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奔涌“走在前”

编者按：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山东“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五年过去，山东交出了什么答卷？答案不在总结报告里，在堤防上、在湿地边、在一条条被重新接上的水系里。“闪电评论”专栏策划推出“大河奔涌‘走在前’”系列评论，三篇评论，一条主线——从安澜的底线之变，到绿色的路径之变，再到担当的制度之变，看山东如何把“走在前”从一句要求，做成一套可以自己运转、别人也能借鉴的系统。这是山东的五年答卷，也是黄河战略落地的一份真实切片。

安澜，是给大河留出呼吸的空间

黄河进入山东，河床高出地面数米。站在大堤上，河在头顶走，城在脚下生。这种空间关系本身就构成一种持久的考验：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风险牢牢锁在防线之外。

治黄八十年，防汛始终是山东头顶那根最紧的弦。

从“把堤修高”到“把余地留足”

黄河下游最窄处，在山东东阿的艾山卡口，河道宽度只有两百多米。再往下，河床悬于两岸地面之上，一旦失守，淹的不会是“一块地”。

过去很长时间里，防汛的直觉反应是加高、加厚、加固。这当然必要，806公里标准化堤防在“十四五”期间全线建成，堤防的抗洪能力与河道过流能力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但山东做得更关键的一步，是承认一个常识：有些安全，靠“挡”是挡不彻底的，必须靠“让”来兜底。

东平湖就是那个“让”出来的空间。它平时是湖，汛期是蓄滞洪区，但山东没有把它只当作一个被动吞水的“大肚子”。2025年夏天，大汶河洪水推高东平湖水位，与此同时淮河流域南四湖水位跌破死水位。东平湖开闸，洪水经梁济运河跨流域流向南四湖，防洪与抗旱在同一套调度机制里同时完成。一个蓄滞洪区，被嵌入了一张更大的水网，它的安全功能不再局限于“守住自己”，而是变成了流域之间可调度、可腾挪的弹性资源。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人的层面。黄河滩区曾聚居着大量群众，“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盖房先垫高台子，是滩区人世代重复的生存算术。山东把滩区迁建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推进，数十万群众从“水窝子”搬进整洁统一的村台社区。

这不是对洪水的退让，是对“把人安在风险里”这个旧格局的主动终结。当人的居住空间从洪泛区里有序退出，防汛的底线才不再系于每一场洪水的“侥幸”之上。

从“凭经验守”到“依数据判”

传统防汛有一个结构性困境：险情发生在哪里，人才能赶到哪里；而洪水最不讲道理的地方，恰恰是它从不提前告知自己要去哪里。

山东这几年做的事情，是在物理堤防之外，另建一套在时间上“跑在前面”的防线。

数字孪生山东黄河的底座上，219台无人机在628公里河段上按需起飞，近三千路视频监控昼夜运转，水位、雨量、工程形变的数据持续汇入一个与真实黄河同步脉动的“数字河”。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看得多”，而更在于“算得早”。干流洪水预报模型、东平湖调洪演算模型、大汶河产流预测模型，在洪水还没有到达之前，就已经把不同调度方案的结果推演了一遍。过去，防汛决策依赖经验与会商，现在系统可以一键生成多套备选预案，把决策窗口从小时级往前推。

这背后是一种防汛哲学的变化。堤防的功能是“承受”，数字系统的功能是“预判”。承受是被动的，预判是主动的。当险情响应从“发现—上报—处置”压缩为“系统预警—自动关联预案—力量前置”，安澜的可靠性就不再取决于巡堤人走得多勤，而取决于数据链条是否完整、模型是否诚实、预案是否被真正演练过。虚拟的堤防不替代真实的堤防，但它让真实的堤防在最关键的时刻，不会孤军奋战。

从“守住水”到“安住人”

八十年前，山东沿黄百姓夜里竖着耳朵“听河”：贴堤的水声是摩挲还是淘底，稍有异响就得爬起来上堤，这是一代人对河流的真实身体记忆。今天，同一批堤防上的人在散步、骑行、看候鸟。

这个转变表面上来自工程，深层却来自一种关系的变化：人不再仅仅以“战胜”的姿态面对黄河。

东平湖的跨流域调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山东愿意把蓄滞洪区当作一张更大网络里的节点，而不是一个必须死死守住的孤立堡垒。滩区迁建之所以能做成，是因为决策者算的不是“搬的成本”，而是“不搬的代价”。数字孪生之所以值得投入，是因为承认了人的经验和体力有其极限，而河流的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个巡堤人一夜之间的判断力。这些选择背后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安澜的最高标准，不是让河流变得绝对温顺，而是让社会在河流面前拥有足够的余地。

