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牟其中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牟其中：第三次出狱还有 “宏大计划”》、《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侦破记》、《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 1978~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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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一个档案里留过两次案底、蹲过两回大牢的四川人，盯上一条从火车上听来的消息——苏联手里有几架图-154大型客机脱不了手，愁的是没人接盘，也愁没有硬通货。
这个人既不会造飞机，手里也没有买飞机的那笔外汇。
最后据说靠着一车皮一车皮的罐头、皮衣、暖水瓶、羽绒服这样的轻工库存，把那四架飞机换了回来，转手交给成都一家航空公司，账面上落下了一个亿上下的进项。
消息传开，有人拍案叫绝，也有人嗤之以鼻，给他扣上一顶"中国第一倒爷"的帽子，也送了他一句流传几十年的评语——上骗中央，下骗百姓。
这个人叫牟其中。
他这一辈子，几乎踩中了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可以下注的关口。
当过锅炉工，蹲过大牢，办过南德集团，进过《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喊过发射自己的卫星、把满洲里建成"北方香港"、炸开喜马拉雅山这类当时听上去像疯话的口号。
一九九九年，他第三次戴上手铐，罪名是信用证诈骗；二〇〇〇年被判无期徒刑。
二〇一六年九月，他走出监狱，头发全白，仍对外表示要继续做没做完的事，坚持自己无罪，坚持申诉。
一个能把四架飞机"空手"换回来的人，在墙里耗掉了人生最好的十六年。
把他从头捋一遍，能看清的不只是一桩商业大案。
而当那笔让他在全国报纸上封神的飞机买卖还在被人当成佳话传颂时，一份谁也看不见的资金流向表，正一笔一笔地成形，悄悄把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倒爷"，推向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
【一】万县锅炉工：在牢里读出来的"流通"二字
牟其中出生年月有两种说法，一说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九日，一说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后者据称是头一回平反出狱登记户口时误写、户籍此后沿用；
籍贯记的是山东烟台，人生在四川万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万州一带。
父亲牟品三在川江航运和金融界有些声望，家里做买卖，让他从小就对"低买高卖"这件事没有道德上的陌生感。
他原名牟奇忠，后来自己改名牟其中。
念书成绩不差，一九五九年高考落榜，次年考进武汉一所工业设计院办的大专班，半年多又因户籍问题退学，回万县进了当地一家玻璃厂当锅炉工。
话多、胆大、对数字和行情格外敏感，这几条后来贯穿了他整个商业生涯。
进了特殊时期那几年，他开始系统地读书，读的不是闲书，是政治经济学、马列原著和各类报刊评论。
他习惯把书里的概念和眼前的现实对照：物资为什么总是短缺，工厂造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卖不出去、想买的人又为什么买不着。
牟其中把根子归结到流通——东西未必是不够，而是被流通卡住了，从多的地方到少的地方这条路没打通。
计划调拨的链条太长、太僵，一省仓库里堆到发霉的工业品，另一省可能正被抢购；老百姓攥着钱买不到暖水瓶、买不到皮鞋，厂家却因产品不对路而半停半产。
别人看到的是东西不够，他看到的是路没通。
他后来反复讲的那个判断——真正值钱的不是把东西造出来，而是把东西从多的地方搬到少的地方——正是从这堆矛盾里抠出来的。
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前后，他和几个人一起撰写、传播对时局的系统看法，把对经济体制、对社会走向的意见整理成材料。
一九七五年案发，整组人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牟其中和几名骨干一度被判处死刑，。
一九七八年三月，行刑程序一度排上日程，恰逢形势变化，死刑暂缓执行。
又拖了一年多，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面派到万县的工作组对这桩案子作了复查、作出纠正，牟其中获释。
从一九七五年秋入狱到一九七九年底出狱，他前后被关押了四年多。
这段牢没有打断他，反而成全了他。
狱中条件简陋，他把能找到的马列著作和政治经济学教材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也坐实了上面那套判断。
