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评论》推文｜吴传毅: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吴传毅.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J].乡村治理评论,2026,(1):62-74.

内容提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核心路径。四者辩证统一、协同发力，共同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自治是内生动力，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核心，通过议事协商、村规民约等形式激活群众参与热情，彰显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治是刚性保障，依托完备法律法规规范权力运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公平正义，为自治提供刚性支撑。德治是精神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传承传统美德、培育文明风尚以凝聚人心，为自治注入精神内核。智治是技术支撑，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资源、精准决策，破解“信息孤岛”难题，为自治赋能增效。随着体系持续完善，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将更精准高效，切实回应群众需求，为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根基。

关键词:基层治理 自治 法治 德治 智治 共建共治共享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明确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治”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被逐步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形成“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一 、自治：激发基层治理内生活力

（一）基层自治的内涵与核心价值

基层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简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城乡居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和相关规定，依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治理模式。其核心要义在于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打破“政府包揽一切”的治理惯性，通过议事协商、村规民约、民主评议等多元形式，激发基层社会的内生动力，让群众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最终受益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神经末梢”，基层自治是基层治理中最具活力的环节。它通过收集群众诉求、凝聚集体智慧形成治理方案，有效化解“干部干、群众看”的矛盾；在邻里纠纷调解中，依靠群众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效果，为基层稳定筑牢群众基础。从价值维度看，基层自治首先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让群众在村务居务决策、管理监督中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使民主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其次，它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让治理措施更贴合基层实际。最后，参与自治的过程也是群众自我提升的过程，有助于培育集体意识与规则意识，营造邻里互助、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为基层治理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二）基层自治的实践与显著成效

经过数十年探索发展，我国已构建起以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体系，各地实践中涌现的特色模式，让基层治理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农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成为群众参与村务决策的主渠道，而“四议两公开”制度的全面推广更筑牢了规范根基：从党支部提议产业发展方向，到“两委”商议具体实施方案，再经党员大会审议完善、村民会议决议落地，全程配合决议内容与实施结果双公开，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干部说了算”的局面，让村级事务管理在阳光下运行。城市社区中，自治形式愈发精细化，“社区居民会议”统筹全局，“业主大会”聚焦物业纠纷，“楼栋议事会”解决邻里小事，多元议事载体让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多地推行的“积分制”“清单制”更成为激活参与热情的“密钥”，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督导、文明宣传等自治活动可累积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或免费家政服务，让“参与有回报、奉献有价值”的理念深入人心，基层自治主体已从传统村（居）民拓展至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各地通过社区基金会、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等平台，培育出养老服务、青少年教育等专业队伍，它们在独居老人照料、课后托管等领域精准补位，既缓解了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又构建起“政府引导、群众主责、社会协同”的基层自治新格局，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三）基层自治的困境与现实挑战

我国基层自治成效显著，但仍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制约自治效能充分发挥。其一，群众参与存在短板。部分农村及老旧小区群众民主意识薄弱，将自治等同于政府事务，参与积极性不足；加之部分群众文化与认知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参与复杂决策，导致自治参与流于形式。其二，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突出。村（居）委会本应聚焦自治核心职能，却常被转嫁大量行政事务，“行政化”“官僚化”问题凸显，难以集中精力回应群众诉求，核心自治职能被严重弱化。行政任务的大量涌入，使村（居）委会工作重心偏离群众自治需求，干部时间与精力多耗费在“对上负责”的行政事务中，难以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关切的邻里纠纷调解、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文化建设等核心问题，最终导致基层自治“悬浮化”。其三，自治机制不健全，协商成果落地乏力。部分议事协商机制缺乏规范设计与刚性约束，存在过程不透明、结果不公开等问题；更因缺乏后续监督保障机制，协商共识常被敷衍对待，既打击群众参与热情，也催生“协商无用”的负面认知。其四，多元协同参与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渠道不畅，激励保障机制缺失；部分社会组织面临资金、人才双重匮乏，志愿者队伍管理与培训不足，难以形成稳定参与力量，且各方职责划分模糊，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其五，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城市社区依托良好经济基础与集中资源，自治水平较高；而偏远农村受经济落后、青壮年外流等因素影响，自治组织活力不足，部分村庄出现“空心化”“自治真空”，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推进。