黄河不可能被“管住”。它携带泥沙，塑造土地，改道，摆动，本性里就有不安分。山东八十年治黄真正积累下来的，不是一道一劳永逸的墙，而是一套在空间上留有余地、在时间上抢在前面、在制度上能够协同的系统能力。这套能力不显眼，但它让“地上悬河”从一种持续的恐惧，变成了一种被清醒地、系统地管理着的条件。

安澜，说到底不是一条河不再汹涌，而是人终于学会了在它身边，从容惬意地活着。

绿色，是长在发展里的引擎

在山东沿黄九市走一圈，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过去被当作“包袱”的东西，如今正一个个变成“本钱”。

盐碱地是包袱，东营人把它变成了耐盐碱作物育种的材料库；废弃矿山是包袱，嘉祥人把岩壁喷播复绿，修复后的山体成了周边文旅布局的底子；黄河泥沙是包袱，位山灌区的沉沙池沉住沙、放出清水，变成了国家水利风景区。包袱还是那个包袱，换一种做法，账本就翻了面。

这就是山东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最见功力的一层。绿色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方式。把生态约束当约束，处处掣肘；把生态约束当条件，处处是路。

从“改地”到“改种”，一笔账算活一片滩

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地，曾被视为农业的“禁区”。传统思路是改地：引水压盐、挖沟排碱，一亩地改造成本动辄数千元，可即便改好了还会返碱。东营换了一个方向：不改地，改种。把“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翻转为“选育耐盐碱作物适应土地”，耐盐碱小麦“济麦60”在中度盐碱地上亩产突破587公斤，藜麦、马铃薯、高油酸花生接连在盐碱滩上刷新纪录。目前，黄三角农高区保存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已达数万份，育种从“碰运气”变成“翻库房”。

“一次性投入”变成了“持续性资产”。改地，钱花完就完了；改种，品种和种质资源留在手里，年年能用、处处能推。盐碱地还是那片盐碱地，但它从“不毛之地”变成了“种业硅谷”的试验场。山东把最不利的土地条件，做成了最有含金量的科研平台，这不是苦干，是巧干。

从“废洞”到“银行”，一座盐穴存住一片绿电

在泰安肥城，地下有大量采盐留下的废弃盐腔，过去是无用的空洞。如今，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把它们变成了“电力银行”：300兆瓦国家示范电站2024年并网，是目前国际上已运行的单机规模最大、单位成本最低的新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系统从冷态启动到发电最快不到6分钟。肥城规划的全部项目建成后装机规模可达3480兆瓦，目标是全国最大的盐穴储能示范应用基地。

风光电的短板是“看天吃饭”，有风有光照才有电。盐穴储能做的，就是在电多时压进地下存起来，电紧时放出来发电。一个废弃的地质空间，被重新理解为电网的调节能力。

一个“废”字，换成了“宝”字。不靠多烧煤，不多占地，靠的是对既有条件的一次重新算账。绿色引擎最典型的样态，不仅仅是“无中生有”，更是“有中见无”——在别人看见废洞的地方，看见空间的价值。

从“跟跑”到“领跑”，一台风机转出一条链

东营海上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里，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装，单机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台机组身上的“山东造”：超过3万个零部件，塔筒、机架等关键部件由东营本地企业生产，整条供应链完全自主可控。

一台风机立起来，立的不是一台设备，是一条链。几年前，东营还是石油城的老底子；几年后，它已经深度嵌入海上风电的核心供应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市总装机近七成，新型储能规模居全省首位，渤中海上风电基地、垦利海上光伏等项目接续推进，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里一批“航母级”龙头项目落地，全产业链体系渐趋成型。风机把东营的产业底盘重新转了一遍：过去靠地下抽油，如今靠海上捕风。

这条链还在往两头延伸。往前，是装备制造和测试认证；往后，是绿电消纳和碳管理。胜利油田的CCUS项目累计封存二氧化碳14亿标准立方米，区块日产油从220吨提升到525吨，增产与减碳在同一套技术路线里同时兑现；全国首个100%绿电直连零碳产业园落地，碳捕集能力达到119.5万吨。

绿色低碳一旦形成产业链，它自己就会长出吸引力，企业跟着配套来，人才跟着平台来。

沿黄九市的绿色转型，路径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目的却高度一致：不把生态保护当成发展的对立面，而是把生态条件当作发展的初始参数，在约束里找解法，在存量里挖增量。

