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朝鲜人

这篇文章的题目原本叫：万折必东。但若用这个题目，很多读者会云里雾里，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就先听我讲吧！

万折必东

一、

韩国首尔松坡区的三田渡，立着一块碑，碑额有字：大清皇帝功德碑。

这是清朝皇帝皇太极逼着朝鲜立的。

1637 年正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踏冰过江，把朝鲜仁祖围在汉江南岸的南汉山城，围了四十七天。仁祖出城投降，脱了官服，徒步走到皇太极驻跸的三田渡，三跪九叩，奉清朝为正朔，送了两个儿子去沈阳做人质，才换来赦免。朝鲜史称这一场为 “丙子虏乱”。

仗打完了，清方提出：你要立一块碑，歌颂皇帝的功德。这个口子是朝鲜自己先开的——备边司说 “此等事元无大段利害，而其生光则多矣”，与其被逼，不如主动迎合，还能 “生光”。于是仁祖下令在三田渡筑坛铺砖、造阁立碑。难的是碑文谁来写。满朝大臣都明白这是替敌人写自己的认罪书，视若辱国，人人回避。仁祖先点名张维、李庆全、赵希逸、李景奭四人各拟一篇。张维写砸了，赵希逸 “故涩其辞，冀不中用”—— 故意把文章写坏，盼着不被选中；李庆全干脆称病不写。最后剩下李景奭。他的稿子呈到清朝，汉官范文程添了几句，令朝鲜稍稍修改，才算定了稿。

书写时又生波折：书法家申翊圣（东阳尉）坚拒不书，说 “既不能死于主辱之日，常怀痛恨，决不敢以病败之身当此事也”——我既没能为国主殉难，哪敢再蘸着墨替你写这个？只好改由别人誊写。直到 1639 年十二月，碑与碑阁才全部落成。仁祖赏赐了监工官员，朝鲜史臣在旁边记一笔：“受赏之人，苟有士夫之心，岂不以为耻乎？”——拿着这种赏钱，但凡还有点士大夫的羞耻心，不觉得丢人吗？

碑高近四米、宽一米四，下有龟趺，上有螭首，碑阳刻满文、蒙文，碑阴刻汉字，正文二十行、九百多字。内容是用朝鲜自己的口吻，替自己认罪：“由予惛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是我昏聩，招来天讨，让万民受苦，罪都在我一个人。然后颂皇太极 “以不杀为武”“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社已绝而还续”，吹他 “皇帝孔仁，诞降恩言”。铭文最后一句是 “万载三韩，皇帝之休”——千秋万载，三韩百姓，都要感念皇帝的恩德。

落款署名：臣李景奭奉教撰，臣吴竣奉教书，臣吕尔徵奉教篆。这三个名字，从此被钉在朝鲜的耻辱柱上。李景奭后来为这事背了一辈子骂名，到很晚还有朝鲜诗人写诗骂他：“愧杀当时李学士，甘心秉笔作陪臣。”

二

可恨归恨，这块碑立在那儿，朝鲜还得派兵专门看守，一守就是两百多年。这期间，朝鲜文人路过三田渡，几乎人人写诗泄愤。朴弼周写 “主和已足羞，颂功此何为？卓卓三韩国，孰谓秉周礼？至今百年间，山河带余耻。安得有力者，举手一搥碎？”——谁能有力气，一锤子把它砸碎？南有容，说 “他年若过东江去，莫以吾牛饮江水”——哪天你走到三田渡下游那条江边，别让你的牛喝江里的水，那水沾着这份耻辱。几百年的恨，就全压在这块石头上。

1895 年二月，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亲日的开化派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清算中朝宗藩的遗存：拆迎恩门，推倒功德碑。开化派金嘉镇（丙子之役殉节的忠臣后裔）豪言 “今而后足雪累朝皮币之辱，而报臣子之私雠”；刑曹参议李南珪挂冠而去，路过三田渡，看着躺倒的碑写了一首诗：“昔时三田渡，有碑屹如植；今日三田渡，有碑沙中踣。踣岂非更快？所嗟由人逼！”

