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为中国到何为家族：如何反思与建立我们的家国叙事

从宏大国家到微观家族，

如何审视来路，决定了我们能否真正完成现代转型。

最近，葛兆光先生继余英时、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宇文所安等人之后，获选为第七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该奖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捐资创立，旨在表彰在全球四大领域中对人类社会有创新实质贡献与影响力的顶尖学者与实践者。每个奖项的奖金总额为新台币5,000万元（约合人民币1000万元）。

奖项虽在中国大陆不为大众熟知，但放眼与余英时等人并列的历届名册，含金量不言而喻。

2019年，葛兆光、戴燕夫妇在余宅和余先生合影

可惜，在新生代读者中，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以及1990年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接纳大陆学者往事，也已未必熟悉。

这些在汉学领域沉潜深耕的学者，在当代盛行的「国学」舆论场中，似乎也难以产生现实影响力。

相比之下，那些诉诸中华文化本体论与文明优越论的叙事，总是能够轻松获得回应。

在迄今七位唐奖汉学奖得主中，葛兆光是唯一一位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出生于1950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的岁月，也承载着那一代人的困惑与思考。

到了1980年代，当他们重新获得读书与思考的机会时，正逢思想氛围最活跃开放的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980 年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太多的艰辛，也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但同时也抱有极高的理想。因此，我们的学术取向可能与前一代、甚至后一代的学者都有所不同。在对传统中国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融入了太多的个人经验、太多的现实关怀与理想追求。」

而我这个出生于20世纪末的人，只能通过文字、影像、前辈的口述间接得了解那个求知若渴的年代。

葛兆光数十年如一日地将目光投向幽深复杂的历史现场。

在《宅兹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一系列著作中，他撕开了传统历史叙事中「自证正义」与「永恒统一」的单向度幻觉：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天然长成、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通过不断与异质文明、周边世界的碰撞、交融而逐渐定型的。

1980年代的学者们普遍面临着一个核心命题：中国何以进入现代世界。

彼时引发广泛讨论的《走向未来》丛书正是这种探索的缩影。

至于如何清理与面对传统遗产，胡适思考过，余英时、张灏、林毓生思考过，今天的学者依然在思考。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言： 「 自以为不受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沦为某种过时理论的奴隶。」

胡适当年提倡「整理国故」，本质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人们固然渴望告别过去，但制度与文化的惯性，往往会以不自觉的方式持续塑造现代生活。要完成现代转型，就必须厘清过去的遗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对一个从华夷秩序的天下观，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

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中的一员」，葛兆光的学术视角提供了一种冷静的参考。

它打破了僵化的宏大叙事，促使人们注意到：周边国家拥有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认同。看中国，不仅可以从内部看，也可以从周围看，了解他者视阈的中国。

将这种冷静而切近的现代视角从从「国家」降至每个具体微观的「家族」时，会发现：我们对待家族史的习惯，与我们对待国家叙事的习惯何其相似。

在家族的口头传说和族谱中，祖先的轨迹常常被简化为一条顺理成章的荣耀曲线，或者被赋予宿命般的传奇色彩。家族被想象成一个天然的、利益一致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内部的裂痕、边缘的流散、时代的窘迫，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在「光宗耀祖」的宏大修辞之下。

从「何为中国」到「何为家族」，两者的反思路径相互呼应。如果我们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家国叙事，或许需要完成以下三个视角的转向：

1、从「天然的中心」到「历史的流变」

1960年，10岁的葛兆光随父母一道自北京下放到贵州的小县城凯里；1968年初中毕业后，他又到苗寨当知青，和语言不通的苗族人民打交道。他种过地，也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过工人，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北京大学，1978年离开生活了18年的贵州。这段处于边缘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不一样的「中国」，接触到了宏大叙事之外的真实风土。

在宏大叙事中，历史常常被塑造成某种不可置疑的「必然」。然而一旦进入微观的文献、日记与口述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国家还是家族，其走向往往交织着偶然、妥协与时代浪潮下的被动选择。

从现代意义看待家史，需要剥离「祖先神话」的光环，去还原具体的人，在特定时空里的局限与挣扎。

家族史不该是歌功颂德的「功绩表」，而是活生生的人如何在风雨中度过一生的真实记录。

2、 从「整齐划一」到「边缘与异质」

传统的国家叙事倾向于整合多元声音；传统的家族书写也多以核心人物为主干，对女性或未能光宗耀祖的边缘成员一笔带过。

在我们写过家传中，只有一户人家，将抗婚出走写进了族谱。

就像葛兆光提倡「从周边看中国」一样，审视家族时，或许也需要「从边缘看家族」。承认家族并非铁板一块，承认其中存在代际间的张力、观念的差异与个体的背离。

容纳了这些复杂性，家族史才具备了真实的厚度。

3、从「无条件认同」到「独立的精神判断」

在传统的语境中，文化归属常与绝对服从相互绑定——爱国被理解为接受单一叙事，孝顺被理解为无条件认同长辈的观念。

人类无法脱离自己的历史根基而存在，正如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但个体完全可以深深眷恋这片土地的语言、山河与记忆，同时保持对某种宏大叙事的审慎与质疑；可以深情地理解祖辈的命运，也同时清醒地看到他们的局限与时代盲区。

现代文明视角下的血缘羁绊，不再是盲目的崇拜或沉重的道德负担，而是一种不卑不亢的理解。可以热爱、可以共情，但不必以放弃独立判断为代价。

这种将「情感归属」与「历史审视」剥离的能力，正是现代公民与成熟个体的标志。

从葛兆光的汉学研究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族回望，历史给我们的最好馈赠，从来不是让我们找到一个可以顶礼膜拜的图腾，而是赋予我们一种清醒的距离感。

当我们不再用单一的宏大口号去套用国家，也不再用虚浮的传奇去粉饰家族时，我们便走向了一种更成熟的笃定：

不盲目自大，也不自轻自贱；在斑驳、真实、充满偶然的历史现场中，安放我们的根基，建立我们真正属于自己的、温和而坚定的独立判断。

家传编辑部

Family Biography

家传是国内首家专注家庭记忆与个体生命史的专业采写机构。

内承《史记》列传，外鉴欧美家史，团队具有调查记者、高校研究员背景，拥有家庭记忆与历史背景、专业理论融合研究、写作的成熟经验。通过上门深度对话，梳理代际脉络和家风演变，还原个体选择与时代变迁的互动关系。

目前已为10个国家、国内20余省300余个家庭完成家传写作，作品被图书馆和高校收藏。同时为央企、上市公司及地方政府提供创业史、地方志撰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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