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北京机场，23岁的赵施格走下飞机，面对前来迎接的人群，他显得拘谨而茫然。多年生活在苏联，他熟悉俄语，却很难用汉语交流。直到母亲夏之栩快步走来，他才认出这张只存在于记忆中的面孔。
夏之栩喊道：“施格，你回来了！”
赵施格望着母亲，只说出一个汉字：“妈。”
这一声并不复杂，却隔着二十多年岁月。赵施格出生时，父亲赵世炎已经牺牲；他幼年被送往苏联，母亲又因革命工作和被捕经历，长期无法陪伴身边。对这个孩子来说，“妈妈”不是日常称呼，而是多年等待后才重新找到的亲人。
赵世炎牺牲在1927年7月19日。那一年，他26岁，正处于上海革命斗争最危险的阶段。此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骨干遭到搜捕，赵世炎仍留在上海，坚持组织地下斗争。
1927年6月，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赵世炎一面设法营救，一面安排各处联络点转移。危险已经逼近，他却没有离开岗位。7月2日，敌人根据叛徒供出的线索包围了他的住处。
夏之栩的母亲曾用推落花盆的方式示警，可那天雨声太大，赵世炎没有察觉。刚进门，他便被敌人控制。面对盘问，他一度以“夏仁章”的身份周旋，试图避免党组织和同志受到牵连。
后来，叛徒指认了他的真实身份。赵世炎没有再作掩饰，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施英，是共产党员。他对敌人说：“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党的秘密。”
狱中的赵世炎遭受审讯和酷刑，却始终没有屈服。对他而言，牢房并不意味着停止斗争。他向狱友讲述革命道理，鼓励大家守住信念。敌人曾试图通过审讯瓦解他的意志，得到的却是一篇声讨反动统治的文字。
7月19日，牢门打开，士兵问：“谁是施英？”
赵世炎平静回答：“我是施英。”
他整理好衣服，告别狱友，走向刑场。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口号，牺牲于上海龙华一带。那时，夏之栩已经怀有身孕，腹中的孩子还没有见过父亲。
1928年2月，赵施格出生。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保护烈士遗孤也成为党组织必须面对的事情。后来，母子三人被安排前往苏联。夏之栩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两个孩子则进入托儿机构和国际儿童院。
赵施格在苏联长大，课堂、生活和同伴交流都使用俄语。1931年，夏之栩因工作和局势原因回国，两个孩子交由李培芝等人照料。母亲离开后，年幼的赵施格并不知道，她后来曾被关押，母子之间的联系也因此中断多年。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在莫斯科期间看望国际儿童院的孩子，赵施格兄弟才知道母亲仍然活着。兄弟俩不会说汉语，只能通过翻译交谈。周恩来意识到，烈士子女将来终究要回到中国，应该有正式的中国名字。
赵施格原先使用过别的名字，周恩来没有简单照搬，而是取赵世炎的笔名“施英”中的“施”字，又加上“格”字，寓意继承父亲的革命品格。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他一生，也成为他与父亲之间少有的直接联系。
1945年，赵施格的哥哥赵令超因病去世。身处异国的他失去了唯一的亲兄弟，生活更加孤单。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关心烈士子女的成长，赵施格也收到过他们的书信和勉励。
1950年大学毕业后，赵施格决定回国。手续办理并不轻松，但他最终在1951年踏上归途。机场与母亲相见时，他只能说“妈妈”，这并非故事的夸张，而是长期语言环境造成的真实困难。夏之栩明白，母子重聚只是开始，儿子还要重新学习祖国的语言和生活。
赵施格后来到北京学习汉语，结业后被分配到鞍钢工作，参与冶金建设。面对设备安装和燃气输送等技术难题，他常常拿着图纸反复核对，请有经验的工程师共同研究。有人打趣说：“你不是苏联回来的专家吗，还要请教别人？”
赵施格没有把这话当作恭维。他清楚，工业建设靠的是严谨配合，不能凭身份和口号冒险。开关、阀门、排气、点火，每个环节都要反复确认。父亲留给他的，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遇到困难不躲避、做事不敷衍的作风。
1958年，赵施格与马达结婚。周恩来、邓颖超赠送屈原瓷像，寄托了对这对青年建设者的期望。1983年10月，赵施格夫妇来到重庆酉阳龙潭镇赵家庄屋，第一次真正走近父亲的故乡和遗物。
乡亲们请他讲讲自己的经历，他却说，父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自己作为烈士后代，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说完，他在赵世炎烈士故居前久久停留。那一年，距离父亲牺牲已经过去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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