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221年，咸阳宫内，秦始皇完成统一后，摆在面前的不只是如何治理疆域，更是如何约束遍布各地的官员。于是，御史大夫被置于中央，位列三公，掌管图籍，同时承担监察百官的职责。秦代行政监察由此脱离零散形态，成为中央集权的重要支柱。
这套制度的关键，不在于“多设一个官”，而在于皇帝需要一双能够伸向各级官府的眼睛。中央有御史，地方也有派出的监察人员。官员既要办事，又要担心被纠举，行政权因此受到一定牵制。
汉承秦制，却把地方监察做得更细。汉武帝时期，全国划分为十三部，每部设置刺史，专门察访郡国长官。刺史起初官秩不高，权力却不小，能够直接向中央报告地方长官的违法失职。小官监察大吏，正是汉代制度颇有特色之处。
不过，刺史并非地方行政长官，他们主要负责察访和弹劾。到了东汉后期，州刺史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由监察者变成地方军政首脑。这个变化说明，监察机构一旦拥有过多实际权力，也可能反过来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监察制度屡有变化，但有一条趋势十分清楚：御史机构逐步从一般行政部门中分离出来。御史台不再只是掌管文书的机构，而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机关，直接受皇帝控制。
隋唐时期，监察制度进入成熟阶段。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更为明确。台院负责日常纠察，殿院掌管朝仪，察院则承担巡按地方等事务。全国又划分监察区域，御史得以定期巡视州县，查问官吏得失。
唐代监察的价值，还体现在它与谏诤制度并行。御史偏重纠察百官，谏官则可以针对政令提出意见。二者虽都服务于皇权，却分别从官员行为和国家决策两端发挥作用，形成了相互补充的格局。
宋代延续御史台和三院体制，并在地方设置通判，与知州相互制约。通判并非单纯的监察官，却能参与州府财政、司法和行政事务。地方长官想要完全独断，并不容易。宋代重文轻武，这种制度也服务于中央对地方的细密控制。
元代建立行御史台，并设置肃政廉访司，中央监察机构由此向地方延伸。监察区域增多，层级关系更加清楚。它的特点是范围广、派出机构多，但地方监察仍受政治环境影响，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始终存在距离。
明代君主集权进一步加强，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则负责驳正六部章奏。都察院主要监察官员，六科主要监督政令和六部事务。一个看人，一个看事，制度上的分工十分鲜明。
明代监察官敢于弹劾重臣，甚至触及皇亲国戚，但他们的任命和升降仍掌握在皇帝手中。监察权看似独立，根本上却没有脱离君主权力。它能纠正官场弊病，也能成为皇帝整顿臣僚、强化控制的工具。
清朝入关后，基本接收了明代都察院和六科的框架。中央设都察院，长官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下辖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原本另成系统，负责封驳、稽察和监督六部，二者彼此牵制。
雍正时期，六科并入都察院，史称“科道合并”。制度上看，这提高了监察机构的统一性，避免两个系统互相推诿；但从另一面看，六科独立封驳的空间缩小，监察权更加集中于皇帝能够掌握的体系之内。
清代地方监察并不只靠常设御史。皇帝还会派出钦差大臣，处理重大案件、钱粮事务和河运问题。康熙以后，传统巡按制度逐渐退出，钦差成为中央临时干预地方的重要方式。遇到大案，地方官往往要面对“钦差一到，层层复核”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清代监察并非没有法律依据。顺治、康熙时期不断整顿台规，乾隆年间又重视对贪赃、失职和徇私行为的惩办。御史可以参劾官员，刑部、大理寺等机构也能参与审理，形成监察、司法相互配合的局面。
但监察制度的效果，始终取决于最高权力是否愿意真正听取意见。乾隆后期以后，官场积弊加重，科道官员有时避重就轻，甚至把弹劾当作争权手段。嘉庆、道光时期，财政困窘和地方事务日益复杂，旧有监察体系逐渐显出迟滞。
清代监察还有一个根本限制：监察官本身并不独立。官员由皇帝任命，奏章能否获准施行，也由皇帝裁决。乾隆曾说：“条陈在臣下，而允行则出朕旨。”这句话直白地说明，监察可以提出意见，却不能自行决定国家政策。
晚清局势变化后，旧制度更显难以应付。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官制、法制和行政监督均开始调整，试图以更明确的机构分工加强中央控制。1906年官制改革后，都察院仍被保留，但传统监察体系已经面对近代行政制度的冲击，旧有职能逐渐进入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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