（四）基层自治的优化与路径探索

针对基层自治困境，需从多维度优化体系以提升效能。其一，强化群众参与。通过民主法治宣传、自治知识培训及典型事迹宣讲，提升群众自治意识与主动参与性。结合不同群体特点开展针对性能力培育，增强自治参与实效。其二，厘清职责边界。明确乡镇（街道）与村（居）委会的权责分工，制定自治组织职责清单与行政任务准入清单，严禁随意转嫁行政事务；对确需协助的行政工作，同步配套经费与资源保障。同时，深化基层机构改革，聚焦公共服务核心职能，为自治发展释放空间。其三，完善自治机制。规范议事协商流程，明确参与主体、协商内容及结果公开规范。组建专门监督小组跟踪协商成果落实，定期公示推进进度，对失职行为实施问责，并将成果落地情况与干部考核、薪酬待遇直接挂钩。其四，培育多元主体。通过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能力培训等方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依托激励制度调动志愿者参与积极性，搭建多元协同参与平台，明确各方权责与沟通协作机制，构建“政府引导、自治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其五，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农村自治领域的政策倾斜与资源投入，完善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参与自治；建立城乡自治帮扶联动机制，推动治理经验共享互鉴，并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融合传统治理资源与现代治理理念优化自治模式。

二、法治：稳固基层治理运行秩序

（一）基层法治的内涵与核心作用

基层法治以宪法和法律为核心，通过健全法规体系、严格依法履职、强化法治宣教等途径，规范基层治理主体行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基层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石。法治为基层治理提供刚性约束，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有序运行，凝聚治理共识，夯实基层治理的法治根基。从功能维度看，基层法治首先是规范权力的“紧箍咒”。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的权力源于法律授权，法治建设明确其权力边界、规范行使流程，有效防范权力滥用与不作为，保障群众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其次，法治是化解矛盾的“金钥匙”。基层是各类矛盾的发源地，依托多元化法治化解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置问题，可有效避免矛盾激化。相较于人情调解、行政干预等手段，法治更具权威性、公正性与稳定性，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防止矛盾复发。再者，法治是保障权益的“护身符”。法律是群众权益的坚实后盾，加强基层法治建设能帮助群众提升懂法用法能力，依法维护劳动、财产、人身等核心权益，切实增强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与安全感。最后，法治是引领风尚的“风向标”。通过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养成依法办事习惯，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持续提升基层社会文明程度。

（二）基层法治的实践与显著成效

近年来，基层自治组织以法规遵循为基础、依法自治为核心、矛盾化解为抓手、法治服务为支撑，全方位推进法治实践，推动法治精神扎根基层，自治效能持续提升。在法规践行与细化落实上，基层自治组织严格遵循基层治理专项法律规定，清晰界定自身与行政主体的权责边界。积极配合地方结合地域特点细化配套规定，推动法规条款与基层实际精准对接，有效破解“法条难落地”问题。依法自治能力提升让基层自治运行更规范。基层自治组织法治思维显著增强，主动衔接“放管服”改革与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协助推动民生相关业务便捷化办理，助力行政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同时，严格配合行政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落实，协助规范执法流程，推动执法全程留痕，有效杜绝“人情执法”“随意执法”，维护基层公平正义。矛盾化解与法治服务能力同步提升。基层自治组织全面落实“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实现村（居）级调解室全覆盖，依托扎根乡土的“法律明白人”队伍，每年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数百万件。积极联动推进普法工作，结合基层群众日常活动开展法治宣传；主动对接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协助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获得专业法律支持，为基层稳定筑牢法治防线。

