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第一章 南下
我叫杨骁，吉林人，今年二十六。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坐在吉林老家的老房子里，窗外飘着雪，炕烧得滚烫。手边是一沓泛黄的纸，有老挝币，有从监狱里传出来的信件，还有一张我在磨憨口岸回国时拍的边检章。
那是2024年春天的事。
我十七岁那年离开吉林，南下打工。在深圳的电子厂流水线上站过，在东莞的仓库里扛过包，后来跟着一个老乡去了缅甸，又辗转到了老挝。我没什么文化，高中都没读完，但有一身力气，还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我总觉得自己不该一辈子站在流水线上。
老挝，东鹏县，金三角经济特区。这地方是东北人赵伟搞起来的，模仿澳门的模式，特区内流通人民币，执法单位全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当地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区内有赌场、有酒店、有饭店，还有一个用当年糯康用过的船改造的餐厅，噱头十足。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特区里的治安局、特行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北大哥说了算。你认识人，你就是横着走；你不认识人，你就是被横着抬出去。特区的基石产业是什么？海外盘。冒充女性在Facebook、Ins上添加外国人，谈恋爱，引导投资，最后收割。但特行办有规矩，严禁做中国大陆地区，每个月都查，每个园区员工都要实名登记工牌。这些规矩，懂的人都懂。
我投奔的朋友叫孙哲，在特区里开了一家烟酒行，兼做换汇。我给他看店、送货、接待客户，一个月拿固定工资。孙哲这人，嘴甜，会来事，认识一堆园区老板和主管，天天带他们去娱乐场所消费，中心思想就一个：以后换汇业务都来我这儿做，别人收五个点，长期合作我收四个点。
他带我出入这些场合的时候，总爱拍着我肩膀跟人说：“这是我兄弟，这店也有他一份。”
我当时没多想，甚至觉得他够意思。后来我才明白，有些话，说的人未必当真，听的人却会刻在脑子里。在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默认我是这家店的二老板、话事人。我拒绝过他给我的干股，但名声这东西，一旦贴上，撕都撕不下来。
第二章 特区里的日子
在讲A哥之前，我得先说说特区里那些日子，因为不了解这些，你就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会栽。
特区不大，走路半小时能从东头穿到西头。但就这么点地方，什么都有。赌场门口永远停着几辆埃尔法，车牌是云南的，车主是谁没人问。酒店大堂里坐着一排排年轻人，抱着手机，屏幕上全是英文界面，嘴里念叨着“客户说再充五千”。烧烤摊凌晨三点还在冒烟，东北大哥光着膀子划拳，旁边坐着几个老挝姑娘，笑得花枝乱颤。
我每天早上八点开门，先扫地，再把烟柜擦一遍。孙哲一般十点才来，来了就泡茶，坐门口跟人聊天。他聊天有个本事，三句话就能把对方底细摸清，五句话就能称兄道弟。我跟他干了半年，见过他跟至少二十个园区老板拍过胸脯：“哥，以后换汇的事你吱声，兄弟给你办得明明白白。”
这些老板里，有做海外盘的，有做赌场叠码的，有搞虚拟货币场外交易的，还有一个是做“物流”的——说白了就是帮人把现金从云南运过来，走山路，走水路，一趟抽两个点。孙哲说这人以前是卡车司机，后来跑了几趟山路，现在开上保时捷了。
我见过最夸张的一次，一个老板拎着两个行李箱来店里，打开，一箱子人民币，一箱子老挝币，说要换USDT。孙哲打了几个电话，半小时后来了个戴金丝眼镜的小年轻，手机上一顿操作，确认到账，拎着箱子走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孙哲抽了三个点，六万多。
我问孙哲：“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吧？”
