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一间教室里,一个中国留学生把一面旭日旗披在了身上,桌上还摆着一顶旧日军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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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中国同学当场制止,他直接用日语回怼。
事情传到网上,全网炸了。
这个学生叫陈宇昕,24岁,南京人,读的偏偏是历史系。
后面扒出来的东西更让人后背发凉:他的社交媒体头像穿着日式传统服饰,个性签名是日本某军校校歌的日语歌词,那所军校培养了大量侵华日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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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展示旭日旗,用“支X人”辱骂其他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展示过支持“台独”的旗帜。
校方的处理很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
官媒的定性也很干脆,“对‘精日’言行零容忍”。
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一个南京籍的历史系学生,在反法西斯纪念碑矗立的校园里,把侵略者的军旗当披风,这不是“喜欢日本文化”能遮过去的,这是对民族底线最赤裸的踩踏。
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想再把陈宇昕骂一遍,骂他的人已经够多了。
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年前董明珠因为“海归派里有间谍”那句话被全网围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她说的那个“担心”,到底是不是纯属多余。
一年前那场骂战,骂对了一半
2025年4月,格力电器股东大会上,董明珠当着股东的面说:“绝不用海归派,只在国内高校里培养自己的人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
话一出来,舆论场几乎是整齐划一的炮轰。
胡锡进连发多条微博,说她身份歧视、违反劳动法,要求她道歉。
新京报的评论标题更直接:“背离常识”。
经济观察报的担忧更有分量:把人才选择简化成本土和海归的二元对立,在国内会引发寒蝉效应,在海外还会让人怀疑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这些批评对不对? 对。
董明珠那句话的问题非常明显,海归群体里当然可能有间谍,但哪个群体里没有间谍?用“可能有”去否定一整个群体,就是因噎废食。
而且数据摆在那里:2023年新晋两院院士中57.9%有留学经历,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70%以上是留学回国人员。
说“绝不用海归”,于情于理都站不住。
但我现在回头看那场骂战,总觉得哪里缺了一块。
所有人都在纠正董明珠的“结论”,却几乎没有人认真处理她那个“担心”里藏着的真问题。
她说的是“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这句话的重点不在“海归有间谍”,而在“没法甄别”。
当时舆论的注意力全被“歧视”两个字吸走了,至于“境外经历带来的政治底线的不可验证性”这件事,被当作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轻轻放过了。
陈宇昕不是间谍,但他戳破了一层窗户纸
必须把话说清楚:陈宇昕的行为,和“间谍”是两码事。
他是精日,是历史观和民族立场出了大问题,目前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他从事了间谍活动。
把每一个有问题的留学生都往“间谍”上靠,那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但他这件事,恰恰把董明珠那句粗糙表达里那个被忽略的痛点,摆到了台面上。
一个在国内长到二十多岁的南京年轻人,出去读了几年书,回来的时候,身上披的是侵略者的军旗,嘴里骂同胞用的是“支X人”,手里举的是支持分裂的旗子。
他出去之前是什么样,出去之后变成了什么样,中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打包票。
董明珠说“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难听,粗暴,以偏概全,但她指出的那个空白是真实存在的:境外经历中一个人政治底色的漂移,在事前和事中,确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去验证。
这不是要否定所有留学生。
绝大多数海外学子是什么样,莫斯科大学那些当场制止、联名请愿的中国学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句话,回答不了“那极少数出了问题的人怎么办”。
国安部这些年披露的案例不是编出来的:留学生郝某被境外间谍机关策反,打入我中央某部门,最终因间谍罪被判无期徒刑;航天科研人员赵学军在留学期间被策反,出卖大量要害情报,被判七年。
这些是极端个案,不能代表海归群体,但“极端个案不需要被防范”这句话,同样说不出口。
董明珠说对了什么,又说错了什么
所以我现在的判断是:董明珠当时挨骂,不冤,但她被骂的那句话里,有一样东西没有被那场舆论认真对待。
她说错的地方,清清楚楚。把一个群体的风险概率,直接变成对这个群体的就业排斥,这是懒汉逻辑。
用“绝不用海归”来回应“没法甄别”的焦虑,等于用关门来代替安检。
胡锡进说这涉嫌违反劳动法,新京报说这背离常识,都对。
一个大型企业如果因为驾驭不了风险就把整扇门关上,那不是谨慎,那是把管理成本转嫁给了一整个群体。
但她说对的那一点,一年后陈宇昕用一面旭日旗替她做了注脚:涉密岗位和关键岗位用人的“政治底色审查”,不能只靠简历上的学历和经历来背书。
格力不是一般的公司,它的核心技术涉及大量商业机密乃至产业安全层面的东西。在这种位置上,“保守”不是贬义词。
问题在于,董明珠把一种特定场景下的审慎原则,说成了一条针对所有海归的普遍禁令。审慎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她把审慎包装成了排斥。
换句话说,她脚底下踩到的那根钉子是真的,但她抡起锤子砸下去的时候,砸到的是一整面墙。
真正的教训,不是“别用海归”,是“别把底线交给运气”
陈宇昕事件处理完了,人遣返了,学籍开除了,舆论的火也慢慢退了。但如果这件事只留下“又一个精日被处理了”这一层记忆,那就白炸了。
我的观点很明确:这件事真正应该逼着我们去想的,不是“海归能不能用”,而是“一个人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变成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能力和机制去看见”。
董明珠一年前的“担心”之所以在当时显得刺耳,是因为她把一个需要精细制度设计的问题,用了一句粗线条的排除法来回答。
但批评她的人如果只满足于说“你歧视”,而不去面对那个“没法甄别”的空白,那批评就只完成了一半。
莫斯科大学那间教室里,真正让人心里一动的,不是陈宇昕的嚣张,是其他中国留学生当场站起来制止、起草请愿书、逼着校方启动程序的举动。
底线不是靠“不用某类人”来守住的,是靠每一个在场的人不装没看见来守住的。
董明珠的担心没有全错,但她给出的答案太省事了。
省事的答案,往往离真正的安全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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