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女团成员因怀孕暂停活动，“休产假”公告引热议；学者分析：虚拟形象具有纯粹性，绝不能让真人形象反过来破坏，这会破坏粉丝的期待

最近，虚拟AI女团BABYQUEEN宣布成员Mity因怀孕暂停活动，一封模仿真人偶像口吻的“休产假”公告迅速引发热议。

这场荒诞的风波，折射的或许不只是虚拟偶像产业的奇观。尽管幕后创作者随后解释，这只是为角色安排退场的虚构剧情，但也让一个真正的问题浮出水面：AI爱豆为什么需要复制真人怀孕、退团与休养的戏码？虚拟角色如何被赋予生命，又如何被消费？

从虚拟偶像到角色周边，从盲盒消费到AI情感陪伴，虚拟角色早已不只是屏幕里的形象。它们可以拥有个性、社交账号和生活故事，也可以随时回应人们的情绪。

长期研究动画、数字游戏与二次元文化，近年来将目光延伸至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的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刘书亮，试图呈现出这幅关于数字时代“真与假”的精密地图。

在他的专著《虚拟偶像、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中，刘书亮对由“中之人”驱动的虚拟主播生态，给出了犀利剖析：通过复盘绊爱“四个分身”企划的失败及A-SOUL成员珈乐退团风波等标志性事件，粉丝群体中存在的特殊“赋灵者迷恋”得以揭露——他们既依赖中之人的身体性，又拒绝其身份具体化。这种悖论让虚拟偶像行业所谓的“永不塌房”沦为神话。

更值得深思的是，随着AI数字人产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AI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AI被要求越来越像人，另一方面，AI却被拒绝拥有真正的主体地位。

于是，刘书亮提出了人与AI值得展望的相处方式：后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要求人类承认并接受AI对人类有隐而不显的后台部分。AI不是人类之子，而是不同的新“物种”，是一种逐渐成形的硅基生命。

无论是谷子、盲盒、虚拟陪伴，还是追求极致爽感的短剧叙事，人们似乎都在寻找一种更顺遂、更少受挫的体验。

刘书亮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虚拟角色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消费重要一环的今天，本质上我们始终在尝试获得的，是对事物的绝对掌控权：“我这本书归根结底在尝试批判的，是现代社会过于显著的工具理性逻辑，以及想要主导一切的那种野心，那种渴望。”

采访中，他引用韩炳哲的“平滑”概念进一步阐释：“平滑到一定程度就变成镜子”“我们想要消费的，始终就只是一面镜子。”这一判断指向虚拟角色消费背后的微妙矛盾：人们渴望一面鲜活的“镜子”，它映照自己、理解自己、陪伴自己，希望它始终可控，不会偏离我们的期待。

然而，当技术能够不断提供更顺滑、更可定制的陪伴，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关系变成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投射？我们是否还愿意在真实世界的参差与褶皱中，与另一个笨拙或游逸的灵魂相遇？

南都专访

AI数字人就能“永不塌房”吗？

南都：你长期从事动画、数字游戏与二次元文化研究，这次将研究延伸至AI数字人与赛博生命，是否是你发现了哪些此前未曾意识到的问题？

刘书亮：2022年我在筹备项目申报的时候，由AI驱动的数字人还未真正发展起来。当时最火的模型GPT3.5也是在2022年下半年问市的。此后的这两三年，大语言模型、AI图片生成模型的能力都开始快速增长。所以，AI数字人生态也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个行业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新案例不停涌现出来——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鲜活的研究对象的（笑）。

动画和AI这两个研究领域，实际上都涉及对虚拟角色的消费。无论是传统工艺下的动画形象、CG形象，还是其他二次元类形象，本质上首先都是虚构的角色。而在当下，不难发现的一点是，AI也被我们消费为一种虚拟角色。

比如，每当提到豆包时，我们都会想到那个系着红围巾的短发女孩，她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AI大模型搭配其视觉标识与语音设计，实际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虚拟角色塑造。通过与AI对话，向它提问……

我们给AI带上了社会身份，让它作为虚拟角色介入了日常工作与生活。例如，我们给它们赋予了许多名字：称AI为工作助理、伙伴、宠物甚至是恋人。所以说，AI角色跟动画角色在这个层面上可谓非常相似。于是，虚拟角色这条线索就把我这本书的所有研究对象串到了一起。

