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桌上震了第十九次。
屏幕亮着,“何文”两个字一跳一跳的。
我没接。
三年前献血室里那股消毒水味,又冲上鼻子。
那时候他拍着我肩膀,说转正稳了。
后来名单贴出来,郑建在上面,我落了空。
我离了职,妈住了院,婚事差点黄了。
如今他儿子何煜祺又躺在医院,医生说只有我能救。
第二十个电话进来,我按掉,打了一行字。
发完关机。
窗外雨砸在铁皮棚上,一声比一声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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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年前那个下午,我在单位档案室整理文件。
档案柜是老式的铁皮柜,拉开时“嘎吱”响,灰尘在阳光里飘。
我戴着白手套,把一摞摞发黄的纸页按年份归类。
这活儿没人愿意干,我干了三年。
蒋玉香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张考核表。她四十出头,短发,走路带风,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响。
“立辉,转正考核你排第一。”她把表放在桌上,指尖压着表角,“不过这事还没最后定,你别声张。”
我点点头,心里烫了一下。
三年了,临时工干了三年,每个月工资一千八,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
单位里正式工喝茶看报,我跑腿打杂。
就等着一个转正名额。
蒋玉香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门带上了。
门锁“咔嗒”一声响,档案室里又安静下来。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考核表上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那三个字印在表格里,端端正正的。
那天下班前,何文突然出现在走廊尽头。
他是单位副主任,平时不常来我们这层。
他步子很急,皮鞋踩在地砖上“咚咚”响,额头上一层细汗,看见我就招手。
“立辉,你过来。”
我跟他进了办公室。他关上门,来回走了两步,像在犹豫什么。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耷拉着。他伸手揪了一片黄叶,攥在手里。
“你什么血型?”
“AB型,RH阴性。”我说。
何文眼睛一下子亮了,那种亮法我后来想起来觉得不舒服。“你确定?”
“献血证上写着呢,献过两次了。”
他一把抓住我胳膊,手劲儿很大,指头抠进我袖子里。“煜祺出车祸了,大出血,医院血库告急。你跟我走一趟。”
我没犹豫。
何煜祺我见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瘦高个,见了人总是笑,有回在食堂还帮我端过汤。
何文平时对我不算热情,可人命关天,我没多想。
他开车带我去的医院。路上闯了一个红灯,方向盘上的手一直在抖。我坐在副驾驶,看着他侧脸,觉得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到了医院,护士抽了我300毫升血。
针头扎进胳膊的时候我偏过头,没看。
抽完让我坐着观察,我正要走,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凑过来。
他胸牌上写着孙民生,血液科的,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小伙子,你这血型太稀有了。要不要多留一管血样?我们做个HLA分型,加入骨髓库。万一以后有人配得上呢。”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HLA分型。
孙医生简单说了句,就是看看你的骨髓能不能救人,留个样本,将来有需要再联系你。
我想着反正血都抽了,不差这一管,就点了头。
他又抽了一小管,贴了标签放进一个塑料盒里。盒子上印着一串编号,我扫了一眼,没往心里去。
何文在走廊里等我。他眼眶发红,握着我的手,劲儿特别大。他手心里全是汗,黏糊糊的。
“立辉,转正的事,包在我身上。”
他声音发颤,嗓子像堵着东西。“这次考核你第一,谁也说不出什么。我明天就报上去。”
我说何主任您别客气。他拍拍我肩膀,又重复一遍:“你放心。”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口饭,我说不用了,我妈还等我回去。
他把我送到公交站,看着我上车才走。
公交车晃悠着开出去,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站牌下面,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回到单位,蒋玉香私下找我。她坐在档案柜旁边,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笔帽上的夹子被她掰来掰去,“啪”一声弹回来,又掰过去。
“何主任是不是找你了?”