碑倒了，碑就地埋进了土里。

可它没能一直躺着。日本殖民时期，一九一七年，日据下的朝鲜总督府把它又挖了出来，重新立起——因为那是清朝奴役朝鲜的实证，留着它，正好替日本的殖民找合法性。

二战结束，大韩民国成立，碑又被推倒、埋回土中。

1956 年，韩国文教部长认定这块碑是民族耻辱的象征，下令再次把它埋进地下。它一共被埋了多少次、又被人想起来多少次，数不清了。

然后就是 1963 年。汉城一场大水，把埋在土里的碑冲刷了出来。石碑重见天日，韩国的朝野立刻吵作一团。激进的一派视它为奇耻大辱，主张就此平掉、砸掉，不让它再立着；另一派则说，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物。争论的最后，是韩国政府当年就把它指定为 “史迹第 101 号”，以文化遗产的名目保存了下来，理由是：这是耻辱，所以更要记住。

于是这块碑活到了今天。

1983 年，全斗焕政府把它迁到松坡区石村洞，周围辟成公园；2007 年，丙子之役三百七十周年，一名民族主义者夜里用红漆在碑面上涂写 “撤”“去”“丙子” 字样，说要撤掉这块 “耻辱碑”，事后被捕；2010 年，韩国文化财厅考证了原址，又把它迁回离三田渡旧地最近的蚕室洞，也就是今天乐天世界大楼后面那一处，盖上玻璃亭保护起来。碑座下原来那块描绘仁祖向皇太极跪拜的铜板，文化财委员会认定 “没有文物价值”，撤掉了。

一块碑，从立碑时文人们争相回避、写坏稿子也不肯落笔，到被推倒、被埋、被挖出、再被埋、被洪水冲出来、被指定成文物、被泼漆、被迁来迁去——它始终没有真正消失，也从未得到过一刻安宁。它像一根刺，几百年扎在朝鲜半岛的心上，谁都想把它拔掉，又都明白拔掉不等于不疼。

三、

而在汉城另一头，昌德宫的后苑里，还立过一座坛，叫大报坛。（下图为文献中的大报坛）

大报坛不祭祀朝鲜的历代国王，祭祀的是中国明朝的一个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704 年，明朝灭亡整整六十周年，朝鲜肃宗在昌德宫禁苑西边的曜金门外筑起这座坛，以太牢之礼，祭一个已经死了近百年的中国皇帝。第二年，崇祯殉国的日子三月十九前后，肃宗亲临，行祭。这座坛后来被列为朝鲜最高等级的大祀，一年一祭，地位与祭天相当，规格高过祭祀本国王室的宗庙。“大报” 二字，取的是《礼记》郊特牲“大报天而主日”的意思，报恩。报什么恩？壬辰倭乱，明神宗发兵入援，前后打了七年，把朝鲜从亡国边缘捞了回来。朝鲜管这场仗叫壬辰倭乱，管明朝的援救叫“再造之恩。

同一片土地上，一块碑被迫颂扬灭了自己的清，一座坛主动追祭救了自己的明。这两块石头之间隔着的那些年，就是朝鲜怎么用整个国家，去记一个已经亡了的王朝。

要说清楚这座坛，得从一对兄弟说起。

仁祖送去沈阳做人质的两个儿子，长子是世子，次子封凤林大君，叫李淏。1637 年，丙子之役结束，兄弟俩连同随从被押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说是人质，实则是软禁在沈阳馆里，被清朝监视着，一住八年。这八年里，兄弟俩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哥哥昭显世子在沈阳，看得越多，越明白这个新政权惹不起。他学会了满语，跟清廷上下周旋，甚至入了关，见过北京城，见识过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新学问，还跟多尔衮攀上了交情。他不再是那个只想着 “明朝是我们的君父” 的朝鲜世子了，他成了见过世面、也认了现实的人。八年人质生涯，对他而言更像一次错位的外交实习。弟弟李淏却相反。同样的八年，他没有学会认命。他记着父亲跪在三田渡的那个正月，记着宗社被踏、王师被辱。据说他在沈阳写下过一首诗：“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

顺治二年，1645 年，清朝放还。哥哥昭显世子先回到汉城，五月就死了。

死得很蹊跷。四月间他生了病，医官诊为疟疾，针灸调治，三天后暴毙。死时的模样：浑身发黑，七窍流血，活脱脱是中毒的死相。仁祖没有下令查明死因，反而封了现场、限制出入，急急忙忙把人装殓入棺，向清朝上报“病亡”。后世一直有猜疑，说下毒的真凶其实就是仁祖本人。动机也很清楚：昭显世子在沈阳八年，跟清廷走得太近，仁祖一边怕这个亲清的儿子即位后算旧账、保不住三田渡那笔羞辱，一边又怕多尔衮借世子之死来问罪，索性先灭口。另一种说法更冷，说昭显世子带回来的，除了满语、交情，还有天主教的西学—— 一个沾染了夷狄之学的世子，是不能再当储君的。真相到今天也没定论，但有一点没有争议：这个见过世面、也认了现实的朝鲜世子，回到故国不过一个月，就死掉了。