南都：书名从“虚拟偶像”延伸到“AI数字人”，最终落在“赛博生命”上。这三个概念之间是一种怎样的递进关系？它们分别对应着技术、文化与人类观念的哪些变化？

刘书亮：标题中的“虚拟偶像”这个词，或许我们可以进行广义和泛化的理解：它不只单爱豆、主播、歌手那种，而是实际上所有喜爱特定虚拟角色的粉丝，都是把这个角色视作偶像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有意思的生态。

真人偶像存在诸多不可控因素，而由“中之人”（即虚拟偶像背后，负责动作捕捉、面部捕捉、配音以及临场互动表演的真人）驱动的虚拟偶像，依托CG技术与运营团队的各类手段，看似是可以被完全掌控的，能够“永不塌房”。但大家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是行业过于美好的想象。

因为，尽管“中之人”的真实身份被隐藏起来了，可背后扮演者的个性，早已在无数次直播过程中显露无遗，必然会带着其真实自我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意识到“中之人”驱动虚拟形象，依然存在各种随机性、偶发性，甚至潜在风险，同样伴随不少不可控因素。那怎么办呢？这时候，AI出现了。

今天，AI驱动的虚拟主播、数字人已经形成了十分庞大的产业规模。我们借助AI，给角色赋予了大量具象化的特质：我们会假想AI拥有一个具体的视觉形象、专属声音乃至独特的个性。但恰恰又因为是AI，我们的要求又会更高：既需要角色越来越像是真人，但作为AI同时还须具备机器属性。

再具体些，一方面，我们希望它足够生动，笑起来自然，语气自然；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求它作为传统机器与工具化产物要极为听话：人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即刻响应、执行到位、不出差错。但实际上，从目前的发展结果来看，AI并不能完全被人类掌控。我们常说它是“算法黑箱”，是通过涌现机制形成的“智能”。可以说，AI“生来如此”。因此今天的AI实际上是介于人类与传统机器工具之间、又似乎游离于它们之外的一种特殊主体，或者严谨一点儿说，是一种“伪主体”。

因此，这本书到后面开始讨论“赛博生命”，它特指后人类主义语境下的赛博生命。我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固有认知——即“人是最伟大的”“人类创造的事物无论多么强大，终究只是工具；就算再逼真地模仿人类，也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这类观念。在我看来，上述观点恰恰是现代社会需要保持警惕的。

后人类主义倡导我们放下这种虚妄的傲慢：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凭借现代技术与工具理性掌控一切，面对AI时尤其如此。尽管以当前AI算法逻辑与技术发展阶段来看，AI还仅仅是“伪主体”，但未来呢？AI完全有可能成为某种全新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未必会朝着越来越像人的方向演化，它也可能演化成别的形态，或许是小猫小狗或别的什么动物那样（动物正是我这本书中讨论人与AI复杂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的中间项）——我们本来就无法完全控制、也无法彻底理解小猫小狗；面对AI，我们同样需要放弃这种绝对掌控的执念。

不能摘下的 “头套”：中之人的悖论

南都：虚拟偶像常被寄予“永不塌房”的期待，但绊爱分身企划、A-SOUL成员珈乐退团等事件表明，虚拟角色背后的运营关系、真人表演者与粉丝情感之间存在复杂矛盾。为什么粉丝既需要“中之人”赋予角色生命，又可能拒绝这个真实的人出现在角色背后？

刘书亮：这确实是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生态。它看上去充满矛盾，却实实在在存续下来，还发展出了规模极其庞大的粉丝群体。喜欢“纸片人”，是一个资深二次元受众的基本倾向——所谓纸片人，就是那种纯然虚拟、由创作者绘制出来的形象，或者也包括被计算机建模的形象。粉丝们的核心逻辑，在我看来非常清晰：纸片人就是纸片人，它是虚拟的形象，它具有特殊的纯粹性，绝对不能让三次元的具体真人形象反过来破坏、污染它的纯粹性，这会破坏粉丝们对它的期待。

