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孩子变“差生”，一句话让人窒息

一个成绩不错的男孩，忽然开始逃学，一逃就是十来天。后来老师才知道，男孩家里装了三个摄像头。

“时时刻刻被盯着，让人窒息——你说他要不要逃？”提到这个孩子时，广中学校的老师这么对谢岚说。

这个孩子作为“问题少年”进入广中。广中的全称是上海市广中学校，位于虹口区，是一所公立寄宿制专门学校。这里的学生，都是初中阶段“陷入困境”的男生，他们中不少人反感学习，长期不去学校，沉迷游戏。也有人跟老师、同学或家人的关系恶化，最终在原来的学校待不下去。

谢岚在这里待了十年。2019年，她拎着相机走进教室，让学生轮流拍下自己的生活。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找毕业班的学生聊天，请他们写作文，说说自己。

这些谈话，连同少年们的作文和照片，后来汇成了《我不是差生》这本书。

《我不是差生》封面

谢岚没有一套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办法。“人本来就是丰富而复杂的，怎么可能用一个方法解决所有问题？”

她只是想把这些声音留下来。“青少年真实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很少被认真听见，也很少被分享出来。”但这些声音很鲜活，也很珍贵。

掉队的孩子

从前，广中的课很难上，尤其是周一。有学生周末打了一整夜游戏，周一趴在课堂上补觉。也有人上着上着就打起来，同学冲进办公室喊：“老师，那两个人又打起来了。”老师一下子火大，起身就往外走。

在谢岚看来，校园嘈杂却也生动。老师会坐下来和学生聊天，学生也会跑进办公室补作业，或者问老师有没有零食。在这里，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真实的互动。

她是外聘教师，不带班，和不同班级的师生做项目制学习。有时，班主任发现哪个学生状态不对，就把孩子领到她面前，让她试着聊聊。

有时一聊就是很久，也有时，学生干坐在那，一句也不愿说。

接触得多了，她才慢慢知道这些所谓的“差生”是怎么走到这里的。

学生李锦鹏拍摄的作品

在学校的语境里，“差生”大致有两种：成绩差，或者行为出现偏差。来到广中的孩子多是后者。而不少人的转折，出现在小学三四年级。

那个阶段，作业量上来了，课程难度也上了一个台阶。孩子从这里开始分流。有人顺利跨过去，有人没有。俞小乐属于没跨过去的那一个。

在给谢岚的作文里，俞小乐写下了自己掉队的过程。一二年级，他成绩好，“上学还是比较开心的”。三年级，他开始有些听不懂。成绩一掉，父母赶紧报了各种补习班，家里的电视也停了。从前周末写完作业就能自己安排的日子，没有了。

教辅书堆成一摞，天天要写，母亲帮着批改，错了再改。起初他想把成绩追回来。可题目越来越难，他写不下去。父母在旁边催，规定做完才能看电视。

学生们在教室互动

情绪先是憋在心里，后来成了反抗。四五年级，父母为了让他放松，给过他一部手机。没多久，母亲又收回去，规定做完作业和教辅才能玩，出门也不让带。

他天天和母亲吵，吵不过就哭，一哭，父亲就出门抽烟。某天，他找来螺丝刀，撬开了锁手机的柜子。那之后，父亲才算真正介入。但他的成绩还是一点点往下掉。

“孩子成绩刚下来时，都想重新把成绩拉上去，这是很朴素的愿望。”谢岚说，但他们通常撞上两种情形。

一种是没人过问，大人疏忽，不知道孩子遇到困难，或者认为“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另一种，是大人来帮忙了，但没效果，于是下结论，认为孩子要么智力有问题，要么态度不行。结论一出，成年人的情绪就被勾起来，接下来便是指责，甚至打骂。

谢岚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滚雪球”。孩子一直够不着，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笔记/学生周扬 摄

时间久了，掉队的孩子在校通常得到两种待遇。一种是“被跳过”，老师不再关注，他在班里没有存在感，和同学慢慢疏远。另一种是“被盯上”，被当成“刺头”。

俞小乐两种都遇到了。他在作文里写，有老师认定他是“差生”，班里出什么事都算到他头上。他生气，就用不写作业来对抗。那时候，他和周围人处不好，和自己也处不好，只觉得自己“挺窝囊的”。