（三）基层法治建设现存主要问题

基层法治建设虽有阶段性成果，但从基层自治组织实践维度看，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需求、群众公平正义期待仍有差距，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一是法规与自治实践“适配性”不足，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催生的个人信息泄露、服务纠纷等新型问题缺乏针对性法律支撑。部分地方照搬上级条文，未兼顾城乡差异，对宅基地纠纷等本土核心问题避而不谈，法规“好看不好用”，难以指导实际工作。二是基层执法协同“衔接力”短板明显，自治组织需配合乡镇执法队开展环保、违建整治等工作，但乡镇执法力量薄弱、人员专业不足，常常出现“不会管、不敢管”，间接加重自治组织负担。个别地区执法简陋、流程不规范、结果不公正，易引发群众争议，增加自治组织协调难度。三是法治传播与服务“不均衡”，自治组织开展的宣传多为贴标语、发手册等表面形式，内容生硬，未对接老年人赡养、农民工欠薪等群众核心需求。农村法律服务资源匮乏，法律援助质量参差不齐，自治组织难依托专业服务支持群众。四是法治信仰未扎根，部分基层干部决策忽视法律规定，增加自治组织履职阻力。一些群众遇矛盾拒绝协商或法律途径，甚至极端维权，制约自治组织依法治理，阻碍基层法治进程。

（四）基层法治的推进与优化策略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需系统谋划，立足基层自治组织实践需求，构建法规、执法、宣传、服务、信仰五维保障体系。法规完善为前提，需聚焦自治痛点与数字治理新领域推进立法工作，修订宅基地管理、社区团购监管等滞后性法规；鼓励地方结合民俗民情制定配套规章，支持自治组织联动基层立法联系点，组织村民、商户参与条款研讨，推动法规精准适配自治实践。执法协同是关键，自治组织主动配合充实乡镇执法力量，协助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培训机制，推动配齐配强执法装备，参与健全“全过程记录、群众评议”监督机制，助力执法行为规范化开展。法治宣传要创新载体，自治组织牵头用方言小品、法治微视频替代传统宣教形式，针对性为青少年开设普法课堂、为农民工定制维权专题讲座，依托短视频平台扩大传播覆盖面，通过问卷调研优化宣传内容。法律服务着力破解城乡供给失衡难题，自治组织积极对接资源争取政策向农村倾斜，推动“律师包村”等制度落地见效，配合落实补贴政策稳定基层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协助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实现县乡村三级“一站式”法律服务全覆盖。法治信仰培育为根本，自治组织推动将法治培训纳入基层干部必修课并与考核结果挂钩，通过 “身边人讲身边法”的形式引导群众信法守法，协助畅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让群众在每一次纠纷调处中切实感受公平正义，牢固树立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德治：凝聚基层治理价值共识

（一）基层德治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基层德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结合时代培育“四德”，通过教育、约束、激励等方式引导群众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凝聚文明共识，为基层治理提供精神支撑，是基层治理的灵魂。它以道德力量规范行为、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与自治、法治互补互促，共同构成基层治理有机整体，同时激活基层自治内生动力，夯实协同治理基础。从时代价值看，基层德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基层是践行前沿，德治建设能将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使其在基层落地生根。其次，德治是化解基层矛盾的有效手段。基层矛盾多源于邻里、家庭琐事，常难以仅靠法律解决，而道德的约束与调解作用更突出，通过道德教育、评议引导当事人树立正确观念，可实现“以德化人、以和为贵”的效果。再者，德治能提升基层社会文明程度。通过培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引导群众遵守公共秩序、尊老爱幼、诚实守信，提升文明素养，营造和谐风尚。最后，德治可增强基层治理凝聚力。道德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凭借共同的道德追求与价值认同，能将群众紧密团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提升治理向心力。

（二）基层德治的实践与典型经验

近年来，基层自治组织立足辖区实际，统筹推进特色德治建设，形成诸多可推广经验。道德教育方面，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平台，牵头开展多样化教育活动，以榜样示范感染引导群众，弘扬家庭美德，营造崇德向善氛围。道德规范建设上，结合实际牵头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构建兼具地方特色与约束效力的规范体系。部分地区推行“居民公约积分制”，将守约情况与积分挂钩，积分作为评优评先、享受社区服务的重要依据，引导居民自觉践行道德规范。道德激励机制持续健全，一些地区广泛组织“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评选，表彰奖励先进典型，营造“学先进、争先进”氛围。部分地区创新设立“道德银行”，将道德行为转化为可兑换物资或服务的“道德积分”，有效激发群众践行道德的内生动力。传统美德传承扎实推进，深挖传统美德内涵并赋予时代价值，牵头建设文化讲堂、开展传统美德进社区等活动，将传统道德理念融入日常治理，提升群众道德素养，营造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