举一个我很喜欢举的类似例子。去迪士尼乐园时，我们会看到粉丝们排着长队，跟戴着大头套的玲娜贝儿、巴斯光年或者任何受到欢迎的角色人物合影。

但如果出现以下场景，粉丝一定会非常不爽：玲娜贝儿正和你合影，突然低头看了看表，发现到点了，直接把头套一摘，说“我下班了”，露出工作人员自己的本来面貌。

我想这绝对是极其煞风景的事——对玲娜贝儿的粉丝来说，玲娜贝儿就是玲娜贝儿本身，所有人都默认一个规则：请不要露出扮演者的真实面孔。一旦你把头套摘下来，就打破了玲娜贝儿作为纯粹虚构形象的属性——它本来不需要和任何具体的真人建立绑定关系。

南都：书中横跨动画研究、叙事学、游戏研究、青年文化研究、社会学与传播学。为什么理解今天的虚拟文化，需要打破单一学科的边界？它是否已经超出了传统艺术研究的解释范围？

刘书亮：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本身是做动画研究出身的。动画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从来不缺创作类人才；但从事动画研究的人很少，是个小圈子。因此动画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成熟度远不如文学、戏剧、电影这类其他艺术类兄弟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也一直相对缓慢。

我始终认为，动画研究应当产出更多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长期以来，动画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浅表性地借鉴学术资源，真正属于动画自身的理论成果很少。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尝试做的一件事，就是锻造具备原创性的、属于动画领域本土的原生学术概念。

比如这本书里提到的“后台幻觉”，算是我用了很多年都坚持没有放弃的概念（笑）。它最早出自2017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不是核心概念。但我觉得这个词具备足够的延展性和解释力，面对各类新的研究对象时适用性很强，所以从2022、2023年左右开始，我又重新启用这个概念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

直至这本书，我将“后台幻觉”定位为全书的统领性概念。当然，学术概念从来不能为造而造。任何人提出任何概念，目标都应当是更便利地解释某个乃至某类研究对象。所以，秉承这样的想法，我把自己这几年的“学术野心”全都放进这本书里了。

我们面对的这些鲜活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场域。它们和艺术直接相关，但背后还有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复杂的产业链条支撑着，又催生了极具活力的粉丝生态。而且，虚拟偶像的粉丝文化和真人饭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书里面我重点提到，真人偶像同样具备虚拟性：我们消费的核心是他的“人设”，是一个被抽空了真实肉身的形象躯壳，我们不希望他展露出和普通人类似的日常一面，更期待他始终保持闪耀的偶像状态。这一层特质本身就已经带有虚拟性，因此本书的研究议题也自然延伸到了更广义的粉丝文化研究领域里去。

和叙事学的对话，书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社交媒体叙事。知名IP角色、虚拟主播或数字人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普遍拥有自己的专属社交账号。我们都清楚，账号发布的内容，都是背后的运营团队在维护，虚构出角色的日常：比如他/她觉得今天天气很好，今天打算做什么，逢年过节来给大家送祝福等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新型叙事形态。从这个维度出发，完全可以把这类现象和叙事学研究的脉络打通。

总之，想要把问题谈得更深入、更透彻，就必须打通这些学科的边界——毕竟它本身就是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高度复杂的综合性产物。

AI能否取代真人演员？

取决于我们究竟在消费什么

南都：你在书中从《超时空要塞》的林明美谈起，重新梳理虚拟偶像的历史。回望这条发展脉络，从早期动画角色到今天的虚拟主播、数字博主，虚拟偶像的核心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书亮：坦白说，我是有点“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因为技术对文化工业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所以，不同技术语境下的角色塑造手段很不一样。在《超时空要塞》爆火的1980年代，日本粉丝们对虚拟角色的再生产与消费模式和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还没有动作捕捉技术，不可能做出能和观众实时互动的林明美。所以，那时候的做法相对朴素，譬如让为林明美配音的声优参与内容生产，录制假想的电台节目；或者在《超时空要塞》唱片封面上画出林明美的肖像，并加上手写风格的林明美签名，弄得像林明美自己出了张唱片一样，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是书里的重要案例）。当然，回过头去看，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后续的虚拟偶像“造星”观念。

而有了动作捕捉技术之后，才催生了围绕“中之人”的完整产业生态；有了AI大语言模型，才实现了实时回应、特定音色输出。诸如此类的落地应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技术条件的支撑之上。

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说自己是个“技术决定论者”，我认为技术决定论有它的合理性，文化工业的核心机制常常是紧跟着技术的步伐走的。