增长没有以生态为代价，生态也没有拖住增长的后腿，这才是“绿色引擎”四个字真正的含义。引擎不是挂在车外面的装饰，它是长在车身里的动力。绿色在山东，正在长成这样的动力：不声张，却承得住一个经济大省的转型重量。

担当，是把“我先试”变成“你能用”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山东“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工程可以复制，项目可以追赶，一个省份真正的“走在前”，最终要看它有没有把探索沉淀成制度，把做法开放成经验，把“我先试”变成“你能用”。

从“一事一议”到“一法一体系”

黄河保护治理中，山东较早面对一个现实：生态补偿如果只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上下游之间的责任就很难真正绑定。2021年，山东与河南签下黄河流域首份省际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以刘庄国控断面水质为标尺，水质每改善一级，山东向河南补偿；恶化则反向补偿。

协议签署以来，山东已累计向河南兑现补偿金2.5亿元。2024年度兑现6207万元，协议也已续签，考核从年均值细化到月均值，增加了总氮指标。这笔钱的性质很特别：下游给上游“付款”，买的不是水，而是上游治理的动力。

但山东做得更深的一步，是把这套逻辑从“协议”推进到“法规”。2024年7月施行的《山东省黄河保护条例》，将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写进了地方性法规。到今天，山东省市两级人大出台的黄河相关法规已达17部，以黄河保护条例和现代水网建设决定为统领，以东平湖、南四湖、黄河三角洲等专项立法为骨架，以沿黄九市协同立法为脉络，搭起了一个“四梁八柱”式的体系。一事一议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一部法规可以解决一类问题。山东把“对赌”这个带有试验色彩的做法，变成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常态安排；把九市分散的治理诉求，收拢到同一套规则框架里。担当到这一层，已经不是在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是在为整条流域提供制度模板。

从“自己跑”到“别人用”

东营的黄河口湿地修复模式，正式表述是“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听起来不复杂，但它底下可拆解的东西很具体：以水系连通为核心，把黄河与湿地、海洋之间被切断的水力联系重新接上，区内引提水能力从不足每秒40立方米提升到131立方米；互花米草用“刈割+翻耕+围淹”压下去，再趁势恢复盐地碱蓬，累计治理13.1万亩、恢复5.2万亩。最终达成的效果，东营自己概括为“一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

这套模式能被别处用，恰恰因为它面对的问题是共性的——外来物种入侵、水文连通断裂、滨海湿地退化，几乎所有河口型地区都躲不开。东营没有提供“只有东营才能用的答案”，它提供的是在普遍约束下可拆解、可移植的操作路径。一个地方真正的担当，不是把难题在自己手里解决掉就结束，是把解决难题的方法留下来。

一个做法有没有价值，不看它在本地拿了多少奖，看它离开本地之后还能不能活。山东在生态补偿上的“对赌”模式已被全国多个跨省流域借鉴，县际补偿在省内133个县（市、区）全覆盖，行政手段之外长出了一根经济杠杆。这些经验之所以能被别处学走，是因为它们不是靠特殊资源堆出来的“盆景”，而是在普遍性约束下找到的可复制的解法。担当最硬的刻度，是别处因为这样的探索少走了弯路。

从“做成事”到“留下路”

“十五五”开局，山东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走在前”的问题，而是一个“往哪里走、给后面留什么”的问题。

制度需要往更深处落。生态补偿从省际和县际的“水质对赌”起步，下一步的方向是让补偿机制与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更紧密地咬合。散点如果被制度串起来，“绿水青山”就不再只是财政账上的支出，而可以成为可交易、可抵押、可定价的资产。

规划需要往更远处看。山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储能设施规模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济南起步区在“五年成形”之后转入“十年成势”，从产业落地走向城市功能的完整发育。这些目标的共同指向是：山东不再只满足于“自己把事做成”，而是在为黄河流域探索一种可以持续运转、可以向外输出的发展结构。

担当的上半程，是把自己从“下游末端”变成“枢纽”和“样板”。担当的下半程，是把枢纽的通道打开，把样板的图纸公开，让别人也能用。17部法规、2.5亿元补偿金、50余项走出省界的经验，这些数字放在一起，说明山东的“走在前”已经开始产出一种比GDP更耐久的东西：一套可以被学习、被引用、被继续往前推的制度资产。

策划：刘科春

撰稿：陈一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