多年以后他对外讲"商品交换本身创造价值"这类听上去很玄的说法，根子就埋在这几年里，只是换了套更学术的外衣。
一九七九年底走出监狱的牟其中已经快四十岁，最好的年华在牢里度过，换旁人可能就认命了，找个单位安稳过下半辈子。
他不。
他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网，唯一拿得出手的，是嘴皮子、对行情的直觉，和一份被纠正过来的身份。
按当时的惯例，他能被安排一份体面工作、端上一个铁饭碗，他却死活不肯再进单位——在他看来，做流通、赚差价，挣的是凭自己脑子本事的钱。
在规矩还没立起来的当口，这种身份反而轻装上阵：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最敢下注。
回到万县，他先在一九八一年做成一笔小生意：靠当时百货大楼买座钟在付款时间上的差额，一笔一笔倒腾，最后做成价值三十多万元的座钟买卖，账面获利约七万元。
这是他的第一桶金，也让他头一回尝到把"时间差""信息差"变现的滋味。
一九八二年四月，他和几个人合办一家叫"万县市中德商店"的集体性质门店，把倒买倒卖摆上台面，还搞出包换、代购代销代运代存一类当时少见的花样，头一年账面获利近八万元。
生意刚做出点样子，一九八三年九月，因为"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一类的问题，他再次被捕，被关了大约十一个月。
这段牢没让他收手，反而更笃定：在短缺和积压同时存在的年代，谁能把供需两端接上，谁就能在规则的空隙里挖出金山。
他头一回领教了"规则"的锋利，也从此一直赌自己能踩在边上不掉下去。
回过头看，万县这几年的小打小闹没让他发大财，却让他摸到一条日后屡试不爽的门道——谁握着"把货从滞销处挪到紧缺处"这条信息，谁就能在几乎不动本钱的条件下把钱挣了。
这条门道他记了一辈子，也靠它摔了最重的一跤。
【二】罐头换飞机：空手套白狼的世纪一笔
出狱后，牟其中把中德商店一步步做大，先是一九八四年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贷到一笔钱作为本金，业务从钟表、轻纺一路做到白糖、冰箱，后来干脆北上，把公司落到了北京，正式更名为南德集团。
真正把这个名字推上全国报纸头条的，是那笔被后人称为"罐头换飞机"的买卖。
背景是这样的：当时苏联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重工业能造最先进的客机，轻工业却连暖水瓶、皮衣、罐头都造不够，老百姓排队买不到日用品，航空公司手里有大量闲置的图-154，缺外汇、缺航材，飞机趴在地上飞不起来。
而中国这边，东南沿海和内地一堆轻纺企业产品卖不动、压在仓库里，刚开航不久的四川航空正想把手里的小型飞机换掉、引进大飞机，却拿不出那么多外汇。
三方的难处，在他眼里正好是三个缺口拼成的一张图。
消息的来路，是他在火车上跟人聊天时得知的——苏联想脱手图-154，愁没人接盘。
从一九八九年起，他四处奔走，把这三头接在了一起。
这里有一道绕不过的门槛：民营企业当时没有外贸经营权，签不了进出口合同。
他的解决办法是，让四川航空出具一份购机委托书，再由北京一家有外贸经营权的国营公司出面代理签订合同，自己躲在幕后做实际的操盘人。
货那边，他跑了国内好几个省、组织起三百多家工厂，把积压的罐头、暖水瓶、皮衣、鞋帽、服装、羽绒服攒到一起，前后动用了约五百车皮，按当时折算货值约四亿元人民币，换回的标的是四架图-154客机，外加一批相当于又一架飞机价值的航材。
双方还互相派出工作组，到车站、到口岸盯着货物装车发运。
这笔买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时间差"的拿捏。
飞机从莫斯科飞到成都不过几个小时，而那一列列装着罐头、皮衣、暖水瓶的火车，运到苏联要走上一个星期。
中间的这段空当，就是他借力的地方：一架飞机先落地，他立刻拿着购机合同和随机文件去银行申请抵押贷款，贷出来的钱拿去付给国内供货的厂家，厂家发了货、苏方收到货，再放行下一架飞机。
一架带着一架、一贷款接着一贷款，四架飞机就这么一架架进了手，而他自己几乎没掏多少本钱。
这套操作把银行信用、政策缝隙和物流时间差用到极致，既是他能力的体现，也悄悄埋下日后翻车的伏笔——他尝到了用别人的信用做自己的生意的甜头，而且尝得太顺、太彻底。
交易中间还赶上一件大事——苏联解体，原先对接的苏方机构变了，后续交付只能由俄罗斯方面承接，谈判和发运被迫拉长。
第一批飞机在一九九一年底落地，最后一架到了一九九二年八月才飞抵成都，前后拖了好几年，那批货也陆陆续续发了好几年才发完。
最终这笔买卖让南德净落下约八千万到一点六亿元人民币，不同来源给出的数字有出入，但量级都在一个亿上下。
飞机稳稳交给了四川航空，川航后来靠运营收入分期把购机款和银行贷款还了。
这件事轰动一时，把他推上"中国第一倒爷"的位置，也让他得了个"国际倒爷"的绰号。
平心而论，这笔交易并非凭空捏造，它确实完成了货物和飞机的对转，盘活了积压、补上了运力缺口：苏方拿到急需的轻工货，中方拿到急需的客机，航空公司不用掏外汇，三方各取所需。
毛病出在另一个地方：这种建立在信息差、政策差、外汇管制差之上的暴利，高度依赖规则尚未健全的环境，一旦规则收紧、对手变脸、银行要求合规，这种只搬运价差、不创造产品的中间生意，就露出了它脆弱的内核。