当然，这里我并不是想说每个技术都发展得很到位、尽善尽美了，然后大家开始纷纷使用。这本书里还专门讨论了一个计算机工程领域更常提及的概念，叫“技术负债”，指的是技术其实还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落地效果也不算特别完善，只是“基本可用”，但大家已经开始广泛应用。这就是技术负债的体现。所以每次当技术迭代到“基本可用”的节点，我们就会看到行业里催生出全新的生态，这些新形态的背后都有新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

南都：过去，虚拟角色的生产成本、动画制作周期和技术门槛，决定了它们的数量与传播方式。如今，生成式AI正在降低这些门槛。这种变化只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还是正在改变角色、演员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刘书亮：生成式AI出现后，这套创作与传播的所有逻辑都需要重新调整。首先，AI生成的视觉形象天然带有“平均化”的特征：AI本身的训练机制决定了，它输出的内容本质上是投喂的训练视觉素材综合平均后的结果。

AI漫剧、仿真人剧，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还是在不停地吐槽同质化，但凡是个龙套的中年男性或中年女性，全都长得一个样子……非常多的重复的脸。尤其是AI剧这个行业。它只求快、大批量重复。

另一个例子是真人明星授权自己的形象，将AI生成自身容貌的权利授予某家内容生产方。

在这种模式下，演员不必再亲自出镜承接整部戏的拍摄，而只需要把自己的容貌、面孔作为一种资产授权出去，允许使用方在约定范围——比如某部剧集、电影、短剧项目，或是约定的时间周期内使用即可。这是一套非常标准的资产授权逻辑。但这种授权属于“离身式授权”：整个过程不再需要演员真人的身体参与，只需要提取他/她的面部特征数据，提取完成后就再也和真人演员本人、和他的实体身体没有直接关系了，他的形象就此变成了一项可支配、可交易的资产。

南都：AI演员进入短剧、真人演员的数字分身参与影视制作等现象，引发了有关“AI是否会取代演员”的讨论。你认为，这个问题该如何拆解？我们究竟是在讨论演员的某些技术性工作被替代，还是人的身体、经验、情感和表演劳动被重新估价？

刘书亮：AI是否会取代演员，或者说，我们是否会接受一种离身化、身体可以被复制与拟像化的明星？这个问题需要放在不同语境里判断。

在真人偶像文化工业的标准逻辑里，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对狂热的粉丝们而言，偶像的核心价值在于唯一性。粉丝愿意购票、奔赴现场，近距离观看演出，是因为他们认可那个唯一性是绝顶重要的。

拥有真实肉身的偶像，无法像玲娜贝儿一样同时出现在香港、上海、东京三个迪士尼乐园里。但数字化的、拟像化的偶像则没有实体限制，这就好像说，玲娜贝儿是被允许同时出现在多个场地的。所以，沿着真人偶像工业这条路径，AI不会取代真人偶像。

如果把市场价值炙手可热的男团、女团成员们全都替换成 AI 驱动的形象，或是由中之人代他们完成舞台表演（当然，得把面部、身形替换成偶像本人的样子），粉丝们不会买账……一定会怒不可遏的。

但换到其他语境，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短剧演员的形象、外貌特征被提取之后，就可以用 AI生成这张面孔出演其他短剧。根据我个人的有限观察，短剧受众对作品的消费方式大多并不同于对真人偶像的消费，他们观看短剧不需要高度专注，往往只需要接收简单的反转、爽点就够了。所以，就算剧情模式重复度高，对他们来说也不构成大问题。多数观众并不在意屏幕上的表演者是否真人，他们只是看剧情、追求即时的情绪刺激。在这个逻辑下，肉身表演已经可以被AI拟像表演替代，表演劳动的价值随之被重估。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这本书最终没有尝试做收束和归拢，没有想要给整个生态提供统一的结论，而是把问题发散开来，意在呈现这个文化场域的复杂性。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明显：一部分受众执着于真人身体的唯一性，心中的偶像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但另一部分受众认为表演可以被替代，相关价值可以重新评估。不同文化消费圈层，对这件事的判断和结论截然不同。

在自我映照的镜子里，走向更深的孤独

南都：从谷子、盲盒、角色IP到虚拟偶像与AI数字人，虚拟角色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看似不同的消费现象背后，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心理？它们是否都在回应当代人的某种情感需求？

