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5月24日下午三点多，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拖着浓烟、尾部冒着火光飞在湘西凤凰县维新乡上空。
没过多久，右机翼折断了，一块残片掉进刚插了一半秧苗的水田里，把田里劳作的人吓得四散。
紧接着机身歪斜着栽进西山的峡谷，轰的一声，浓烟烧了二十多分钟才慢慢散尽。
坠机的动静很快传遍邻里。村民赶到时，残骸还在冒烟，树杈和灌木丛上挂着断肢和一绺绺头发，散落的木箱上印着"中央银行"的字样，破箱子里滚出来的是白花花的东西。
有人先当是炸药，不敢靠前，等有人认出是光洋，人群就压不住了。手脚快的脱下衣服兜，有的干脆解下裤脚打结往里装。
维新乡和邻近兴德乡的村民漫山遍野地捡，一直捡到深夜，地面上的银元基本被捡空，多的上千块，少的也有上百块。
还有不少银元深陷在泥里，当时缺工具挖不出来。有人连夜把银元送到亲戚家，有人埋进祖坟，有人往山洞里藏。
那一夜，几个村子的人大概都觉得自己撞上了这辈子最大的一笔运气。
这架飞机是国民党中央财务署租用陈纳德航空大队的运输机，从广州起飞，目的地是芷江。
机上装了五十只木箱，每箱两千枚，总数十万银元。这笔钱有明确的用途，蒋介石在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想用银元收买湘鄂川黔边境的土匪武装，把他们编成队伍，在西南拖住解放军。
换句话说，这批银元从一开始就是一笔军费，它的去向和用途，都跟维新乡那些插秧的农民没有任何关系。
飞机为什么会掉下来，当时的调查和后来的记述并不完全一致。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押运官兵在飞行途中起了侵吞巨款的念头，开枪时子弹火星引燃了油路或舱内易燃物，导致飞机失控。
也有材料倾向于机械故障。无论哪一说更接近实情，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机上的人全部遇难，银元撒在了湘西的山谷里。
这笔军费还没有送到收买对象手里，就先落进了一群村民手上。
村民捡钱的时候，大概没有人想过“这笔钱是谁的”。但有人很快就替他们想了。
第二天，维新乡地方武装头目欧文章和兴德乡乡长吴有凤各带枪兵赶来，欧文章势强，把吴有凤赶走。吴有凤不甘心，把消息报给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
消息一路传到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财务署，署长当即电告湖南省主席程潜，程潜又电令坐镇湘西的陈渠珍追查，陈渠珍指派城防大队长余子坤带兵封锁现场。
5月26日凌晨，余子坤带一百多人围住几个村子，挨家挨户搜。
凡到过现场的人都要交出银元，兴德乡甚至规定每户至少交八十块。乡长没法，就逼保长，保长逼甲长，甲长逼老百姓。
捡了的要一五一十交出来，没捡的经不住拷打，只好变卖家产来填这笔账；实在没家产可卖的，只能卷铺盖外逃。
据地方老人的回忆，兴德乡交不出银元而举家逃跑的有近二十户，数百户人家被迫借钱或拿家产抵数，有七人上吊或投井。没有捡到银元的人家同样被摊派，因为追缴的人按户头要钱，不问你是否去过坠机现场。
余子坤最终收上来多少，不同材料的说法有出入，七万余元是常见的数字，也有材料提到最终凑够了十万之数。差额去了哪里，没有一份公开的清单能说清楚。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笔钱从“国家资产”变成“追缴款”的过程中，经手的地方势力并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每一块银元的去向。
城防大队、防剿委员会、地方乡长和武装头目，各自在链条上截取了一段。
而真正从地里捡走银元的农民，处在链条最末端，承受了追缴的全部压力。
不到三个月后，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部队随后进入湖南各地，剿匪和清除地方恶霸的行动逐步展开，余子坤这类依靠武装和恐吓维持地方权力的人，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
但那些在五月里捡过银元、又被追缴逼得卖田借债甚至投井的维新乡农民，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局势变化而得到什么补偿。
他们在那场“天降横财”中失去的东西，田产、房屋、牲畜，以及有些人的性命，已经回不来了。
那十万银元原本是要用来买枪、买人、买时间的。它在半空中掉了下来，落进湘西的田里，被一群农民用手捧起来，又被另一群拿枪的人收走。
整件事里，没有一个人真正因为这笔钱摆脱了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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