经了这一单，他手里多了一样比钱更要紧的东西——一种近似"被认可"的信用。
和国营航空公司签过合同、和银行放过贷款、和苏联俄罗斯做过生意，这层光环反过来又成了他去撬动下一笔资源的通行证。
换飞机的成功，与其说给了他一个亿，不如说给了他一个错觉：只要话讲得够大、够圆，就没有撬不动的墙。
【三】南德版图：首富的狂想与"空手道"模式
飞机交易成功之后，南德成了民间资本的一块招牌。
一九九二年，南德集团被批准为股份制试点企业，牟其中把它当成对外宣传的名片，公开喊出要做"中国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
他不再满足于倒几船货、换几架飞机，而是要给中国乃至周边画一张张宏大的开发蓝图。
媒体替他归纳出所谓"九大计划"，内容包括：发射由南德冠名的商业卫星，用卫星提供广播电视服务；把内蒙古满洲里建成"北方香港"，做成中俄贸易枢纽；改造重庆火锅产业；乃至"炸开喜马拉雅山""通天河计划"这类听上去更像科幻小说的设想。
这些设想里，有些确实推进到了执行层面。
卫星项目走得最实。
一九九五年，南德与俄罗斯方面合作，把一颗"航向"系列的电视直播卫星送上天，开了民营资本碰航天领域的先例，南德为此投入两千多万美元，牟其中本人飞到俄罗斯，全程盯着调试和发射，还请来国内外媒体全程报道。
满洲里的口岸开发也立了项、动了土，南德与当地签了开发协议，在边境做了一批对俄、对蒙的易货贸易。
一九九三年他与重庆一所高校谈合作改造火锅，放话五年做到年销售收入一百亿；一九九四年去陕北考察，又说要投五十亿。
可这些数字大多停留在发布会上，没几条落到了地上。
满洲里的账就是例子——对外宣称独资投资一百亿元，后来被调查出来的实际投入不足一亿元。
满洲里"北方香港"从一九九三年签协议起，到他出事前始终停在一个口岸的框架里，连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建成通车剪彩，作为重要投资方的南德都因正被有关部门审查，连仪式都没到场。
卫星项目后来更因没有客户而倒亏，据报道亏掉约三千万美元。
名气却实打实地涨了上去。
一九九五年，牟其中被《福布斯》列入榜单，位居中国内地富豪第四位，有境外商业杂志的中文版干脆送他一个"中国首富"的名头。
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七年，他先后被评上"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改革风云人物""商界十大风云人物""十大实业家"等一系列名头。
也是在这一段，冯仑等一批后来在商界叫得出名字的人，先后进了南德，围在他身边做事；
他那位比自己小二十八岁的小姨子夏宗伟，很早就进南德工作，给他当秘书，亲眼看着他一路白手起家。
这个当时没人在意的年轻姑娘，日后会在一段谁也意想不到的年月里，成为围在这座大厦四周的人里最后一个没走掉的角色。
那一刻，几乎是整个社会都在替这个曾经的"投机倒把犯"背书，而他手里真正握着的硬资产，远没有这些名头和口号看上去那么厚。
支撑这一切的并不是工厂、技术和稳定的现金流，而是一套被外人称为"空手道"的玩法：用一张图纸、一个设想、一份批文或者一段关系，去撬动一笔贷款、一批货物、一个项目，再把撬来的资源转手或者抵押，去撬动下一笔更大的资源。
整条链像多米诺骨牌，靠的是不断有新钱、新批文、新关系接进来，只要某一环没人接盘，整排骨牌一起倒下。
这种模式在短缺和价格双轨制并存的年代有它的生存空间：只要撮合成一单，差价和佣金就够再撬下一单。
可它有个致命前提——所有对手方都愿意在没有充分抵押、没有规范合同的情况下，相信这个人的"嘴"和"面子"。
银行看的是关系和批文，地方政府看的是招商数字和形象，海外对手看的是他"换过飞机"的名头。
当所有人都赌"牟其中下一单一定成"的时候，游戏玩得下去；
只要任何一家银行、任何一个监管环节开始较真、要把钱的来龙去脉摆到桌面上，骨牌就停在了半空。
说白了，他这套生意从头到尾卖的不是产品，是"牟其中"这三个字本身，是押上这个名字换来的别人的信任。
也正是在这一段，对他的评价彻底分裂。
一部分人把他当成打破僵局的英雄、敢想敢干的民营标杆，认为他证明了一个没有资本的人也能靠脑子做成大事；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个把银行的钱和老百姓的信任拿去给自己画饼的角色，所谓九大计划多是空头支票，南德账上的窟窿比宣传里的宏图大，连"首富"背后是"首骗"的说法都开始在一本私下流传的书里出现。
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最后凝成那句"上骗中央、下骗百姓"的评语。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麻烦开始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而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的时候，连同它背后那个再也填不平的黑洞，一起把他钉在了两年后那场大审判的被告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