“嗯,给他儿子献血。”
她停了停,低声说:“转正的名额,郑建也在争。他叔叔是上面的人。你心里有个数。”
我说何主任答应了。
蒋玉香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轻,但我听见了。
她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站起来走了,皮鞋跟敲在地砖上,一声比一声远。
那时候我真信了何文的话。
年轻,觉得领导拍了胸脯,就是板上钉钉。
接下来几天我干活格外有劲,把档案室三年积压的旧文件都翻出来重新归类。
手指被纸边划了好几道口子,我用创可贴缠上接着干。
母亲周玉霞那阵子总咳嗽,夜里咳得睡不着。
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老毛病,吃点药就行。
她在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一天挣三十块钱,舍不得请假。
韩可馨是我女朋友,在超市做收银。
她劝我别太拼,身体要紧。
她上晚班的时候我去接她,俩人沿着路灯走回去,路边梧桐树的影子铺在地上,一块一块的。
“等转了正,日子就好过了。”我这么说。
她笑了笑,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别光想着转正,身体是自己的。”
公示前一天,我给何文发了条消息,问要不要提前准备什么材料。消息发出去,一直没回。我以为是忙。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手机亮了一下。何文的回复只有四个字:等通知吧。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半天。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韩可馨在旁边睡得沉,呼吸均匀。我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八点,公示栏前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看。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郑建。
白纸黑字,盖着红章。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周围有人拍我肩膀,说了什么我全没听见。
脑子里嗡嗡的,像有台机器在响。
公示栏的玻璃面上映出我的脸,发白,嘴角绷着。
我去了何文办公室。
门虚掩着,他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份文件。
我推门进去,他抬起头,脸上那种表情我说不上来。
疲惫?
愧疚?
还是不耐烦?
都有。
“何主任,名单怎么回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立辉,这是组织决定。”
“您答应我的。”
“有些事不是我能定的。郑建的情况……上面有上面的考虑。”
“那我献血那事呢?您当时怎么说的?”
他没转身。窗外的光打在他后背上,把他整个人镶了一圈白边。“一码归一码。献血我谢谢你,但转正要走程序。”
我在他办公室站了大约两分钟。
他没再说一句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
那个在医院走廊里抓着我的手说“包在我身上”的人,和眼前这个背对着我的人,好像不是同一个。
我转身出来,把门带上。门锁合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什么东西碎掉了。
那天下班,我收拾了办公桌。
东西不多,一个水杯,两本笔记,几支笔。
杯子是入职时买的,杯底磕掉了一块漆。
我把东西装进一个纸袋,拎着往外走。
蒋玉香在走廊尽头拦住我。她看了看我手里的纸袋,嘴唇抿了抿。
“手续不办了?”
“不用了。”
她点点头,侧身让开路。我走过去的时候她低声说了句:“对不住。”
我没回头。
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天阴着,风里带着一股土腥味。
马路对面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炉子上冒着白烟,甜腻的味道飘过来。
我站在台阶上,站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掏出手机,把何文的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
02
离职后第三天,母亲病倒了。
那天早上她咳出一口带血丝的痰,自己吓着了,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我进去喊她吃饭,看见她手里攥着纸巾,上面一团暗红。
县医院拍的片子,肺部有阴影。医生说是长期劳累加上感染,得住院。他拿着片子对着灯看,眉头拧着,说先住下来消炎,观察几天。
我手头存款不到八千。住院押金交了五千,剩下的买药、吃饭,撑不了几天。缴费窗口的玻璃上贴着“谢绝赊账”四个字,红底黑字,扎眼。
韩可馨下班后赶来医院,提着一兜子苹果。
她坐在病床边的塑料凳上,给母亲削皮。
苹果皮一圈一圈垂下来,没断。
她削苹果的手很稳,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你别太急,钱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她工资也不高,一个月两千出头。
我心里堵得慌,但没说丧气话。
母亲躺在病床上,手上扎着针,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淌。
她闭着眼,眉头微微皱着,像是睡着了也不踏实。
那段时间我白天跑劳务市场找零工,晚上在医院陪床。
扛过水泥,一袋一百斤,从卡车上扛到仓库,扛了四十袋,腰都直不起来。
搬过家具,冰箱洗衣机往楼上抬,肩膀磨得红肿。
