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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壕中的乌克兰士兵(美联社资料图)
第聂伯河上的寒风吹了一千多年,吹散过基辅罗斯的炊烟,也吹冷过哥萨克人的马刀,却唯独吹不散今天顿巴斯平原上的硝烟。
自2022年2月战端开启至今,俄乌两国的炮火已经在东欧黑土地上延宕了几个寒暑。在美西方与北约源源不断的军援拱火下,这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依然看不到停歇的迹象。人间许多惊天动地的大悲剧,往根子上刨,往往都始于一个当初看起来无比高尚、无比正确的临时主意。俄乌战争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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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视觉中国资料图)
在这场冲突爆发前后,普京曾不止一次在公开讲话里干过一件让历史学者颇感微妙的事——他没有把账全算在戈尔巴乔夫头上,而是跨越百年时空,严厉批评起苏联的缔造者列宁,直言当年苏联建国时推行的“民族自决”与加盟共和国政策,等于在俄罗斯大厦的地基下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明明是同饮第聂伯河水长大的东斯拉夫兄弟,明明乌克兰曾并入俄国三百多年,为什么会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沦为死敌?百年前那场改写欧亚版图的制度试验,究竟在哪里走错了路?
一、同根生的三兄弟
如果把时间倒回一千多年前,今天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其实睡在同一张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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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基辅罗斯》剧照
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8世纪之间,东斯拉夫人的部落在东欧平原的森林与河谷间缓慢迁徙,到了公元10世纪,奥列格大公用铁腕将散落的部落拧成一股绳,以第聂伯河为脊梁、以基辅城为心脏,建起了东斯拉夫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基辅罗斯。那时候没有莫斯科的红场,也没有所谓的俄乌之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罗斯人”。
但历史最擅长用刀剑把一家人劈成陌路。13世纪,蒙古铁骑呼啸而至,踏碎了古老的罗斯故土,连“俄罗斯”这个带卷舌音的汉译名字,都沾着当年蒙古语发音的烙印。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原本完整的罗斯大地被四方势力撕扯瓜分:留在东北伏尔加河流域的一支,在莫斯科公国的统合下渐渐长成了后来的俄罗斯民族;而在西边和南边,立陶宛人先是在1362年拿下基辅,紧接着在1569年与波兰合并成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几乎把整个乌克兰地区装进了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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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哥萨克》
波兰大贵族在乌克兰推行的殖民统治,残酷得像一场漫长的瘟疫。原有的公国被改成波兰行省,土地和农奴全归了波兰权贵,连信仰东正教的普通百姓和中小贵族都被逼得走投无路。到了1653年,起义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被逼到绝境,不得不派使节去莫斯科向沙皇求援,甚至放出话来:要是同宗同源的沙皇见死不救,乌克兰就只能去投靠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了。
沙俄自然不愿看到南方多出一个土耳其的桥头堡,于是召开缙绅会议拍板接纳,从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一并就是三百多年。可问题在于,几百年的隔离早已让三兄弟长出了截然不同的脾气、语言和文化心理——乌克兰人既没被波兰人的皮鞭驯服,也没在沙俄的统治下被彻底同化,骨子里反而染上了不少受波兰和西方影响的特征。这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冠落地的那一天。
二、救命药成了病根
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响起时,布尔什维克接手的是一个烂透了的摊子。
沙俄帝国在历史上素有“民族牢笼”之称,靠着武力把上百个语言不通、信仰各异的民族强行捆绑在一起。帝国大厦一塌,各地的民族分离势力立刻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四处奔涌,再加上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军的围剿,新生苏维埃政权随时都有被掐死在摇篮里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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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Getty Images资料图)
这时候,列宁展现出了他作为顶级政治家极度务实、甚至不惜以空间换生存的决断力。举个最典型的例子:1920年4月,为了防止日本干涉军与欧洲反共势力东西夹击,列宁甚至亲自拍板,主动放弃贝加尔湖以东直到库页岛的广袤太平洋沿岸领土,指导成立了一个名义上永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远东共和国”充当战略缓冲带。连太平洋出海口都能暂时舍弃,面对国内沸反盈天的各民族独立浪潮,列宁开出的药方自然也极尽大度——那就是高举“民族自决权”的大旗。
平心而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列宁提出“民族自决”,绝不是想要拆散国家,恰恰相反,他是想用“赋予你随时可以走的权利”,来换取被压迫民族对布尔什维克的彻底信任,从而把大家重新团结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就像两个闹分家的兄弟,老大家长要是拿绳子硬绑,老二非跳墙不可;可家长要是拍着胸脯说“家产平分,你随时可以拎包单过”,老二反倒觉得留下来一起过日子更安全。
这剂猛药在革命年代确实立竿见影。原本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充满戒心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高加索各族人民,纷纷倒向红军,帮着苏维埃政权打赢了残酷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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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成立,莫斯科广场上的集会历史照片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急诊室里的救命强心针,是不能当成日常保健品天天吃的。1922年底苏联正式成立时,围绕怎么构建国家体制,列宁坚持将革命时期的承诺制度化——各加盟共和国不仅按主体民族划定疆界、地位完全平等,甚至在宪法里白纸黑字保留了“自由退出苏联”的最高主权权利。一个原本为了应付危局的临时统战策略,就这样在建国后被浇筑进了宪法的钢筋水泥里,成了伴随苏联一生的制度基因。
三、按民族画出的线
一旦把“民族”和“主权共和国的领土边界”死死绑在一起,麻烦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