（三）基层德治的建设与现实挑战

基层德治建设虽在涵养文明方面初见成效，但受社会变迁与价值多元冲击，仍面临诸多挑战。道德教育“水土不服”问题突出，乡村宣传栏充斥抽象口号，缺失感染力，社区讲座侧重理论灌输，对老人赡养纠纷、青少年网络道德困惑等实际问题没有积极回应；教育内容缺乏差异化设计，面向儿童与老人的宣讲内容雷同，难以引发情感共鸣，容易沦为形式化“走过场”。村规民约“软约束”困境显著，部分村规民约直接照搬邻村文本，未针对本地人情攀比等具体问题作出针对性规定；且民约多由村干部主导制定，群众参与度低导致认可度不足，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与惩戒机制，即便出现违规行为也仅靠口头劝说，“尊老爱幼”等核心条款形同虚设。道德激励与美德传承短板凸显，对“好媳妇”“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缺乏持续宣传，评选活动“一阵风”推进且无后续培养跟进，示范引领作用难以持续。城镇化进程推动传统熟人社会走向瓦解，农村青壮年外流加剧空巢老人照料难题，“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受冲击。部分青少年沉迷低俗短视频，对“诚实守信”等核心美德缺乏认同，美德传承面临断代风险。多元价值观冲击更为严峻，一些传统乡土社会中守望相助、邻里和睦的淳朴风尚被拜金主义思潮侵蚀，部分群众出现重利益轻情义、重索取轻奉献的倾向。不少群众将德治视为“软指标”，秉持“不违法即可”的认知，在宅基地纠纷等事务中拒绝道德协商，进一步弱化了德治的引领效能。

（四）基层德治的加强与路径选择

加强基层德治建设需多维度发力，构建适配时代的体系。其一，创新道德教育，结合群众需求设计贴近生活的内容，将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采用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依托新媒体推送通俗内容，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教育，提升针对性与实效性。其二，完善村规民约与居民公约，以“群众参与、民主协商”原则规范制定流程，确保内容合民意、有地方特色。细化道德规范为具体准则，明确违规后果，组建监督小组强化执行监督，将违规行为与评优、福利挂钩，并定期修订公约保障时效性。其三，健全道德激励机制，在精神激励基础上加大物质与政策支持，建立长效培养机制，为先进典型提供能力提升、创业扶持等帮助；搭建宣传平台，扩大先进事迹影响力，营造崇尚道德的氛围。其四，传承弘扬传统美德，深挖“孝亲敬老”等内核并赋予时代内涵，通过建文化场馆、办传统活动等传承美德，开展文明家庭评选，以家风促民风社风。其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引导群众践行。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澄清错误观念；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作用，带动群众提升道德水平。同时，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主导统筹作用，联动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形成合力，保障德治建设落地见效。

四、智治：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基层智治的内涵与核心优势

基层智治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优化基层治理资源，对治理过程实时监测、精准分析并智能决策，实现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治理模式。作为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产物，它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核心优势在于通过技术赋能破解“信息孤岛”等难题，推动治理精准化、高效化，同时为自治、法治、德治协同推进提供技术载体，筑牢基层治理现代化根基。从技术优势看，其一，实现治理资源高效整合。基层治理主体多元，信息资源分散，大数据技术可将这些资源整合形成统一数据库，促进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其二，推动治理决策精准化。通过实时采集、分析基层治理数据，能及时发现问题隐患，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避免盲目性与主观性，助力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其三，提升治理服务高效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公共服务线上办理，智能客服、自助终端等技术提供24小时服务，大幅提升服务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其四，增强治理主动性与预见性。物联网、视频监控等技术可实时监测公共安全、环境卫生等情况，异常时自动预警，实现“早发现、早处置”，强化基层治理应急响应能力。