给装修队打下手,和水泥、搬瓷砖,手指头被水泥烧得裂口子。
手上磨出水泡,破了又长茧。晚上在医院洗手间用凉水冲手的时候,水渗进裂口里,刺疼。我咬着牙冲完,擦干,回病房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有天晚上母亲睡着了,我坐在走廊长椅上,翻手机通讯录。
翻到何文的名字,盯着看了半天。
那三个字在屏幕上亮着,我拇指悬在上面,停了很久。
最后还是锁了屏。
走廊里消毒水味很重,日光灯管“嗡嗡”响,忽明忽暗。
对面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头,陪老伴住院的,手里捧着搪瓷缸喝水,喝一口叹一口气。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什么也没想。
韩可馨家里开始催婚。
她妈来过医院一趟,看了看情况,回去就托人带话,说要不先把婚事放一放。
韩可馨跟她妈吵了一架,回来眼睛红红的。
她坐在我旁边,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你别多想,我认定你了。”
我拉住她的手。
她手心全是汗,热乎乎的。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走廊那头有人推着轮椅过来,轮子在地上“吱扭”响,从我们面前过去,又拐进病房。
后来我考了汽修证。
白天在修理厂当学徒,晚上去夜校学电路。
师傅姓郭,脾气暴,但手艺好。
他修车的时候不许人说话,谁出声就骂谁。
我闷头看,把他每个动作记在心里。
半年后他让我上手换第一根皮带,手把手教,骂了七八次,最后拍了拍我肩膀。
“还行。”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何文当初那句“包在我身上”实在得多。
母亲住了二十多天院,病情稳住了。
出院那天我去结账,一共花了一万三。
韩可馨从她攒的嫁妆钱里拿了两千塞给我。
钱用信封装着,封口折了两折。
“算我借你的,以后还。”
我收了。攥着那沓钱,手心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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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年秋天,我跟韩可馨结了婚。
婚礼在老家院子里办的,摆了六桌。
她穿了一件红裙子,头发挽起来,别了一朵塑料红花。
我穿了件新衬衫,领子有点紧,勒着脖子。
母亲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
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外套,是韩可馨给她买的。
那天她精神很好,跟来客挨个打招呼,说“吃好喝好”。
我知道她心里高兴,转正的事黄了,工作丢了,但儿子总算成了家。
那天何文托刘义捎来一个红包。
刘义是我在单位时关系最近的同事,老实人,话不多,走路有点外八字。
他把红包递给我时,表情有点尴尬,手在裤缝上蹭了蹭。
“何主任让带的,说恭喜你。”
我接过红包,没拆,随手放在桌上。
红包封面上印着金色的“百年好合”,何文的名字写在背面,字迹潦草。
后来韩可馨收拾时打开看了,里面两千块。
她问怎么办。
我说放着吧。
婚后我们在城东租了个门面,开了间汽修店。
门面不大,三十来个平方,以前是个废品收购站,墙上还留着“回收旧家电”的褪色字迹。
我和韩可馨刷了两遍白漆才盖住。
门口有个铁皮棚,下雨的时候雨点砸在上面“砰砰”响。
刚开始生意冷清,一天来不了两辆车。
我就在门口支了个牌子,写“免费检测”。
牌子是韩可馨用纸箱板做的,字是她拿毛笔写的,歪歪扭扭。
头一个星期只有两个人来,一个是收废品的三轮车爆了胎,一个是附近工地的面包车换机油。
慢慢有了回头客。
我修车不糊弄,该换的换,不该换的告诉人家还能用。
附近跑出租的司机认准了我这店,来一个带一个。
半年后,门口那本预约登记簿写了大半本。
韩可馨辞了超市的活,在店里帮忙。
她管账,我修车。
晚上关了门,我俩坐在店门口的小桌旁吃饭。
她炒的菜咸淡总是不稳,有时候咸得发苦,有时候又没味。
我从来没说过。
有一回她炒的茄子黑乎乎一团,自己吃了一口就皱眉头,伸手要倒,被我拦住了。
“能吃。”
她看了我一眼,低头扒饭。
那段时间何文偶尔给我发消息。无非是“最近怎么样”
“有空来坐坐”之类。我没回过。后来他就不发了。消息记录一直留着,我没删,也没点开过。
何煜祺康复的消息,我是从刘义那儿听说的。
刘义来店里换轮胎,坐在马扎上等着。
闲聊时提了一嘴,说何煜祺出院后在家休养了半年,后来去外地工作了。
何文升了正主任,单位分了一套新房。
“他那个转正的事,你别老搁在心里。”刘义说。
我蹲在地上拧螺丝,没抬头。“早忘了。”
刘义叹了口气,没再说话。他走的时候多给了五十块钱,我没要,塞回他兜里。他推让了一下,最后收了回去。
那年冬天母亲又咳嗽起来。
去查了一次,医生说问题不大,注意休养,别累着。
但我心里一直绷着根弦。
有时候夜里醒来,听见她在隔壁翻身的声响,就睡不着了。
汽修店的生意慢慢好了。
第二年开春,我们招了个小工,十八岁,姓陈,手脚笨但肯学。
韩可馨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她坐在收银台后面记账,计算器按得“嘀嘀”响,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嘴角弯一下。
日子像拧螺丝,一圈一圈,紧是紧了点,但总算往前走。
04
三年后的那个下午,我在店里换一根刹车油管。
油管老化开裂,刹车油渗出来滴在地上,一滩黑亮。
我仰面躺在滑板上,滑到车底,扳手卡住管接头,使劲一拧。
手机响了,放在工作台上的。我躺着没动,等它自己停。结果又响了。我滑出来,擦了擦手,接起来。
对方说他是县医院血液科的孙医生。声音很客气,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请问是卢立辉先生吗?”