要知道,欧亚大陆几千年的民族迁徙,早就把不同民族搅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马赛克,根本不可能用尺子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纯净的“民族分界线”。可在苏联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与划界运动中,当政者偏偏就要干这种给流水划界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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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最典型的烂摊子出在高加索山区。1920年苏军击溃各路敌军接管高加索后,按照民族平等与自治的原则,在当地一口气建起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共和国。那时候列宁身体已经极度恶化,具体操盘民族事务的是斯大林。斯大林骨子里带着强硬的集权作派,起初想把这三国硬捏成一个“南高加索联邦”,遇到格鲁吉亚领导人反对时便采取了极其粗暴的打压手段,气得病榻上的列宁后悔自己看走了眼,却已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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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冲突中遭炮击损毁的街区(AP资料图)
更要命的是划界。高加索山民世代混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早在1918至1920年就曾为领土打得头破血流。苏联建立之初,原本把亚美尼亚人占绝对多数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划给了亚美尼亚,可斯大林上台后大笔一挥,硬是用行政命令把这块地塞进了阿塞拜疆的版图里。斯大林活着的时候,高压铁腕压得所有人敢怒不敢言;可他一去世,这道人为划出的伤口立刻化脓溃烂,最终在苏联解体前后演变成惨烈的纳卡战争。
同样的逻辑,在乌克兰和中亚被放大了百倍。为了安抚和扶持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苏联中央不仅把大批原本以俄罗斯族人口为主的工业区、黑海沿岸乃至后来的克里米亚陆续划归乌克兰管辖,还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系统性地培养了以当地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官僚体系、文化教育和准国家机器。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党中央、自己的宪法、自己的版图,甚至连东欧的社会主义兄弟捷克斯洛伐克,都在20世纪60年代照葫芦画瓢,把国家改成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划分的两个平行共和国联邦,直接为1992年最后一天两国的彻底散伙备好了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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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莫斯科红场(AFP/Getty Images)
在苏联国力强盛、苏共中央权威尚存的时候,这十五个“国中之国”还能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莫斯科的向心力急剧衰竭,原本写在纸面上的“民族自决权”和加盟共和国边界,瞬间变成了合法拆家的说明书。1991年寒冬,苏联轰然倒塌,最早夺门而出的正是乌克兰。成百上千万原本以为自己住在同一个国家里的俄罗斯族人,一夜之间成了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独立民族国家里的“少数族裔”,而各加盟共和国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又本能地强化主体民族意识、排斥俄语和俄罗斯影响,这颗埋了七十年的地雷,终于在今天炸得地动山摇。
四、拼盘与多元一体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深刻的大国治理悖论。
无论是近代以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在面对横跨欧亚的广袤疆域和复杂民族时,习惯采取的都是一种试图一统东西方的“一篮子”工程,在看似极度宽容的“包容性”与强行兼并的“吞并性”之间剧烈摇摆。列宁和斯大林构建的苏联民族体制,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国家认同的熔铸,而是做成了一盘“民族马赛克拼盘”——每一块马赛克都按单一主体民族贴好了标签、划好了硬边界,平时靠强大的政治强力胶粘在一起,一旦胶水失效,自然就会顺着现成的缝隙碎成十五块。正因吃够了这个亏,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在制定民族政策构想时,已经彻底删去了原苏联宪法里带有政治独立意味的“民族自决权”,拼命强调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只可惜历史早已无法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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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庆“民族团结”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
把视线转回东方,对比苏联的悲剧,我们更能看清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智慧。
从秦汉确立大一统格局以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走的从来不是按民族切分主权邦国的路子,而是生长出了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什么叫“多元一体”?如果说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体制是把鸡蛋一个个分装在隔板里、一碰就散,那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就像是一炉百炼成钢的熔炉,又像是一棵根干相连的参天大树。
在这个共同体里,“一体”是主干,是超越单一族群之上的国家认同、文明认同与共同命运,它牢牢统摄着全局,绝不允许把民族差异变成割裂国土的政治边界;而“多元”则是繁茂的枝叶,五十六个民族在“一体”的怀抱里,各自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滋养。各民族在几千年的迁徙与交往中早已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脉联系,多元紧紧环绕着一体,一体又温柔地庇护着多元。
历史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战火。今天俄乌战场上呼啸的炮弹,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在为百年前那场将临时策略固化为国家制度的决策买单。
文史君说
读史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刀光剑影的厮杀,而在于制度设计中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草蛇灰线。列宁当年为了挽救革命而高举的“民族自决”,本是一剂顺应时势的良方,却因后继者将其僵化为按民族裂土封疆的联邦体制,最终让同根同源的东斯拉夫兄弟在百年后兵戎相见。大国的崛起容易,但大国的凝聚与长治久安,靠的从来不是权宜之计的机械拼凑,而是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般融进骨血里的文化向心力与制度定力。
参考资料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
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超:《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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