六月初，弟弟李淏回到汉城。同年，他被立为世子。四年后，1649 年，他即位，是为孝宗。

孝宗即位后干的事，在朝鲜史上叫 “北伐论”。他一面大规模扩军、整顿军备、积谷练兵，一面在暗中物色一个人来替他主持这件大事，朝鲜大儒宋时烈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时烈毕生讲 “尊周义理”，说尊周就是尊明，源自《春秋》尊周的大义；他说明朝与朝鲜如同君臣父子，壬辰倭乱里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两人一拍即合。

顺治十六年，1659 年三月十一日，孝宗屏退左右，单独把宋时烈叫到面前密议。他说，要“养精炮十万”，他说“胡无百年之运”，他还说 “彼虏有必亡之势”，北伐复仇是天理人心不可已者，即便倾覆，也无惧于天下万世。

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仗。密议之后两个月，他的鬓角长了一个脓疮，疮势蔓延，一发而不可收，很快肿到睁不开眼睛。五月初四，孝宗死于昌德宫大造殿，年仅四十。他在位十年，北伐一事，从密议到崩逝，始终只是一场君臣密谋。他一死，北伐的声势随之人亡政息，胎死腹中。

一个立志为已亡的明朝复国的国王，至死没能发一兵一卒。

可是朝鲜没有就此把明朝放下。孝宗之后，这件“心事” 换了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只是方式从刀剑，变成了祭祀。

四、

孝宗死了四十五年，肃宗三十年，也就是明朝灭亡整整六十年的那个甲申年，朝鲜士人在汉城西边的山里，照着宋时烈的遗愿，建了一座庙，祭祀明神宗和崇祯帝两位中国皇帝。庙名四个字，取自宣祖的手书——“万折必东”。意思是万条河流曲折奔涌，终究要朝着东边大海的方向流去。这是朝鲜人对明朝的态度：哪怕改了道、绕了弯、被压了六十年，那根线始终朝一个方向。同年，肃宗在昌德宫后苑筑起大报坛。此后一百多年，直到英祖、正祖时代，这个坛一年一年地祭。英祖甚至把祭祀的对象从明神宗一个人，扩展到明太祖和崇祯帝，一生都在写尊周思明的文章。朝鲜人在自己的史册里，固执地用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年号记年，一直记到很久很久以后。你翻开那些年间的朝鲜文集，常能看见这样的落款：“崇祯后七十三年”、“崇祯后百二十六年”——明朝早就亡了，连清都亡了，他们还在用那个年号计数。

这里面有一种近乎执拗的逻辑。

朝鲜自己清楚这逻辑。孝宗临死前那场密谋，与其说是军事计划，不如说是一种表态。以朝鲜那点兵马，北伐清廷，胜算渺茫，连孝宗和宋时烈自己恐怕都未必当真以为打得赢。他们争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正朔。朝鲜人管自己叫 “小中华”，这名字的前提，是世上还有一个 “大中华”。明朝亡了，大清入主中原，在那个“大中华”已不复旧时疆域的年代，朝鲜必须自己替“中华”守着那个正统的位置，才不辜负它自称的“小中华”之名。晚清的朝鲜文士尹愭写过一段话：“昔日东方之称以‘小中华’者，以其有‘大中华’也；而今其大者，非复旧时疆域矣。” 大中华没了，那“小”字就只好自己顶上去。供奉明朝的皇帝，就成了供奉“中华”这个名分本身。

所以那块被埋进土里的功德碑，和那座年年点香的大报坛，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三田渡碑是清的胜利，也是朝鲜被迫认下的现实；大报坛是明的记忆，也是朝鲜自己选定的身份。现实是清的，记忆是明的。现实让他们跪下，记忆让他们记住自己跪过。一个人、一个王朝，被征服不稀奇，稀奇的是被征服之后，还留着那样一座坛、那样一个年号，为那个已经救不了自己的宗主国，年年祭下去。

那座“万折必东”的庙，说的哪里是水。说的是一个半岛，固执地朝着一个早已沉没的方向，流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