“是我。”
“我们通过骨髓库检索到您。有个患者叫何煜祺,急性白血病复发,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您跟他全相合。”
我手里的扳手掉在地上,砸在水泥地上“哐”一声。声音在店里回荡了一下。
孙医生继续说:“您三年前在我们这里献过血,当时留了HLA样本。现在患者情况很危急,何文先生提供了您的联系方式。您方便来医院做个高分辨配型吗?”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孙医生在那边“喂”了两声。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三年前献血室的白墙,针头扎进胳膊的刺痛,何文站在走廊里红着眼眶的样子,还有公示栏上那张白纸黑字。
“我知道了。”我挂了电话。
韩可馨从里间出来,手里端着水杯。她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有点晃。看见我站在那儿不动,问了一句:“谁啊?”
“医院。”
“怎么了?”
“何煜祺白血病,要找我去配型。”
她手里的水杯晃了一下,水洒出来,滴在她鞋面上。她抽了张纸巾擦手,动作很慢。纸巾在她手指间折来折去,折成一小团。
“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回答。蹲下去把扳手捡起来,放在工具箱里。扳手上沾着油污,我拿抹布擦了又擦。擦完了又拿起来看,管口上有个小缺口,该换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韩可馨背对着我,呼吸很轻,不知道睡没睡。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远处有火车经过,铁轨“哐当哐当”响,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三年前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
献血室的白墙,何文抓着我胳膊的手,公示栏上郑建的名字,何文背对着我站在窗前的样子。
还有母亲住院时我坐在走廊长椅上翻通讯录的那个晚上,日光灯管“嗡嗡”响,忽明忽暗。
还有韩可馨从嫁妆钱里拿出来的那两千块,信封装着,封口折了两折。还有她妈托人带话时她红着的眼眶。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有点剥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我盯着那片灰色,直到天蒙蒙亮。
第二天早上韩可馨给我盛粥的时候说了一句:“不管你怎么定,我都站你这边。”
她说完就去里间收拾工具了。
铁皮柜的门开开关关,发出“吱呀”的声响。
我端着粥碗,半天没动筷子。
粥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我用筷子挑开,热气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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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何文第一个电话打来时,我正在给一辆面包车换机油。
手机放在工作台上,屏幕亮了,我瞟了一眼,没接。
它震了十几下才停。
过了两分钟,又响了。
还是他。
面包车车主坐在休息区的塑料椅上抽烟,烟灰弹在地上,用脚蹭来蹭去。
韩可馨从里间探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又缩回去了。
整个下午,何文打了七八个电话。我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但每次震动,我手上的活儿都会停一下。扳手卡在油底壳螺丝上,忘了拧。
到了傍晚,我接了。他声音哑得厉害,像几天没睡。背景里有医院广播的声音,模模糊糊的。
“立辉,求你了。”
我没说话。手里攥着一团棉纱,棉纱上沾满了机油。
“煜祺又不行了。医生说只有你能救。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以前的事……”
他停了一下。我听见他吸鼻子的声音,像是哭了。“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钱、房子,工作我也能给你安排。”
“何主任。”我开口了。声音比自己预想的平静。
我缓缓开口,声音不大的一句话——
只听电话那端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顿,手臂僵在半空。
他的呼吸骤然卡住,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你......你再说一遍......."
他压低嗓音,喉咙发紧,声音带着不易察觉抖动——
“我不信.....你就......"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