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拖后腿，是政客对发展经济最大的作用

村里的公鸡一定认为，太阳每天升起，是被它的打鸣唤起来的。

智商比公鸡高一点的政客，也常常有类似的错觉：经济增长是因为自己的政策英明、措施得当。比如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今年上半年，台湾GDP增长14.15%，全年增速预计超过12%，这下赖清德颇为得意。

其实，他不过是正好赶上了AI产业的风口。风来了，猪都能飞，何况台湾还有积累多年的电子产业基础。赖清德恰好坐在飞机上，便以为是自己长了一双翅膀。

《人民政协报》近日刊发文章《台湾经济阶段性增长绝非赖清德当局政绩》，其中的判断颇为中肯：

本轮经济回暖，主要得益于全球AI产业风口、本土产业积淀与两岸经贸赋能，与民进党施政并无实质关联。赖清德当局坐享其成，却把经济增长包装成自己的政绩，同时以政治操弄消耗台湾经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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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不只是赖清德的问题。经济一旦增长，执政者便喜欢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经济一旦下滑，又总能找到外部环境、历史包袱等问题。

回顾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经济发展和在台上的人关系并不大。

1960年代，台湾融入国际制造业分工，依靠出口导向实现经济起飞；1970年代发展重化工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1980年代转向科技工业，逐步培育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1990年代至2000年代，企业扩大国际经营，部分生产环节向外转移，本地产业则向技术和研发升级。进入2010年代以后，高科技与半导体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按照相关统计口径，台湾人均GDP在1990年代初突破1万美元，2026年预计达到4.4万美元左右，超过日本和韩国。

这一路走来，当然离不开政策，但绝不是哪一位领导人拍几次桌子、开几场会议，就能创造出来的。

我认为，台湾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台湾同胞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这是任何地区、任何团体、任何公司乃至任何个人取得成绩的基础。把普通人的劳动成果统统算成领导人的功劳，是一种既不尊重劳动、也不尊重事实的做法。

第二，是相对开放的市场环境，以及抓住技术升级机遇的能力。台湾企业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技术迭代中不断寻找新的位置，才有了从纺织品、塑料制品到电脑、电子零部件，再到先进半导体制造的产业升级。

第三，才是政策。政府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可以扶持教育和科研，可以维护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惠及普通人。但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创造条件、减少障碍——不要让自己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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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恰好可以提供一些参照。

日本战后用了三十多年完成工业化和经济追赶，香港、新加坡、台湾也在1990年代初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韩国则在经历长期工业化后，于1990年代末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如果非要说这些地方的领导人英明神武，我不敢苟同。

以韩国为例，李承晚因选举舞弊引发的政治危机而下台，尹潽善在朴正熙发动政变后失去实权，朴正熙执政近十八年，最终死于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之手。此后韩国政坛风波不断，多位前总统遭到刑事调查、起诉或判刑。

照某些人的逻辑，韩国摊上这样一批政治人物，经济理应一塌糊涂，人民也应该长期水深火热。然而，韩国还是发展成了高收入经济体，拥有全球竞争力很强的汽车、造船、电子和半导体产业。

这并不是说腐败无关紧要，更不是说政治人物的选择不影响经济。恰恰相反，腐败会侵蚀公共资源，权力滥用会增加社会成本，错误政策也可能让一个国家走很多弯路。

但经济发展，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劳动、企业的积累、教育体系的培养、产业链的形成，以及市场机制的持续运行。

当然，如果没有那些腐败和滥权，韩国经济或许能够发展得更快，社会分配也可能更加公平。

经济能够在政治混乱中继续前进，并不意味着政治混乱值得赞美；正如一个人戴着镣铐也能跑到终点，不能据此证明镣铐有助于奔跑。

有人会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算是一位英明的领导人。他执政三十多年，后来又担任内阁资政，新加坡也恰恰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腾飞。

李光耀当然发挥过作用。他对政府效率、公共住房、教育、基础设施和吸引外资的重视，都对新加坡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如果因此就把新加坡的成功解释为李光耀一个人的成功，仍然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际贸易环境、港口条件、华人社会的商业传统、跨国资本的流入，以及几代人的劳动，共同构成了经济腾飞的基础。

换句话说，与其说李光耀带着新加坡飞，不如说新加坡也带着李光耀飞。再折中一点，是两者一起飞。这个说法或许不够符合个人崇拜的胃口，却更接近经济发展的实际。

日本战后到成为发达经济体，也是30多年，但经历了10个首相。如果把30多年的时间都放到1个人身上，那么，日本是不是也能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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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英明、伟大，有时候与执政时间存在一种奇妙的关系：时间越长，越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统治不可分割。一个人执政三十年，恰好赶上经济增长的三十年，便很容易被说成是他创造了这三十年的增长。

至于这三十年里究竟有多少是时代的机会、人民的劳动、企业的积累和国际环境的馈赠，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执政时间长并不必然意味着领导人平庸，执政时间短也不意味着领导人没有贡献。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国家的长期发展等同于某个人的个人功绩，把时代送来的红利包装成个人创造的奇迹。

台湾经济增长，值得台湾人民高兴。至于赖清德能从中分到多少政绩，应该由事实来判断，而不是由他自己宣布。

如果他还有一点政治上的自知之明，就应该明白，经济数据不是个人勋章，更不是政治主张的免罪符。与其忙着把阶段性增长包装成自己的功劳，不如认真思考台湾经济未来的风险，维护正常的经贸联系，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对抗。

尤其是台独主张，他应该认清现实，把台湾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少一些政治操弄，多一些对现实的尊重，不要拿台湾人民的未来去赌个人的政治前途。

公鸡如果非要把日出算成自己的政绩，最多不过惹人发笑；政客若是把时代的红利当作个人的野心，再拿这种野心去绑架整个社会，那就不只是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