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春，辽宁旅顺港，周恩来面对即将离港的苏联军舰，关心的并不是一场仪式办得多热闹，而是一个问题：这片被外国军队长期控制的土地，什么时候真正回到中国手中。
旅顺、大连的交接，放在中国近代史上看，分量并不轻。1898年，沙俄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取得旅顺、大连的租借权。日俄战争后，日本接替俄国控制这一地区，并设立关东州。后来臭名昭著的关东军，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
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并依据战后安排在旅大地区驻军。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里仍然存在外国军事力量。新中国没有把问题简单处理成对抗，而是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主权、驻军和港口使用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1955年5月，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大连的行政管理权也交还中国。这个过程没有炮火，却绝不是轻松得来的。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稳住了东北方向的安全形势，也让外界看到，中国已经具备维护自身领土和主权的能力。
周恩来曾强调，国家之间可以谈判解决问题，但主权不能含糊。旅大的归还，正是实力、外交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当时的新中国而言，这不仅是收回一座港口，更是清除外国在华特殊权益的重要一步。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的边境工作，并不只是“收回”二字。清末以来，许多边界没有明确界线，河流改道、地图差异、殖民势力遗留，都给新中国留下了难题。怎样既维护国家利益，又避免边境冲突扩大，考验着新中国的外交能力。
1960年，中缅两国签订边界条约，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的归属得到处理。片马曾被英国殖民势力控制，英国方面还试图把殖民时期制造的边界安排强加给中国。经过谈判，中国收回了片马地区约228平方公里土地。
这类谈判看似平静，背后却有很强的原则性。边界要有依据，居民生活要得到照顾，历史遗留问题也不能被故意掩盖。中国没有凭借一时情绪行事，而是把边界勘定、立碑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使协议能够真正落地。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一年，能够完成中缅边界勘定，并收回片马等地，意义并不局限于土地面积。它说明中国开始以平等身份处理边境事务，不再接受殖民时代那种由列强单方面划线、单方面解释的旧规矩。
此后的边界谈判，又延伸到更广范围。1963年，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边界协定，解决了两国在喀喇昆仑地区的边界问题。这里需要说清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巴基斯坦手中收回土地”，而是双方在各自实际控制和历史依据基础上进行协商，形成了新的边界安排。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则采用了另一种方式。香港问题通过中英谈判解决，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2年，邓小平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主权归属和驻军问题都被明确提出，中国的立场没有留下模糊空间。
澳门问题相对顺利。1974年葡萄牙政局变化后，葡萄牙方面提出过把澳门交还中国的设想，但中国当时认为条件尚未成熟，仍维持原有安排。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历史遗留的殖民管治由此结束。
苏联解体后，边境问题也没有被搁置。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继续勘界，处理了黑瞎子岛、阿巴该图洲渚以及夏尔西里、乌宗图什河源等地的归属。2004年中俄达成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2008年两国边界线全部实地确认。
这些土地的回归，方式各不相同：有的是驻军撤离后的主权恢复，有的是殖民遗留问题的谈判解决，有的是复杂边界上的相互确认。共同点只有一个，中国不再任由他国替自己决定边界。
从旅大到片马，从香港、澳门到黑瞎子岛，土地面积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国家处理主权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能谈时坚持谈，必须守时敢于守，和平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有原则、有力量之后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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