到六七年级，他放学便回家打游戏，作业交不上，就用副课补。他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态：“没什么好学的，反正学也学不会，学得差还被大人骂，我还不如什么都不管了。”

毕业前，谢岚问他：“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唤起你们的学习动力，那会是什么？”

“旁人的目光。”俞小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答道。但那时，他感觉到的目光，“基本都是恶意的”。

“如果说众多恶意的目光里面有一个善意的，哪怕只有一个，就会不一样。”俞小乐说。

被推着走的学生和家长

谢岚后来常常想起这句话。那几年，她反复问自己：“当我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给出的是什么样的目光？”

2022年，谢岚的儿子上了中学。“突然之间，我们都要晚睡早起，充足的睡眠没有了。”

六年级开学前的暑假，学校发来一份作业，叫“大礼包”。她把任务列成表，每天陪孩子一点点完成。

做到后来，她自己都有些撑不住了，“每天都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她几次跟孩子说，要不就别做了，不交了。孩子却说不行。无形的压力，结结实实压在孩子身上。

学生王吉顺拍摄的作品

开学以后，日子照旧。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写作业。数学题卡住了，没有时间停下来琢磨卡在哪里，因为英语作业还在后面。英语错了一大片，也只能先赶着做完，然后洗澡、睡觉，第二天再重复一遍。

那时学校规定，课间和午间学生都不能出教室。孩子们飞快吃完午饭，老师接着补课。“日子变得仓促，紧巴巴的。”好几次走进班里，她看见男生头发乱蓬蓬的，有的头发油腻，像是来不及认真洗。

也是那个时候，儿子的成绩不断下滑，谢岚自己成了所谓“差生”的母亲。她始终觉得，学习是件很细腻的事，一个人卡在哪里、为什么没了兴趣，需要慢慢找缘由。可这套节奏太快了，快到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看一个孩子。

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周围的家庭大多这样生活，似乎默认中学生就该这样。她一直有个疑问：“非得这样吗？哪怕成绩好，也非得这样吗？”

被这套节奏推着走的，从来不只是成绩差的学生。

这些年，“厌学”“休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家长的讨论里。社媒上，他们重复着相似的问题：孩子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不想上学了？不少医院也相继开出学习困难与厌学门诊、拒学门诊。

学生朱钱程拍摄的作品

2025年2月，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科普知识。

会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主任医师吴仁容把这类现象的成因分为学习动力、家庭和学习环境等发展性问题，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等精神心理问题。

她建议，长期旷课、逃学甚至休学的孩子，应做专业评估，不要简单理解为“学习态度不好”，同时也要避免把发展性问题过度医学化。

广中的学生构成，这些年也在变。“好些学生成绩并不是很差，一些同学在数学等科目上成绩还很不错，他们更大的困扰来自情绪和人际交往。”谢岚表示。

“结果不是锁死的”

后来，谢岚带儿子去了斯里兰卡。儿子考入了当地一所私立学校，一个年级只有几十名学生。

学校同样重视考试。不少老师毕业于世界名校，升学成绩也拿得出手，但作业少得多。“孩子过去一晚上的数学作业，相当于这所学校一个月的量。”谢岚说。

学校里有休息室，学生可以打牌、下棋、聊天。大课间，不同年级的学生会一起吃饭。课表里保留了自习和空课。她的儿子从英语慢班进入正常班，课程要求随之提高，但始终“有呼吸的时间”。

变化是慢慢出现的。刚到新环境，儿子听不懂英国历史，上课照样走神、睡觉。现在，他主动想去学校，还开始对物理、化学产生兴趣。

“我们的诗歌和绘画讲究留白，可在目前初高中的教育阶段里，留白消失了。”谢岚相信，有了呼吸的空间，人才能生长出自主性和驱动力。

学生何珺旸拍摄的作品

更多学生，因为出现行为偏差，需要关爱和帮助，而转入专门学校。中央政法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建成专门学校430所，其中专门矫治教育场所316个，是2023年底的近3倍，每个省份均建有至少一所。

广中是其中很小的一所。它的前身是一所工读学校，专门收治有严重违法行为又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入校后若行为没有收敛，学校就会采用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据谢岚了解，广中早期里有一类学生自称“社会人”。他们逃学、抽烟、干架、去酒吧、纹身，把通常意义上学生不该做的事做了个遍，也多半因此被送到这里。