孙哲笑：“你以为特区靠什么活着？靠的就是这些‘容易’的钱。你要想挣，就得跟这些人打交道，别老想着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你回吉林种地去。”
我没说话。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八千，包吃住，在特区算低的。但我没什么野心，觉得能攒点钱就行。孙哲有时候喝多了拍我肩膀：“兄弟，等哥把这个店做大了，给你干股。”我说不要，他就笑：“你这人，太老实。”
第三章 A哥
2022年10月中旬，A哥来了。
A哥，西南口音，将近五十岁，头发全白，一年四季唐装配布鞋，无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极力证明自己斯文，但话里话外忍不住冒出“老子”“批”这类词。他喜欢说自己格局大、待人宽容，却因为一点小事就对身边人大吼大叫，甚至上手推搡，打完还说“要不是看你跟了我多久，我早怎样怎样”。在特区内，他和治安局一把手、下面队长、最底层的本地安保关系甚佳。
A哥第一次来店里，是孙哲带进来的。那天孙哲特意穿了件新衬衫，把茶台擦了三遍，还让我去隔壁买了包软中华。A哥进来后没坐茶台，直接坐到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扫了一圈货架：“小孙，你这店，一年能走多少流水？”
孙哲赔笑：“A哥，小本生意，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A哥笑了，“你这店里光茅台就摆了二十多瓶，烟柜里全是硬货，你跟我说混口饭吃？”
孙哲赶紧递烟：“A哥您多关照。”
A哥接了烟，没点，夹在耳朵上：“我有个美国客户，进了一百多万U，要换成现金，三天内给。你能做？”
孙哲眼睛亮了：“能。”
“汇率多少？”
“A哥您说。”
“7.35。”
孙哲算了算，利润大概两个点，不算高，但量大。他咬了咬牙：“行，A哥，我三天内给您送现金。”
A哥走了以后，孙哲在店里转了三圈，嘴里念叨：“一百多万U，七百多万现金，三天……”然后他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打了七八个，最后跟我说：“兄弟，明天跟我去趟会晒，提现金。”
会晒是老挝的一个边境小镇，对面就是泰国清孔。孙哲说那边有人能搞到人民币现金，汇率比特区低半个点。我们第二天开车过去，在一个仓库里见到一个潮州人，仓库里堆着十几个麻袋，打开全是人民币，一捆一捆的，用橡皮筋扎着。潮州人用点钞机点了三遍，孙哲又点了一遍，装了两个旅行箱，开车回特区。
路上孙哲跟我说：“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信誉。说三天给就三天给，差一个小时都不行。”
我说：“那要是给不了呢？”
孙哲沉默了一会儿：“给不了？给不了就得跑。”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前两天的现金送得很顺利。第一天送了两百多万，A哥当面点清，还拍了拍孙哲肩膀：“小孙，靠谱。”第二天又送了两百多万，A哥请我们吃了顿饭，饭桌上说：“剩下那点，明天到位就行。”
第三天早上，孙哲给A哥打电话，说云南那边送现金的车被海关扣了，得缓两天；如果您着急，我去泰国给您拿泰铢回来，特区对面就是清莱，我有人脉，两三天搞定。
A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行，你去吧。我这边不急，但你得给我个准话。”
“两三天，肯定搞定。”
孙哲挂了电话，收拾东西。我问：“你什么时候出发？大概几天？”他明显心不在焉，脸上不耐烦：“一周左右吧，我今天就走，你好好看店，发生什么大事直接联系我，啥都不用你承担。”
“啥都不用你承担。”这话我当时没多想，后来在监狱里反复咀嚼，才尝出别的味道。
孙哲走后的前两天，A哥每天来店里，当我面给孙哲打视频，孙哲在视频里展示现金——一沓一沓的美金，摆在酒店床上。A哥和我聊天，说这次换泰铢也行，正好带女朋友去泰国消费消费。第三天，孙哲开始不回消息。第五天、第六天偶尔回一句“快了快了”。第七天，彻底失联。
A哥让我多给孙哲发消息。我说：“放心吧A哥，这么大个店，还能跑了吗？”
