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mingway’s Vendetta
1952年,这位大作家读了一位三十岁耶鲁毕业生、前斗牛士写的小说,便将其斥为骗子,并发起一场隐秘交锋,捍卫自己的文学领地。
作者:斯蒂芬·贝茨 是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新闻学教授。他是《 批评家的贵族:卢斯、哈钦斯、尼布尔和重新定义新闻自由的委员会 》一书的作者。
202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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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Smith
1952年6月4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坐在哈瓦那郊外自家庄园芬卡·比吉亚的打字机前,提笔致信他颇为赏识的通信人、《纽约时报书评》的哈维·布莱特。信中天南海北聊了许多:他喜爱的圣徒圣裘德,几位风光不再的美国文坛人物(约翰·多斯·帕索斯与约翰·斯坦贝克),还有自己为何站着写作。“我站着写作,是因为坐着会让屁股变宽,”他写道,“我一辈子都拥有紧实瘦削的臀部,还练就一记凌厉的左勾拳;别的作家会收藏报刊剪报,而我希望死后能带着这两样东西下葬。”
海明威还提起一位三十岁的作家、前斗牛士巴纳比·康拉德。康拉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曾在西班牙斗牛,1948年出版处女作小说《无辜的别墅》。他把这本书连同一封仰慕信一并寄给了海明威。“听上去他是个正派坦率的小伙子,”海明威在信中对布莱特说,“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那些斗牛经历都是真的。”他本打算回信,却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本“写得并不出彩的小说”,于是把康拉德的来信夹进书里,就此抛诸脑后。
此时,海明威收到了康拉德刚刚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斗牛士》。他告诉布莱特,这本书必然会承袭自己那部探讨斗牛的著作《午后之死》:《午后之死》是本源之作,脱胎于斗牛这项艺术本身,而此后所有相关作品,都是从这本书衍生而来。总的来说,“对这部书催生出来的一众作品,我并不感到自豪。”至于《斗牛士》,“我得读完才能评判,真心希望这本书写得足够出色。”
七天之后,6月11日,海明威再次坐到打字机前,就这位年轻小说家致信同一位收信人。读完《斗牛士》,在他眼中,那个正派坦率的年轻人已然沦为骗子、毁谤者,最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人还是个“绅士”。这封信的措辞情绪激动,他叮嘱布莱特读完就退回,切勿拿给旁人看。此前他已经写过一版,言辞太过轻率,根本不敢寄出。
如果说6月11日的信件只是海明威宣泄怒火,那么这份愤懑很快再度滋长。此后五年间,他四处贬损康拉德:对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华莱士·迈耶、同为斗牛爱好者的鲁珀特·贝尔维尔、《芝加哥论坛报》文学编辑范妮·布彻、《纽约邮报》专栏作家伦纳德·莱昂斯,还有斯克里布纳书店的C·W·威尔科克斯,当然也包括布莱特。而康拉德对此浑然不觉,依旧不断给他写满溢美之词的信件。
康拉德在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希尔斯伯勒长大,少年时代就向往他口中那种海明威式的、兼具学识与硬汉气质的男性形象。大学的一个夏天,他在墨西哥城学美术,开始去看斗牛。第三次观赛时,他跳进斗牛场——这种行为虽属违法,却并不少见——拿自己那件布鲁克斯兄弟牌雨衣当作斗篷,做出几个基础的斗牛闪避动作。人安然无恙,雨衣却彻底毁了。一位墨西哥斗牛士愿意教他斗牛基本功,可一堂课上,一头公牛从背后袭击了他,撞碎了他的膝盖,康拉德后来形容,膝盖发出的声响“就像壁炉里爆裂的原木”,好几根手指也断了。回到美国后,他接受手术,必须佩戴护具,靠手杖行走。他申请V‑12海军大学培训项目与志愿救护队,全都遭到拒绝。
从耶鲁毕业之后,康拉德进入国务院担任密码员,1943年末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副领事。在西班牙,他结识了二十世纪两位殿堂级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与马诺莱特,并跟随二人训练。一次训练中康拉德被公牛撞倒,贝尔蒙特立刻冲过来扶他,马诺莱特则引开公牛。1945年,他以“加利福尼亚少年”为艺名,和贝尔蒙特同台出场。他前后斗牛约三十场,其中十场都与贝尔蒙特同台。他一度想要辞去国务院的工作,做全职斗牛士,可又一次膝盖受伤,打碎了这个念想。1945年年末他离开西班牙时,贝尔蒙特和马诺莱特都来到塞维利亚为他送行。