刘书亮：从我这本书的论述来看，很大程度上这背后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逻辑。当然，这一倾向本身值得被批判，至少是值得被作为一个问题来认真讨论的：本质上我们始终在尝试获得对事物的绝对掌控权。

从真人明星“塌房”的现象就能看出来：因为真人不受控制，我们就打造虚拟形象试图实现掌控；发现“中之人”运营虚拟形象也不可靠，就换成AI来驱动；到如今又发现AI同样无法被我们完全控制……循环往复、不断推倒重来的戏码会持续上演。我这本书归根结底在尝试批判的，是现代社会过于显著的工具理性逻辑，以及想要主导一切的那种野心，那种渴望。

谷子文化那么盛行，也源于很类似的观念：我们只想消费一个充满确定性的东西。尽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非要加一点点不确定性的“佐料”。比如说盲盒。拆盲盒作为仪式感，满足了大家想保留的那一点不确定性，但本质上大家追求的是确定性，于是这股掌控的渴望驱使你去买“端盒”（基本包含了所有款式的一整套，少量隐藏款除外）。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可控的。虚拟角色其实就是一种确定性的表征。

南都：今天我们追AI爱豆，与AI聊心事，在数字世界里塑造理想自我，技术让我们更容易获得陪伴，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关系可以被定制、情感可以被模拟、交流可以随时响应，我们是否也在逐渐失去面对真实他者的差异与不可控的能力？如果说AI是一面映照时代的镜子，你从中看到了当代人怎样的精神处境？人类是否反而面临着更深的孤独？

刘书亮：我最近也在做AI情感陪伴相关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国内主流的AI情感陪伴类APP普遍设有“角色广场”之类的UGC功能。于是，普通用户一方面可以通过提示词自定义AI智能体的外貌、人格、社会身份，从自己“赋予生命”的角色中获取情绪价值，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别人制作的AI智能体角色。打开APP后，每上滑一次就会切换到新的聊天窗口，对面是一个全新的陪你聊天的AI智能体：它可能是社会身份很高的精英，也可能只是普通学生，与此同时你在互动中的身份也会被不断重新设定，相当于你和AI共同完成一段持续推进的虚构叙事。关键在于，这里的所有关系都是可以被定制的——对面可以是你设定的霸总，也可以是你设定的娇妻，或温柔小奶狗儿之类的吧（笑）。这本质上同样是人们在追求确定性，而不是去直面一段自己无法预判的社会关系。

实际上，真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充满不可预知性，带有天然的他者属性：你没法预测今天开会要见的客户是什么样的人，更不可能见到他第一眼就摸透他的性格，从来没有人会随身携带一张写明自己设定的“角色卡”。但面对AI时，我们总会觉得仿佛能一眼看穿它的想法。这种感受本质上是错觉：你之所以觉得能一眼看穿AI，难道不是因为你已经提前拿到了它的“角色卡”了吗——在AI情感陪伴类APP里，手指一滑，系统就会直接告诉你面前这个新遇到的AI是什么身份、刚经历过什么事、此刻心情如何，甚至连第一句开场白都为你预设好了。现实里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交流，也没有这样与人打交道的情况。

我在书里把韩炳哲关于“平滑”的概念进一步做了延伸，我认为韩炳哲所说的平滑，它不光是减小了阻力，当它足够平滑的时候，它就变成了镜子。这面平滑的镜面，会映照出我们自身的需求和欲望。换句话说，当我们追求让AI一定要秒回的时候，其实是因为现实当中的人不会秒回我们。

好多人认为短剧很爽。据我观察，所谓短剧的“短”，指的不完全是篇幅的短，而是情绪反馈的短。短剧里，主角生气了，这个气就立刻要撒出去；这个人欺负我了，我立马这个巴掌要扇回去……现实中我们没有机会这么快速、短时间地进行情绪反馈，那我们只能在虚构的叙事体中完成这样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平滑，那最终可能不是我们“面临着”更深的孤独，而是我们“主动投入到了”更深的孤独的怀抱中。因为最终我们发现，我们想要消费的只是镜子，只想消费能够映照和满足我自身需求的东西，只想消费那些我认为可以被完全控制得了的东西。而他者性消失了，我们对于真实、复杂问题的感知力和思考的能力可能就会减弱。

图像和信息无限增殖的时代，可能看上去很热闹。但热闹归热闹，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里，身边的“热闹”景观全都是你的镜像而已。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