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两次带兵“失踪”的营长,政委放过了他,然后被他用铁丝穿骨吊上了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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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16日,山东日照黄墩,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独立营驻地。

营长朱信斋又带着两个连出去了。这是他一个多月里第二次这么干。上一次是1940年12月,两个连凭空消失了好几天,回来的时候朱信斋只丢下一句“执行临时任务,情况比较特殊”,就把政委董振彩打发了。

这一次更邪门。队伍走出去一段路,朱信斋忽然改了主意,又带着人折回来了。

董振彩问他怎么回事。朱信斋红着脸,挠了挠头发,憋出一句:“快过年了,我想带着队伍袭击敌人的据点,给大家添点喜气。”



一个营长,两次擅自把部队拉出去,一次说“临时任务”,一次说“给大伙添点喜气”。董振彩当面批评了他,强调以后不得擅自行动。然后,年关将近,这件事就被年味盖了过去。

一个多月后,1941年3月2日傍晚,朱信斋派人来请董振彩“商议事务”。董振彩一进屋,几个匪徒从暗处蹿出来,下了他的枪,把他捆了。

那一夜,朱信斋逮捕了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爱国人士两百多人。董振彩被劝降不成,朱信斋命人用刺刀刺穿他的锁骨,拴上铁丝,吊在房梁上,一边吊着一边灌煤油和凉水。董振彩疼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之后还是不松口。3月6日,他被枪杀在黄墩巴山,28岁。

而那个两次“诡异带兵外出”的营长朱信斋,带着队伍投了国民党,被收编为“苏鲁战区游击独立第一大队”。

故事到这儿,只是上半截。下半截在三年后,在一座叫石沟崖的炮楼里,以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收场。

一、先把这个营长的底子翻出来看看

朱信斋不是“一时糊涂”叛变的。他这支队伍,从根上就跟八路军不是一路人。

朱信斋是日照黄墩一带的土匪头子,一身武艺,身边跟着一帮弟兄,干的活儿包括欺压百姓、强奸民女、勒索商户保护费。1937年底日军占了山东,当地一个叫贺仁庵的船运商人想拉队伍抗日,出钱买枪,找到了结拜兄弟朱信斋。朱信斋拍胸脯说“只要大哥一句话,兄弟们就跟着干”,于是拉起了三百多人的“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第十九总队”。

但这支队伍打仗的水平,基本可以用“一触即溃”来形容。先是被山东巨匪刘黑七在甲子山伏击,三百多人打得只剩一百来人。朱信斋一度心灰意冷,想发安家费散伙,剩下的百十号人不肯走,哭着要跟他干到底。后来他去投奔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是个亲日派,嫌他人太少,当面嘲笑他。朱信斋一气之下,转头找了八路军。

1938年8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把他收编了,番号先是“第四大队”,后改为独立营,朱信斋任营长。收编之后,八路军没亏待他,派工作组帮他整训,队伍从一百来人发展到三个连、一个便衣排,三百多人。

但朱信斋匪性不改。他投八路军是“迫于形势,赖以求生”,不是真心抗日。八路军往独立营派政工干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他看在眼里,心里盘算的是另一件事:这些人是在一点一点把他的队伍从他手里拿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朱信斋的抗日立场立刻动摇,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五十七军的孙焕彩、保安第十六团团长李延修,轮番来拉拢他。到了3月2日,他动手了。



二、董振彩那两次“放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振彩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当过小学教师,做过昌邑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冬天被派到独立营当政委。上级看重他“作风正派,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指挥能力强”。他到独立营之后干的事很具体:下连队找战士谈心,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培养骨干,还刻意拉拢朱信斋的长子朱德明,想把“少营长”争取过来主持军务。

他干的这些事,每一件都在削朱信斋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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