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最早获追认烈士，与他牺牲前成功转移家人密切相关！

1948年，北京一户人家里，陈宝仓忽然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妻子师文通和孩子们觉得奇怪，却没有多问。那时没人知道，这位久经战阵的将领，已经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家人前往台湾，承担一项极其危险的秘密任务。

这张照片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留下了家庭面貌。它更像一次无声的告别。陈宝仓没有把危险告诉妻子，也没有向孩子解释此行的真正目的。对家人而言，那是一次搬迁；对他而言，却是走进一处明知凶险的地方。

陈宝仓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遵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家道逐渐败落。为了继续读书，他只能靠考试争取减免学费。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病故，求学之路更加艰难，后来他考入免费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继而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国家动荡，百姓受苦，在他看来并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家庭真实遭遇。军校毕业后，他投身山西军队，却不得不参与军阀混战。昔日同窗有时站在对面，枪声之中，他越来越厌恶这种消耗中国人的内战。

抗战爆发后，陈宝仓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国共合作形成，他在武汉任职期间，接触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观察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他曾感叹，为什么国民党军队里少有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坚定信念的人。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他的，不只是一两次谈话，还有战场上的亲眼所见。抗战时期，他对战时服务队的组织能力十分佩服，认为这支队伍若能推广到各部，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必然不同。此后，他公开支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也认同持久战的战略判断。

陈宝仓并非只会在口头上表达立场。1938年3月，他率部作战负伤，身上留下两百多处伤痕，右眼还残留弹片。家人见到他时，只看到绷带间露出的口鼻和左眼，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挂花了，没什么。”

伤势稍有好转，他便赶回前线。武汉会战期间，他担任参谋长，投入德安等地的作战。对他来说，抗击外敌是军人的职责，而把力量耗在同胞相争上，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他的选择也使自己不断陷入险境。1942年至1943年间，他曾与胡志明接触，并设法予以保护。1945年，国民政府要求他搜捕胡志明，他却借机护送其离开。事情败露后，他被军事法庭传讯，因抗战胜利等因素，才暂时化险为夷。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济南，负责军用物资和粮饷调拨。解放区物资紧缺，他便利用职务便利，将粮食、药品等物资设法送出。妻子曾听人说，物资刚运出城就“不见了”。陈宝仓回家后只说了一句：“今天又给那边送了一批礼。”

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期隐藏。1946年后，他因涉嫌资助解放区被免职。国民党方面以为他只是同情共产党，却不知道早在1939年，他已经通过中共地下组织传递情报，身份远比外界所知复杂。

赋闲在家的陈宝仓，面临着两条路：留在大陆，或者前往台湾。吴仲禧等人清楚，陈宝仓熟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也拥有不少旧部和旧交，若能进入台湾，或许可以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陈宝仓明白此行意味着什么。他对吴仲禧说：“台湾那边，总得有人去做事。”家人怎么办？他没有选择把妻子儿女留在身后，而是决定一并带走，便于掩护身份，也便于在危险来临时统一安排。

1949年初，陈宝仓夫妇先到香港，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随后带着全部子女前往台湾。他们住在台北永康街附近，孩子们照常上学，家里看起来与普通家庭没有区别。陈宝仓则与吴石配合，整理台湾各地的部队番号、兵力部署和防区资料。

这些情报十分重要。吴石能够接触军政资料，陈宝仓擅长整理、绘制和判断，二人形成了分工。遗憾的是，吴石住所留下的一份手写材料，最终成为破案线索。特务通过笔迹比对，逐渐锁定了陈宝仓。

真正危险逼近时，陈宝仓已经开始转移家人。妻子带着三个女儿先赴香港，表面上制造家庭矛盾，避免引起盘查。他没有到机场送行，只对女儿说：“你们去香港吧，会安全一些。”女儿当时并未想到，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留下的告别。

儿子陈君亮因身份限制难以离台，陈宝仓便托人办理出差证明，让他以赴港采购的名义离开。临行前，他只叮嘱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1950年1月，陈君亮抵达香港。至此，陈宝仓把妻子和子女全部安排出险境。

家人离开后，他没有再为自己寻找退路。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与吴石等人在台北被处决。狱中受刑，他始终没有供出同伴。临刑前，他留下遗言，请家属将遗体火化。

由于身份特殊，遗体一度无人敢认领。陈克敏、唐辉麟冒险前往刑场，凭借衣物和旧伤辨认出遗体，又设法取回骨灰。之后，陈宝仓的女儿托同学将骨灰带往香港，对方无法正常入境，便将骨灰盒缚在身上，冒险涉水登岸，交到师文通手中。

1951年，李济深出具证明，确认陈宝仓是赴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1952年，毛泽东签署《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陈宝仓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吴石案”相关人员中较早获此认定者。全家福留下的那一刻，他已经把生死和家人的退路，都安排在了自己的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