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发布 | 《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 新书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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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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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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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2026年5—10月展出的“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的展览配套图录。全书分“星灿云南”“铜铸古滇”“归融华夏”三部分，收录了400余组（件）云南省内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

 
 

 
 

 
 

 
 

目录
 

 

 

 


   
     
     
     
     

 
 

· · · 二 、精彩试读 · · ·

两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巩固的关键时期，两汉时期的政治发展、文化凝聚、民族迁徙与融合，为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郡县制度的确立，使西南夷原有的部族社会融入大一统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早期汉族移民的迁入，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中原移民“由寄籍变土著”，与当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南边疆的形成；通道与邮亭把西南夷纳入汉代交通与邮传系统；汉式器物与中原礼俗成为引领西南夷文化发展方向的新风尚。两汉对西南夷的开拓与治理，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西南边疆政治稳固、多民族和谐共处、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西南夷考古，以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主要是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的发现，后段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至东汉末年，重点揭示三百年间西南夷融入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前者的目标是建立西南夷土著文化发展的谱系，阐明西南夷与汉地一体化的进程，以考古发现证明汉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南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事实。滇池地区的考古发现成绩斐然。1955年，考古工作者对滇池东岸的晋宁县石寨山青铜墓地进行了首次发掘，揭开了云南青铜时代田野考古的序幕。此后，滇池周边以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澄江金莲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晋宁河泊所等为代表，发现了被称为“滇文化”的大批青铜文化遗存。其中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河泊所发现的“益州太守章”“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印”“益州长史印”，及益州郡属县“滇池长印”“同劳长印”“不韦县丞”等官印印泥，证明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王朝在滇国“设郡置吏”“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历史事实。

图1 “滇王之印”金印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 “益州太守章”封泥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3 “滇国相印”封泥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4 “滇王相印”封泥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图5 “滇池长印”封泥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在洱海区域，随着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先后发掘、清理了包括剑川海门口、剑川鳌凤山、祥云大波那、弥渡合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红土坡、大理银梭岛等一大批重要的青铜时代墓葬和遗址。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古代铜鼓在洱海周边的大理弥渡、南涧、洱源等县市及楚雄、丽江、保山等地区被发现。

图6 万家坝型铜鼓

云南腾冲古永中营盘出土

图7 石寨山型铜鼓

云南元江出土

此外，滇东北黔西地区、滇西北地区、澜沧江流域、红河流域、金沙江中游地区、川西高原岷江流域，相继发现了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相关研究日益深化。

战国至秦汉西南夷考古学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西南夷青铜时代遗存以墓葬为主，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土坑墓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类型，一为以石棺墓、石板墓、大石墓为代表的半农半牧文化类型。两种文化类型无论是空间分布，还是文化内涵，都存在较多的交叉与联系。

第二，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也有玉石器、金银器与陶器，晚期还出现了铁器。青铜器中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农业生产工具所占比重较大。各式青铜锄、锸、粗茎剑、空首钺、铜鼓、房屋模型、扣饰、海贝是普遍共出的器物。而贮贝器多数出自滇池周边，少数出自夜郎故地；大型铜棺出自洱海区域。高等级墓葬有编钟、铜鼓、贮贝器、权杖、金器共出现象。平民墓葬多为无葬具、无随葬品的“软葬”。

图8 梯形铜锄

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

图9 房屋模型铜扣饰

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

图10 圆形兽面纹铜扣饰

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

图11 环纹货贝

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

图12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

云南省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

第三，西南夷文化融入汉文化体系的过程非常清晰。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随葬品全部为西南夷本土器物；西汉中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一些“汉式器物”与“铜铁合制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的形制还保留，但随葬器物基本已汉化；东汉中期开始，土坑墓被砖室墓所取代，西南夷葬俗从墓葬形制到墓室内部神圣空间的营造，与中原已无差别。说明从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开始，西南夷土著文化逐渐变迁转向，最后融入汉文化体系之中，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百年的时间。西南夷考古发现证明，随着汉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汉式墓葬与中原丧葬礼俗，逐渐为四裔、边远地区所接受。汉代中原文化与礼俗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

图13 陶院落

云南曲靖会泽水城墓群出土

图14 铜樽

云南昆明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

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经验证明，政治统一、族群融合与文化凝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

（节选自本书所附研究文章：李东红《汉代西南夷社会发展——论西南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 · · 三 、图文欣赏 · · ·

本文由何司阳、郑昭琪摘自《疆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首都博物馆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6. 9）

（审核：张亚娜）

ISBN 978-7-03-085870-2

责任编辑张亚娜 郑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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