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六大军区走出的八位开国元帅，其中两位元帅现任何职？

1950年2月，北京，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布局，讨论的已不只是打仗，而是如何把分散各地的部队纳入统一国防体系。就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军区相继明确建制。

这六个军区，并非简单按照地图划线。它们既要承担国防建设，也要处理残余武装、地方治安和部队整编等问题。战争结束了，军队的任务却没有减轻，只是从大规模作战转向守土、训练和正规化建设。

当时的六大军区中，东北军区没有元帅担任主要领导。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南下后，东北的军事工作由高岗主持，贺晋年任副司令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后来，东北军区逐步调整，1955年主体改编为沈阳军区。

高岗曾进入1953年最初酝酿的元帅人选范围。那时，元帅并没有预先规定固定名额，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高岗等人都曾被列入讨论范围。1954年8月，高岗去世，1955年正式授衔时，最终形成了十位元帅的名单。

华北军区的情况很有代表性。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聂荣臻担任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地区又是中央机关所在地，军区肩负着保卫首都和拱卫中央机关的重任。

徐向前在华北军区任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后期，他率部在山西作战，兵力和装备并不占优势，却连续攻克多处重要据点。能在困难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靠的不只是勇猛，更是对战场形势和部队组织的准确把握。

华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副司令员是粟裕。淮海战役的主力部队，正是华东野战军等力量，战役结束后，华东地区的军事、政务和部队建设都十分繁重。陈毅长于统筹，粟裕善于指挥，两人的配合在这一地区留下了鲜明印记。

华东军区政务方面，饶漱石也曾处于重要位置。只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逐渐离开核心工作。1955年，华东军区主体改编为南京军区，原有的区域军事体系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中南军区的阵容最为醒目。第四野战军主力从东北一路南下，先后参加平津、渡江以及华中、华南地区的作战，部队数量庞大，战斗经验丰富。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三位元帅同时在一个军区任职。

中南地区的问题也很复杂。大规模作战结束后，广西、湘西等地仍有残余武装活动，部队需要投入相当力量进行清剿和地方治理。军区不只是指挥作战，还要帮助地方恢复秩序、建立基层政权。1955年，中南军区主体改编为广州军区。

西北军区由彭德怀主持，习仲勋担任政治委员。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后勤条件相对艰苦，但这里面对的对手并不弱，胡宗南集团曾在西北经营多年，部队数量和装备都不可小视。

彭德怀在西北采取的办法，往往不是追求声势，而是抓住关键地区，集中有限兵力，逐步压缩对手空间。西北军区承担的压力，不能只用部队多少来衡量。1955年，该军区主体改编为兰州军区。

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政治委员是邓小平。解放西南的主力虽与第二野战军关系密切，但刘伯承并未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资历深、威望高，熟悉大兵团作战，也有处理复杂局面的经验，因而被安排坐镇西南。

西南地区山地广阔，民族、交通和地方武装问题交织在一起。贺龙与邓小平面对的，不再只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让新政权真正建立起来。1955年，西南军区主体改编为成都军区。

这样一来，六大军区中的八位元帅便很清楚了：华北的聂荣臻、徐向前，华东的陈毅，中南的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西北的彭德怀，以及西南的贺龙。

没有在六大军区担任主要职务的两位元帅，是刘伯承和朱德。刘伯承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某一地区，而是转向军队教育。1950年11月，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着手培养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所需要的军事干部。

刘伯承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仗要会打，军队也要会建。”这句话虽简短，却点出了当时军队转型的重点。战场上的经验必须上升为条令、课程和制度，不能只靠个人摸索。

朱德的职责则更为特殊。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需要从全军角度统筹力量，不可能长期固定在某一个军区。

有人问：“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去一个军区坐镇？”答案并不复杂。军区司令员负责一方，朱德承担的是全军层面的领导和协调。一个在地方统兵，一个负责总盘，这正是当时军事领导体制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