是反派的暴行，其实翻开正史，魏、蜀、吴三方都留下了破城屠戮的记录。

最著名的是曹操征徐州。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因父曹嵩遇害兴兵讨伐陶谦。《后汉书·陶谦传》载：

“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连下三城尽数屠灭，百姓被杀数十万，鸡犬不留，尸体壅塞泗水，河水断流，五城再不见行人；当初从关中逃难来徐、本想苟全的流民，也一并死于此难。陈寿《三国志·武帝纪》下笔克制，仅以六字记下：“所过多所残戮。”

江东同样如此。建安四年孙策攻破庐江，《三国志·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明言“策自攻庐江，拔之，屠其城”。建安十三年孙权攻江夏黄祖，《三国志·吴主传》记“遂屠其城，获其男女数万口”，破城屠戮之外，又把数万男女掳掠回江东充作依附人口。东吴平定山越，贺齐诸将多次斩首数千上万，强者充兵、弱者为奴。屠城与掠民，是那个时代战争的常规手段，而非某一人的恶癖。

六、

军队一旦断粮，人伦底线会以最快速度崩塌。

建安元年，吕布偷袭下邳，刘备丢失徐州，残军流落到广陵海西。《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王粲《英雄记》：

“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

这支后世被演义塑造为仁义之师的队伍断粮到绝境，军中大小官吏与士兵互相吞食，走投无路，只得遣使向吕布乞降。

围城食人更为惨烈。《三国志·臧洪传》记袁绍围臧洪于东郡，粮谷耗尽，先掘老鼠、煮皮革筋角充饥，再无可食，臧洪杀其爱妾，分肉给将士；最终“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七八千军民尸体相枕堆积，无一人开城投降。

缺粮，什么都吃。《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袁军靠桑葚充饥，袁术部众捡拾蚌蛤度日，民间则人相食，州县萧条。袁术僭号后江淮连年大旱，《三国志·袁术传》记“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江淮几乎被吃空。

七、

粮荒之下，禁酒令随即而来，主要人物是曹操与刘备。

《后汉书·孔融传》：“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连年征战、粮食紧缺，曹操上表禁酒以省粮谷，孔融屡次写信嘲讽争辩。

蜀汉《三国志·蜀书·简雍传》：“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天旱缺粮，民间酿酒要受刑，官吏甚至从百姓家中搜出酿酒器具，便想按私酿同罪。酿酒浪费粮食被上升到刑罚，足见每一粒米都要从百姓口中抠出供养军队。

八、

刀兵之外，瘟疫是吞噬人口的另一只大手，而且往往紧随战败与饥荒而至。黄巾起事本身就起于连年疫病：百姓无药可医，张角以符水咒说治病收揽徒众。真正酷烈的是建安大疫，尤以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为甚。曹植《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一户全家病死，一个宗族尽数消亡。曹丕《与吴质书》追忆：“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同年死于这场大疫。军中疫病同样可怕，《三国志·吴主传》记黄武元年战事“时疫疾，吏士死亡过半”，有的远征部队“遭疫，死者十有八九”。战争制造尸体，尸体滋生病菌，饥荒削弱抵抗力，三者互为因果。

九、

到三国末年，民力枯竭到惊人的程度。炎兴元年（263年）蜀汉投降，后主刘禅遣吏奉上士民簿，《三国志·后主传》裴注引《蜀记》：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

九十四万在册百姓，要供养十万二千甲士和四万官吏，合计十四万两千脱产者，平均每六个多百姓负担一名兵吏。吴国使臣薛珝入蜀，所见是“经其野，民皆菜色”。蜀汉以一州之地支撑数十年北伐，全部压力都压在这九十四万编户身上。

整个北方同样空虚。《三国志·蒋济传》载蒋济上疏：“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曹魏疆域横跨十二州，在册人口却只相当于汉代一个大郡。百姓不堪兵役徭役，大量逃亡投奔豪强，成为不登录户籍的私属。战胜俘获的人口史书称作“生口”，直接赏赐将士为奴婢，人命如同财物分配。

十、

当时人并不需要后人替他们哀叹，他们自己把废墟写进了诗里。曹操《蒿里行》写诸侯讨董最终自相残杀：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铠甲生满虱虮，百姓成片死亡；白骨抛露荒野，千里不闻鸡鸣，百人仅存一人，这是他亲眼所见而非夸张。

王粲《七哀诗》写逃难途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饥妇把亲生子抛弃草丛，听见啼哭也只能抹泪离去，自顾尚且难保。

仲长统《昌言》概括：“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大城空无一人、百里不见生民之处，数都数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