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3月，江西莲花县城老街，朱辉照下车后没有直奔县委，而是先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赶集的人群。同行警卫员担心地方不知情，低声说：“首长，要不要通知县里？”朱辉照摇摇头：“回家看母亲，不必惊动大家。”
这句话听着平常，却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他从普通战士走到部队领导岗位，身份变了，待人做事的尺度没有变。探亲这件事，在他看来就是儿子回家，没必要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
朱辉照出生于1912年1月，家在莲花县湖上乡南村。那时的乡村，贫困并不是一句空话。父亲朱丰靠种田和给人帮工维持生计，家里常常缺粮。1918年，父亲咬牙送六岁的儿子进私塾，希望他将来能识字谋生。
书只读了两年，朱家便再也拿不出学费。朱辉照离开私塾，跟着木匠学手艺。锯木、削竹、打榫，都是实实在在的活计。若没有后来那场变故，他或许会在木屑和墨斗线之间过完一生。
1929年8月，红五军进入莲花一带。17岁的朱辉照听到队伍宣传，认定这是一支替穷苦人说话的队伍，随即放下木槌参加红军。起初，他被编入担架队，工作辛苦，却没有抱怨。
机会来自平日里的认真。因为识字，又肯钻研，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结业后，朱辉照先任司务长，后来转做宣传工作。粮食怎么分、伤员怎样安置、战士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他都愿意仔细过问。
这种作风，使他逐渐走上政治工作岗位。1934年初，他担任红八军警卫连指导员。训练场上，他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行军途中，他会留意谁的脚上磨了泡，谁的情绪不对劲。战士们不太称他“指导员”，更多时候直接叫一声“老朱”。
抗日战争开始后，朱辉照随部队转战华北，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政治委员。宁武突袭、忻口作战和雁北伏击中，他既做动员，也参与战斗部署。
一次夜袭结束，部队发现对当地地形掌握得还不够细。朱辉照没有把责任推给侦察人员，而是把地图铺在灯下，和连排干部逐处核对。他说：“打仗不能只凭胆量，下一回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
他的注意力并不只在枪炮上。部队缺少懂日语的人，他便向上级建议组织学习。有人觉得战事紧、抽不出时间，他却认为，能多掌握一种办法，就可能少流一滴血。后来，战士用日语喊话，配合军事行动争取敌军人员，确实收到过效果。
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朱辉照参加战前动员。他提醒官兵，破袭铁路和据点不是为了逞强，而是要打乱敌军运输和据守体系。战斗中，他常与战士一同露宿，行军、吃饭、休息都尽量保持一致。政工干部能不能让人信服，关键不在口号，而在是否和大家一起承担风险。
抗战胜利后，部队奉命向北发展。1945年9月，朱辉照与王尚荣率部出塞，向包头方向行动。当时队伍人数有限，任务却不轻。他考虑过兵力问题，但接受命令后便着手准备，特别强调军纪和群众工作。
部队经过村镇时，沿途张贴“严禁扰民”的告示，并印发蒙汉双语安民内容。战斗中取得进展，官兵却不能随意取用百姓物品。当地商户照常做生意，百姓没有因军队到来而四处躲避，这种局面并非偶然，而是靠一条条纪律执行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朱辉照继续从事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生活上，他不愿特殊化，能合乘便不单独用车，出差多住普通招待处。1951年春，他等部队整训告一段落，才提出回乡探母的申请。
到莲花县城时，正逢集市。警卫员想去找县里安排接待，朱辉照却带着几个人走进街边面馆。店家端上热面和咸菜，他照价付钱，不肯接受减免。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只说：“南村，找我母亲。”
朱母双目几近失明，被人搀到门口。老人伸手摸着儿子的脸，迟疑着问：“是照娃吗？”朱辉照跪在母亲面前，握住她的手，没有再说什么。旁边的乡亲这才知道，眼前这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正是从本地走出去的将军。
探亲时间不长，他便重新北上。返回部队后，朱辉照仍把心思放在基层建设上，推动文化学习和识字教育，要求干部既能带兵，也要懂政策、会做群众工作。他常对身边人说：“武器要保养，脑子也要经常擦亮。”
1964年4月，朱辉照因长期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终年53岁。消息传到部队后，一些老战友想起的，并不是他的职务，而是那个在莲花街边坐下吃面的“老朱”。那碗面不贵，却把一名将领对故乡、对母亲以及对普通生活的态度，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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