我开始给孙哲发消息，各种理由：家里有事、扭到脚住院、这个病了那个病了，就是不提钱，不提回来的日期。后来我才知道，他拿着剩下的两百多万去赌了，全输了，人躲在泰国想办法筹钱。他以为我就是个看店的，出了事他们不能为难我。但他忘了，他亲手给我安了个“二老板”的身份。
A哥再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了。每次都带两个马仔，话里话外对我嗤之以鼻。他说：“治安局、特行办我都认识，他找不到，我只能和你说。”
我说：“A哥，您既然这么有能量，就给这家店关了吧。特行办有您朋友，押金能退二十万，店里烟酒存货、保险柜剩余现金，差不多能抵一百万。您再搞到他店铺牌照，找木棉集团代替抵押。剩下的钱，您什么时候找到他什么时候算。必要的时候，我额外找个保安工作，每个月工资按时给您。您这么大岁数，别气出好歹。”
A哥脸色阴晴不定，当场走了。但在门口，他和两个马仔耳语了几句。我当时没猜到他说的是什么，后来知道了：第二天要激怒我。
第四章 动手
特区内打架处罚极重。经济纠纷一方不还钱，可以直接送外省监狱关起来。我就是这么进去的。
那天晚上，A哥照例带两个马仔来店里，说是继续商讨解决方案。两个马仔时不时插话，对我地域贬低，说什么“早几年在国内遇到你们这种人，我早就如何如何”。我没还嘴。不是我怂，是事情本身我们不对。我那时候还以为我和孙哲算一伙的，男人得有担当。我完全可以跑，但跑了的话，在几十号人心里就会留下“吉林人坑客户钱、有问题跑得比谁都快”的印象。我轴，我觉得一个团队出了事，总得有人出来顶。
马仔的侮辱持续了半小时。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大哥都没这么失态，你们在这叫唤上了，皇上不急太监急，自己啥身份拎不清？”
然后一个马仔拽我衣领，另一个伸手摘我眼镜。我先看了A哥一眼，他毫无反应。我明白了：除非我真挨揍，而且不是轻揍，他才可能拦。
那几天我本就心烦意乱，对孙哲不解、无语、愤怒、失望，纠结要不要告诉他父母，要不要告诉我父母。我正恼火。拽衣领加摘眼镜，这跟喊“我要毒打你”没区别。
我左手掰住拽衣领那人的大拇指，右手抄起烟灰缸拍在他鼻梁上，他松手倒地。另一个，我把烟灰缸当飞镖丢出去，正中面门，趁他摇晃，化拳为掌劈在他耳朵软骨上，也倒了。
我175，当时145斤，从小锻炼，读书时周末去亲戚工地干活，力量不差。那两个马仔身高体重明显弱于我。还有个额外想法：我浑身纹身，要是让他俩揍了，太磕碜。
两人倒地不起。我对A哥说：“大哥，我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上来就要打我，都是不远万里来混口饭吃，这么做能解决问题吗？”
A哥嘴角一笑。然后，四个穿治安局制服的人进来了。带头的是我见过的中国人，剩下三个是老挝本地人。带头那位故作为难：“杨XX，你说你大小也是个老板，在哪里混就要讲哪里的规矩，纠纷正常处理呗，咋还能打架？走吧，给店关了，跟我们回去一趟。”
我大喊：“我是个XX的老板啊！那是孙哲吹牛逼的！”
对方语气不容置疑：“你动手了！还给人打伤了！回去说！都是老熟人，非要给你戴手铐砸脚镣？好看吗？”
我说：“跟你们走行，但走之前，我要和隔壁南宁米粉的老板说几句话。就几步道，我跑不了。”
第五章 小欢
小欢，南宁武鸣人，浑身纹身，戴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和纹身极不搭。他在我烟酒行隔壁开米粉店，我常去吃烧鸭，一整只一整只地吃，晚上没事和他出去吃鱼生。一来二去熟了，我送他烟抽，特意进了真龙系列。他老婆、两个孩子和我关系都好。
我进米粉店的时候，他正在后厨切烧鸭。见我一脸沉重，他把刀横在案板上，擦着手走出来：“兄弟，咋啦？想吃啥？正好有只烧鸭刚出。”
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站着的四个治安局的人，深呼吸：“兄弟，我出事了。孙哲那个屌毛，换汇差了个大人物的钱，二百来万，人不见了。我现在得进治安局协商。这回我应该是糟了，托付你几件事。”
小欢眼镜片后面的眼神一怔：“你说，能做到的我都会做到。”