建校之初，广中和大多数专门学校一样，有铁门、铁窗和铁栏杆。2008年校舍改造，老师们争论要不要拆掉铁门，换成木门。有人担心，学生会一脚就把门踹开，往后更难管。

校长乔俊君坚持换。“关和逃是对应的，你关了他才会逃。”木门装好后，从来没有学生踹过门。

这些年来，广中一点点在改变。如今再看，谢岚猛然发现，广中和传统的专门学校一然不同。“它其实是有生活的。”谢岚说。

广中的学生们

学生在这里是怎么变的？谢岚记住的，多是些小事。

有学生刚来时连乘法口诀都背不下来，老师单独带着他背，背下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来是可以的。

还有学生第一次站在“国旗下的讲话”的台上，紧张得不行，班主任鼓励他讲完，他发现自己讲得还不错，后来不仅敢当众说话，还主持了联欢会。

“教育是一种日常的东西，不是上完一节课，学生就发生巨大的变化。”谢岚说。

俞小乐到广中后，也曾陷在苦闷里。他想找个地方安静待着，就跟班主任提出，想去二楼图书馆旁的谈心室自学。班主任知道他不是去学习，还是同意了。

那一周，几位老师轮流进来跟他聊过，也几次撞见他在里面睡觉，但没人指责或驱赶他。一周后，他没想通什么，但“状态调整过来了”。

他告诉谢岚，这件事让他知道，自己是有空间的，师生之间可以平等对话。“这意味着最后的结果会变化，结果不是锁死的。”

有了标准，才有“差生”

出国前的暑假，谢岚见了儿子的同学。

男孩成绩不错，从不补课，学习上挑不出毛病。可一回家，他就把自己关进房间。

母亲为此不解。有一次，她对谢岚说：“我现在已经不喜欢我儿子了。”

谢岚问男孩，为什么总把房门关起来。男孩解释，他也想跟妈妈聊天，可每次妈妈看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学习。

“这不是很扫兴吗？”他反问。让他更烦的是，妈妈推门进来，第一句常常是：“你房间怎么这么脏？”

这句话让谢岚愣住了。因为每次进儿子房间，她都习惯性抱怨两句：“怎么这么乱，跟狗窝一样。”

她问男孩，那大人该怎么做。男孩说，进门先寒暄两句，然后好好说，别皱着眉，也别带着情绪。

“门是怎么关上的？我们做了什么，把这扇门关上了？”谢岚说，“这是大人需要反过来问自己的问题。”

比心/学生成岳心 摄

“好”与“差”更不是一个孩子固定不变的身份。更多时候，它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以及被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差生”这个词，也让谢岚想到另两个孩子的故事。她有个朋友，两个女儿在学校里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到了课外合唱班，姐妹俩却自称“差生”。

她们告诉母亲，在合唱班当“差生”还挺自在。她们可以摸摸鱼，不用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做得最好的，该学的时候还是会学，也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两个女孩没有因为成了“差生”，就觉得自己变差了。她们身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可能。一个孩子可以不是最好的，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不擅长，但不必因此不断证明自己。

“标签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看到了标签，就看不到一个人。”她表示，“标准是可以松动的。”

“很多时候，孩子生活在一个成人设定好的世界里。我们只是给出了‘要求’和‘评判’，不符合大人的‘标准’，就是孩子有问题，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品德有问题。”谢岚说，“但我们好像忘了，我们给孩子设定的这套程序，本身有没有问题？”

头上的猫/学生马梓茗 摄

她时常觉得，不只是广中的历史，当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被无形的“铁门”限定和束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有在铁门里隐忍着，又想从缝隙里钻出去的本能吧。”

谢岚曾在课堂上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叫《行走》。涛仔那天没写，趴在桌上睡着了。后来谢岚问对方，能否周末补上，他答应了。这篇作文，最终在凌晨三点多写完。他告诉谢岚：“写的时候心情挺好的。”

作文里，他写自己九年级时的迷茫：“过去一直没好好读书，补不回来了，将来怎么办？感觉自己好失败。我会想，我为什么而活？人类为什么而活？甚至会想到死。”

但他说，自己“没有颓废下去”。“脚下的路千万条，何必定选哪一条。哪怕前方黑暗，只要我心存信念，定有一丝光让我穿梭。”涛仔写道。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20期。内文图片为受访者供图，首图为学生成岳心 摄

作者 |黄泽敏

编辑 | 向现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