（二）基层智治的实践与发展现状

近年来，数字技术推动基层智治在全国农村与社区广泛落地，各类智治平台与特色场景不断涌现，显著提升了两大场景的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领域，农村与社区均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公共服务线上化、便捷化。平台整合政务资源，实现社保、公积金、不动产登记等高频业务线上办理，电子证照功能的应用，大幅减少农村居民与社区群众的办事成本，提升了办事效率与便捷度。例如，在乡村治理中，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拓宽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高效化以及群众办事的便捷化，对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相关研究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技术，依托网格化管理，建立纵向贯通区、乡、村三级，横向连通相关部门的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实现“基层吹哨、部门报到”的智慧化基层治理模式。矛盾纠纷化解上，农村与社区智能调解平台整合资源，支持线上申请调解、自动匹配合适调解员，还通过数据库分析预测宅基地纠纷、邻里矛盾等高发趋势，助力提前防范。公共安全领域，智能安防系统全面推广，依托智慧技术精准管理重点人员，城乡分别通过对应智慧平台实时监测预警安全事件，提升防控效能。治理层面，智慧社区整合养老医疗资源提升精细化水平，智慧乡村实现村务公开、农产品销售等功能，大数据助力农业生产与乡村振兴。

（三）基层智治发展遭遇的瓶颈

基层智治虽快速发展，但仍面临多重瓶颈，制约其效能发挥。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失衡。城市社区设施完善，农村及偏远山区却存在网络覆盖不足、带宽不够、智能设备短缺等问题，导致智治在农村难以有效推进。其二，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困难。治理数据分散于多主体手中，各部门数据标准不一、接口不兼容，无法有效整合共享，影响对群众需求的精准把握。各地实践过程中，不同程度出现部门壁垒、数字管理碎片化等诸多问题，“信息壁垒”“数据孤岛”现象所在多有。其三，数字素养有待提升。部分基层干部年龄偏大、操作能力不足，对智治平台与工具运用不熟练。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群体缺乏基本数字技能，无法使用智能设备与线上平台，形成“数字鸿沟”。其四，平台建设运营存在短板。部分平台“重建设、轻运营”，缺乏专业团队维护，数据更新滞后、故障难以及时修复；部分平台功能设计脱离实际，存在冗余、操作复杂等问题，用户体验差，难以推广。其五，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有风险。治理数据含大量个人信息，在采集、存储等环节存在泄露、滥用风险。部分平台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且部分工作人员数据安全意识薄弱，存在违规操作，侵犯群众隐私。此外，运营维护资金保障不足也加剧困境，难以支撑平台长期稳定运行与功能迭代优化。

（四）基层智治的推进与优化路径

推进基层智治需多维度发力，构建安全高效的治理体系。其一，统筹数字基建，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及偏远地区投入，推动光纤、5G网络全覆盖与带宽升级，加快配备智能监控等设备。建立城乡共建共享机制，鼓励企业参与，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减轻财政压力。其二，打破数据壁垒，促进协同共享。建立统一数据标准体系与共享平台，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复用”；明确部门共享责任，对拒不共享者问责，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效率。其三，加强数字素养培训，弥合“数字鸿沟”。为基层干部提供平台操作、大数据分析等系统培训，将数字技能纳入考核；针对老年人等群体开展普及教育，通过培训班、“一对一”帮扶及服务点志愿者指导，确保智治服务全覆盖。其四，优化平台建设运营。以需求为导向开展调研，避免功能冗余。简化操作流程、优化界面，组建专业团队负责运营维护；建立反馈机制，定期收集意见并优化平台功能，提升用户体验。其五，强化数据安全保护。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用加密、访问控制等技术构建防护体系。加强人员安全培训与群众宣传教育，规范数据使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与预案，定期演练应对安全事件。同时，引导基层自治组织全程协同参与，衔接群众需求与治理举措，保障智治推进更贴合基层实际。

作者简介：吴传毅，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原副校长、教授。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