“第一，打开你的飞机和微信，联系孙哲，告诉他老子因为他在国外吃上官司了。第二，记一下我父亲手机号，跟他说我遇到点麻烦，让他别太惦记，有你帮我他会放心。第三，我估计要进本地监狱了，你勤去治安局打听给我送哪里了，东鹏、琅勃拉邦还是万象。这里几千块现金给你，我没进去最好，进去了你拿这些给我存钱。还有，这是我姥爷留给我的表，你帮我保管，治安局或监狱没收了就不给了。”
小欢全记下了。他说：“兄弟你放心，一会我先给你爸打电话，然后去治安局，抓紧联系那个屌毛。你信任我，我都做到最好。”
我点了点头。出门时，治安局那个中国人朝我笑：“杨老板，走吧，上车，A哥已经在去治安局的路上了。来，这是在你店里找到的U型锁，给店锁上，钥匙我代为保管。”
我接过U型锁，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典韦空手能干死那么多人，我能不能凭一把U型锁干翻这四个人然后跑？转念一想算了。这中国人据说在国内参过军，将近一米九，胳膊赶上我腿粗，还有三个本地人在。与其被按在地上圈踢，不如体面地走。
上了贴着治安局标志的三菱帕杰罗，后排一左一右两个本地人把着我胳膊，另一个开车，中国人坐副驾。车开往治安局。
第六章 治安局一夜
治安局在特区西头，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中老两国国旗。我被带进一楼一间办公室，墙上贴着“执法为民”四个字，下面摆着一张茶台，茶台上放着半包软中华和一个紫砂壶。
带头的中国人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杨老板，别紧张，A哥说了，不为难你，就是把事情说清楚。”
我说：“我说得很清楚，钱是孙哲拿的，我就是个看店的。”
“你看店？”他笑了，“特区里谁不知道你是二老板？孙哲带你出去的时候怎么介绍的？‘这是我兄弟，这店有他一份。’这话是不是他说的？”
我哑了。这话确实是孙哲说的，而且不止说过一次。
“你看，”他给我续茶，“A哥也不容易，七百多万的生意，被你朋友坑了。A哥说了，只要你配合，把孙哲找回来，或者你替他把剩下的钱补上，这事就算了。补不上也没事，按规矩走个程序，关几天，等孙哲回来再说。”
“关几天？”
“看情况。经济纠纷，最长两年。”
我心里一沉。两年。我一个月挣八千，两年不吃不喝不到二十万，他让我补两百多万？我补个屁。
我说：“我要打电话。”
“打给谁？”
“打给我朋友，孙哲。”
他递过手机。我拨了孙哲的号码，响了十几声，挂了。再拨，关机。我发了条微信：“孙哲，我进治安局了，你他妈赶紧给我回电话。”消息发出去，红色感叹号。他把我删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五秒，然后笑了。那种笑，是气到极致反而笑出来的。我把手机还给治安局的人：“他把我删了。”
那人叹了口气，好像早就料到了：“杨老板，那就按规矩来吧。”
他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姓名、国籍、护照号、入境日期、事由。填完以后，他让我按手印，然后说：“今晚先在这待着，明天送你去曼巴。”
“曼巴？”
“东鹏县曼巴监狱。放心，里面中国人不少，都是跟你差不多情况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治安局一楼的长椅上，手被铐在椅子扶手上。隔壁房间有人在打牌，老挝语和东北话混在一起，时不时爆出一阵笑声。我闻着茶台上的软中华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半夜的时候，一个老挝安保给我端了碗泡面，用中文说：“吃。”
我吃了。那碗泡面是冬阴功味的，酸辣，我一边吃一边想，孙哲现在在泰国的哪个酒店里？他输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
第二天一早，我被押上车，开了大概四个小时，到了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地方——东鹏县曼巴监狱。
第七章 曼巴监狱
铁门打开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被推进一个院子，水泥地，铁皮棚，几十个犯人蹲在地上吃早饭。有老挝人，有泰国人，有中国人。管教是个老挝人，瘦得像竹竿，腰里别着根电棍，用老挝语喊了几句，我听不懂。旁边一个中国人翻译：“让你蹲下，双手抱头。”