回到美国,康拉德把西班牙的种种经历写成小说《无辜的别墅》,1948年出版,书评褒贬不一。之后,他创作了一部小说,讲述一位传奇斗牛士人生最后一场斗牛。书中特意声明,除了贝尔蒙特短暂登场,其余人物均为虚构,但主角的原型一望而知就是1947年被牛角刺死的马诺莱特。这部1952年问世的《斗牛士》成了畅销书。
《斗牛士》之所以受欢迎,一部分源于康拉德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书评人和专题撰稿人反复强调:他师从顶尖斗牛士,亲身踏入斗牛场,作为一名兼具学识的硬汉,归来讲述斗牛最真实的样貌。
海明威却不这么看。他在6月11日写给布莱特的信中评价,康拉德“技巧倒是很娴熟”,但“圈内真正懂斗牛的人绝不会信服他”。《斗牛士》的作者肖像照里,康拉德站在一张自己斗牛赛事的海报旁,海报末尾写着“凭请柬入场”。海明威说,如果这场比赛只对持请柬的宾客开放,那就意味着“没有人是为赏金而斗牛,上场的也不过是牛犊而已”。牛犊完全不具备成年公牛带来的致命危险,在斗牛场里刺杀牛犊,“是我所知最怯懦的行径”。海明威进一步断言,康拉德不只是骗子,还是个浮华纨绔之徒,称他是“刺杀牛犊的绅士”、“斗牛界的迪安·艾奇逊”——这是拿出身上流社会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作比。在海明威这里,“绅士”是一句辱骂。他曾经对编辑马克斯·珀金斯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永远是位绅士,却“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汉”。
在《午后之死》中,海明威称斗牛是“唯一一项表演者直面死亡威胁的艺术”。他在6月11日的信里告诉布莱特,自己当年在潘普洛纳著名的圣费尔明斗牛节上,是实打实搏命上场;有七年时间,他连续六个清晨冲进斗牛场(之后的一封信里,他把这个年限夸大到十一年),迎战各式各样凶狠狂暴的公牛,这些牲畜有的已经在业余赛事里搏斗过二十次之多。曾经上过战场的公牛更加危险,因为它们已经识破斗篷只是障眼把戏。他强调,自己绝非刺杀牛犊:“每个清晨,都有人平白无故丢掉性命。”即便如此,他也清楚自己的局限。斗牛士马埃拉曾劝他去挑战一头出了名凶悍的母牛,对他说:“欧内斯特,混蛋,你要是死在这么一头大名鼎鼎的牲口手里,也算死得风光。”但海明威回忆道:“我可不想去招惹它。”有人苦苦劝他干脆别进场,免得酿成悲剧;也有人调侃:“要是七月就被公牛撞死,就不用熬过十月的阴雨和穷困潦倒。”
不过海明威也在别处承认,潘普洛纳节庆算不上展现从容赴险精神的舞台。节庆清晨会上演混乱的群斗:数百名男子涌入斗牛场,放出一头小母牛、阉牛,偶尔是犄角被包裹起来的年轻公牛。人们挑逗激怒牲畜,待它冲过来,要么拿斗篷引开,要么四散奔逃。不少人会被撞倒、顶撞、踩踏。海明威的朋友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1924年在这里摔断数根肋骨,但海明威几年后写道,他“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危险”,还补充道:“这只是一场粗野的西班牙游戏,凶险程度并不胜过拳击或者职业橄榄球。”
在多处对这类业余斗牛活动的记述中,包括海明威本人写下的文字,他的形象与其说是斗牛士,不如说更像竞技表演场上的滑稽小丑。据友人杰拉尔德·墨菲回忆,他曾经跳到一头牲畜背上,结果牲口直接被他压得瘫倒在地。在《午后之死》里,海明威写道,为了避免受伤,他曾经攥住牛角,骑在公牛口鼻处绕场打转,引得观众哄堂大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班牙作家何塞·路易斯·卡斯蒂略‑普切向他问起斗牛场经历,海明威答道:“就连我的朋友都觉得那完全就是一出闹剧。”
当然,海明威在西班牙斗牛史上留下的地位,来自笔下文字,而非斗牛场上的表现。1923年,他第一次参加潘普洛纳节庆,自称当时在场会说英语的,只有他和妻子哈德利两个人。那一年他为《多伦多星报周刊》撰写斗牛报道时,觉得读者还需要注音提示:“‘奥莱!’——读音欧‑雷!——人群高声呐喊。”通过新闻、小说、短篇故事以及《午后之死》,他把斗牛这项艺术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广大读者。此后所有书写斗牛的作家,都活在他的光环之下,对此心知肚明。
康拉德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在写给海明威的信里提到,正是《午后之死》让他接触到斗牛。但之后他旅居西班牙,结交斗牛士,亲身踏入赛场,积累了大量一手经验。海明威1923至1931年间数次到访西班牙,近距离接触斗牛;康拉德则在1943到1945年定居西班牙,对斗牛的体会更为真切。二人旅居西班牙相隔十年,却拥有不少共同相识的圈内人。因此,康拉德不只是又一个活在海明威阴影下的写作者:他认识海明威笔下刻画过的人物,而海明威也明白这一点。《午后之死》中,海明威对贝尔蒙特写下大量概括性论断与宏大评判。康拉德原本以为海明威和贝尔蒙特一定朝夕相处、相交甚深,可贝尔蒙特却说,两人仅仅见过寥寥数面。康拉德得以对照现实中的贝尔蒙特,与《午后之死》文本塑造出来的那个贝尔蒙特;他也大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照现实的海明威与文学形象里的海明威。
