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皇陛下”到“特区政府”：香港法律文本的迟来“正名”

2026年，香港律政司拟向立法会提交新一轮成文法修订，核心指向法院规则与附属法例中残留的殖民时期提述：废除“女皇陛下”，以“法官”取代“大法官”；以“Hong Kong”取代“the Colony”；以“立法会”取代“立法局”；以“高等法院”取代“最高法院”；修改或废除给予英国、英联邦及爱尔兰共和国的非互惠特权待遇；并将“官方”及其程序提述适应化修改为“特区政府”。若仅以条文数量衡量，这些改动多属“技术性及相对简单直接”，但放到香港回归近三十年的时间坐标中审视，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套以英国王室和殖民管治为默认前提的法律语词，终于被系统性地复位到《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框架之中。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突击清理”，而是一场拖延已久的系统工程的收尾。 2022年，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处牵头对香港成文法展开系统性检讨，优先处理“法律适应化修改”——即识别1997年7月1日前生效的条文与提述，使其符合《基本法》及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律政司随后在2024年、2025年分别提交了两批综合条例草案，2026年的第三批涉及超过120条法例及附属法例，单海事法即超过30条。律政司的明确目标是“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即2027年6月30日前完成法律适应化修改工作。换言之，这项工作的实质，是用立法的技术手段，完成一个本应在回归之初就更彻底落实的宪制逻辑。

四类修订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当然是“女皇陛下”的退场。但更具制度分量的是英联邦特权条款的处理。律政司建议修改或废除《高等法院规则》中“在非互惠原则下给予英国、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爱尔兰共和国特权待遇”的规定。这一修订的法理根基并不来自当下的政治判断，而是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60条作出的决定：香港原有法律在适用时“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其中明确规定“任何给予英国或英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特权待遇的规定，不予保留”，仅互惠性安排例外。废除这些条款，本质上是在执行一项早已确立却长期停留在“主體已改、枝節未動”状态的宪制原则。“最高法院”与“立法局”的名称问题同样如此：《香港回归条例》在1997年7月1日即已将前者改称“高等法院”、后者改称“立法会”，但个别附属法例的正文却将旧称保留了二十余年。这种主体法律与附属规则之间的时间差，恰恰说明法律适应化不是一次性的政治宣示，而是一项需要逐条清理、逐项衔接的制度工程。

围绕这项工作的命名，存在一个值得留意的张力。 外界普遍将其描述为“去殖化”，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明确表示不认同这一标签，强调修订“纯粹考虑现行法律是否符合香港‘一国两制’、《基本法》和《宪法》构成的宪制秩序，没有其他特别的想法”。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理解，这一区分并非文字游戏：法律适应化的出发点不是对殖民历史进行道德清算，而是解决一个形式法治问题——当主权归属已经变更，法律文本中的默认主体若仍指向另一套宪制秩序，规范效力与事实秩序之间便出现了裂缝。填平这一裂缝，是任何主权者在恢复行使主权后都会面对的技术任务。然而，从实质效果看，当“女皇陛下”从法院规则中消失、当“the Colony”被“Hong Kong”替代、当英联邦的非互惠特权被废止，这些改动所达成的，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法律后果。命名之争本身并不削弱修订的意义，但它提示我们注意：法律文本的清理有其边界，它可以完成“正名”，却未必能自动完成“去殖”。

条文中的“女皇陛下”可以被删除，但殖民时期留下的空间印记与观念沉淀不会随之一并退场。评论者黎岩在《讲真D》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对照：当法院文书不再出现“女皇陛下”之时，“一位下令焚烧圆明园的英军头目，仍然以街名的形式镶嵌在香港的城市肌理之中，日日被行人经过、被邮件书写、被地图标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依然构成香港最主要公共活动空间的名称，港督、砵甸乍、义律等殖民人物的名字散落在街道与地名之中。法律文本的去殖民化可以在立法会通过一条杂项修订条例来推进，但空间命名的更动、公共记忆的重述、教育叙事的调整，涉及产权、行政成本、社会共识与身份认同，远非“技术性及相对简单直接”所能概括。2026年的这批修订，标志的是法律层面系统清理的阶段性收束，而非去殖民化进程的终点。它完成的是“文本主权”的复位，而“人心主权”的安顿，仍是一个远为漫长且更难用条文来度量的过程。

放在香港回归三十周年前夕的时间节点上看，这场修订的意味因此变得清晰而克制。它没有宣示性的政治修辞，通篇是“适应化修改”“杂项修订”“技术性质”这样的法律语汇；它所做的，是把一个早在1997年就应当完成、却因种种原因被延宕至今的宪制衔接工作，以最不具争议的方式收束。但恰恰是这种低调，反而凸显了一个基本事实：法律文本的每一处“女皇陛下”被替换为“特区政府”，都是在用最具体的方式重申同一个规范命题——香港的法律秩序，不再以任何外部主权者为默认坐标。至于那些仍然刻在街道上、沉淀在记忆中的殖民印记，则是法律条文无法独自回答的问题。文本可以适应化，空间与人心则需要另一种时间，以及另一种更艰难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