我蹲下了。从那一刻起，我成了曼巴监狱的一名犯人。刑期：两年。罪名：经济纠纷连带责任。
后来我才知道，同号子里经济纠纷的中国人，最多一年就走了。我纯粹是自己作死，硬给自己加了刑期。至于怎么作死的，后面再说。
曼巴监狱的中国人号子，一共十二个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的水泥房里。地上铺草席，一人一条毯子，没有床。墙角有个水龙头，一个塑料桶当马桶，每天早上有人来倒。伙食是糯米饭团加一勺不知道什么菜煮的汤，偶尔有块鱼，腥得让人想吐。
号长姓周，黑龙江人，四十多岁，因为诈骗进来的，刑期五年。他在这待了三年，已经把监狱混成了半个家。他见我第一句话是：“新来的？犯什么事？”
“经济纠纷，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他笑了，“那就是被人坑了。没事，这地方中国人不少，都是被坑的。”
号子里有个四川人，姓刘，因为赌场出千被抓，判了三年。他教我规矩：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蹲着吃早饭；七点出工，去监狱的橡胶园割胶，或者去厨房帮忙；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继续出工；晚上六点收工，蹲着吃晚饭；七点点名；九点熄灯。
“你身上这纹身，”刘某看着我说，“老挝人和泰国人会很感兴趣。他们觉得中国纹身技术牛逼。但你别嘚瑟，这里面有规矩，纹身多的容易被盯上。”
果然，第二天出工的时候，几个泰国犯人凑过来看我胳膊上的纹身，用蹩脚的中文说：“龙！中国龙！”其中一个纹了满脸的泰国人，比划着问我能不能帮他画个图样。我不会画画，但答应帮他问问外面的人。
第八章 号子里的中国人
曼巴监狱的中国人号子，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故事。
号长周哥，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以前在老家开担保公司，后来资金链断了，跑路到老挝，在特区里搞了个小贷公司，再后来因为暴力催收被抓，判了五年。他在这三年，把号子管得井井有条，每天早上点名，谁病了谁没病，他都记着。他有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每个人的刑期、释放日期、家里联系方式。他说：“出去了以后，咱们这些人得互相帮衬，别出去了还跟仇人似的。”
刘某，四川绵阳人，赌场出千被抓。他以前在澳门赌场干过，后来嫌工资低，跑到东南亚来搞“技术流”。他跟我说，他出千的手法能骗过百分之九十的监控，但那天他喝多了，手抖了一下，被监控拍到了。判了三年，他认了。
还有个广西人，姓黄，五十多岁，因为走私红木被抓。他以前在东兴做红木生意，后来老挝这边红木便宜，他就跑过来收，收着收着就收到了禁区里，被林业警察逮了。判了两年半，他天天念叨：“我那批大红酸枝啊，值八十多万呢，全没收了。”
最年轻的是个福建人，姓林，二十二岁，因为搞海外盘被抓。他跟我说，他中专毕业，被老乡骗到特区，进了园区，干了三个月，业绩零蛋，主管说再没业绩就把他卖到缅甸。他吓跑了，跑到治安局报案，治安局把他关了——因为他没有工作签证，非法滞留。判了八个月。他天天哭，说想回家。
周哥最照顾他，每天分饭的时候多给他一勺。周哥说：“这孩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我儿子在国内读大学，不知道他爸在这蹲监狱。”
第九章 女号
监狱分男号和女号，中间隔一道铁栅栏。女号那边有十几个中国女人，大部分是搞海外盘的，也有几个是换汇纠纷。她们比男号自由一点，因为女号那边有个小作坊，做手工钱包、布包，卖给外面的游客。
我进去第三个月，女号一个叫阿玲的四川姑娘，托人给我带了个她缝的钱包。粗布做的，针脚很密，上面绣了个歪歪扭扭的“平安”。阿玲是自贡人，因为帮人换汇被牵连进来的，判了一年半。她说：“你帮我带句话给外面的人，就说我没事，让我妈别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