其实就算没有这种对照考证,也足以招致“老爹”海明威毫不留情的攻击。纵观他的写作生涯,他总在抨击其他作家:晚辈(康拉德、詹姆斯·琼斯)、昔日导师(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有同辈作家(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不论对方地位高低,他都要出言发难。他这种强悍的硬汉姿态也并非孤例。1933年,马克斯·伊斯特曼评论《午后之死》,称海明威的文风就像“在胸口贴假胸毛”。几年后二人碰面,海明威直接拿一本书扇了伊斯特曼的脸。
在海明威口中,康拉德不仅是个只会刺杀牛犊的冒牌货,还是心怀恶意的毁谤者。《斗牛士》的主角帕科特原型是马诺莱特,他是西班牙最伟大的斗牛士,计划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就退役。女友骂他懦夫之后,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上场前恢复清醒,献上一生最精彩的表演。就在他挥剑刺出致命一击时,公牛猛地抬头,牛角刺穿了他。他最终死在医务室。
海明威死死揪住醉酒这一情节不放。现实里马诺莱特最后一场斗牛时头脑清醒,因此他认定,这本书就是恶意诽谤。他把这套看法告诉布莱特,也转述给布彻、莱昂斯与威尔科克斯。7月15日的信中,他鼓动布莱特写一篇杂志文章,揭露《斗牛士》书中的污蔑以及这本书在西班牙引发的反响,理由是“西班牙人几乎将马诺莱特奉若神明”,还主动提出可以提供“详尽思路,教你如何谋篇布局”。布莱特显然没有采纳他的提议。而《斗牛士》这本书就算真的在西班牙激起非议,康拉德在两本回忆录《昔日欢愉》与《攀附名流》,还有自传类文章里,都对此只字未提。
《斗牛士》出版八年之后,海明威自己却对马诺莱特作出了更为严厉的指控。1960年,《生活》杂志分三期刊登他记述1959年西班牙斗牛季的长文,之后集结成书,名为《危险的夏天》,这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书中他指责早已于1947年离世的马诺莱特,靠浮夸的表演花招甚至作弊,败坏了斗牛这项艺术。海明威或许觉得,自己这番指控,和他眼中《斗牛士》的问题本质相通:都是玷污名誉。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一次比赛上场前喝醉酒的虚构情节,和指责一个人数年间败坏斗牛行业,完全不是一回事。另外,《斗牛士》是虚构文学,《危险的夏天》却是纪实作品;写《斗牛士》时康拉德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而写下《危险的夏天》的海明威,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海明威的指控在西班牙掀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也纷纷报道。马诺莱特的朋友与仰慕者纷纷站出来,驳斥他玷污斗牛的说法——巴纳比·康拉德也致信《生活》杂志。他批评海明威曲解马诺莱特的赛场风格,文末措辞依旧大度:“不管我是否认同他的观点,海明威写斗牛题材的文字,依旧比当世任何人都更有可读性。”
海明威这番接二连三的攻讦,究竟有没有击中目标?在海明威写下6月11日那封信三周之后,布莱特在《纽约时报书评》形容康拉德“年轻英俊”。1956年,康拉德想要在一本斗牛选集中引用海明威的部分文字,海明威指示编辑迈耶务必拒绝,还写错了单词:“我对康拉德先生抱有很深的偏见。”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没有听从海明威,准许康拉德使用少量节选。海明威有一句名言:“优秀作家最不可或缺的天赋,是内置一套不受干扰的垃圾甄别器。”或许,读到海明威这些痛斥文字的通信人们,也动用了自己心里的这套甄别器。
尽管始终没有收到海明威的回信,康拉德依旧不断给他写闲谈的信件。他曾写信,之后又打电话,希望能亲自登门拜访身在古巴的海明威夫妇,当面表达仰慕,可玛丽·海明威回复说欧内斯特身体抱恙。康拉德无从知晓,海明威刻意避而不见。1954年,海明威对伦纳德·莱昂斯说:“就算我不见他,至少我从来不是他的朋友。”
数十年过去,1961年海明威早已离世,他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把那些贬损康拉德的信件拿给康拉德看。拿到信件副本之后,康拉德在1991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海明威“极度嫉妒我亲身斗过牛,还以此进行创作”。康拉德在加州卡平特里亚的海滨住宅摆满斗牛纪念物:印有艺名“加利福尼亚少年”的赛事海报、公牛的牛头标本,还有他亲手绘制的马诺莱特与贝尔蒙特炭笔肖像。藏品之中,还装上镜框,陈列了数封海明威写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迈耶的信件。不过康拉德似乎并不知道1952年海明威写给布莱特那些情绪激烈的信。着实可惜,“刺杀牛犊的绅士”这个名号,实在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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