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曾国藩刚在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日子过得难。那会儿他只是个在籍侍郎，手里没有实职，要兵没多少兵，要钱没多少钱，地方上的官绅大多不买他的账。长沙城里的绿营兵懒散惯了，看不惯曾国藩天天操练乡勇，两边矛盾攒得越来越深，时不时就起冲突。
有一回，绿营兵和湘勇在街上大打出手，闹到了巡抚衙门门口。绿营兵胆子越来越大，干脆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刀都亮了出来。曾国藩吓得躲进巡抚骆秉章的屋子，才算躲过一劫。这事传出去，满城都在看笑话，人人都说曾国藩自讨苦吃，好好的京官不当，回湖南来惹一身麻烦。
换做旁人，受了这么大的屈辱，第一反应就是争辩、告状，把道理掰扯清楚，要个说法。可曾国藩没有。骆秉章出来调停的时候，轻飘飘几句话，只训斥了湘勇，对闹事的绿营兵几乎没有责罚。在场的湘勇个个憋着火气，等着曾国藩替大家出头。
曾国藩沉默许久，对着众人摆了摆手，认下了这份委屈。他没有上奏朝廷控诉绿营跋扈，也没有揪着骆秉章处事不公不放，悄悄带着自己练出来的湘勇，离开长沙，去了衡阳。
手下人心里不服，夜里找他诉苦，说这亏吃得不明不白，白白受别人欺负。曾国藩坐在油灯底下，慢慢擦着砚台，声音很轻。他说，眼下我手里根基不稳，硬争一口气，只会把所有人都推到对立面。争赢了口舌，丢了做事的机会，那才是真的亏。主动咽下这口气，看着是吃亏，实则是给自己留一条往前走的路。
那时候很多人看不懂他。大家眼里的吃亏，就是损失，是退让，是软弱。唯独曾国藩心里清楚，吃亏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受欺，一味忍让，最后磨掉骨气；另一种是主动选择，舍弃眼前的小利，避开无谓的纷争，成全长远的事。
这一条，就是他藏在行事里的潜规则，看着温和，实则最是狠厉。狠的不是去算计别人，是敢对自己下狠心，压下一时的胜负欲，甘心接住旁人不愿意接的亏。
在衡阳练兵，条件比长沙还要苦。没有官府拨下的粮饷，军械破旧，地方乡绅也大多持观望态度，愿意出钱出力的寥寥无几。
曾国藩只能四处去筹饷，上门拜访乡绅大族。有的人客气两句，婉言回绝；有的人言语刻薄，当众挖苦他办团练是劳民伤财。还有不少乡绅，答应捐银子，转头又反悔，先前许诺的钱粮迟迟不到位。
有个姓王的乡绅，当初口头承诺捐三百两银子，曾国藩靠着这份许诺，提前定下一批铁器打造兵器。等到工匠上门要钱，王乡绅翻了脸，说自己从来没有答应过，周围知情的人都替曾国藩抱不平，劝他把两人的谈话见证人找出来，当众对质，逼王乡绅兑现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