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西方中间派政治人物面临巨大压力”

参考消息网10月27日报道 德国《明星》周刊网站10月18日刊登题为《“我赞成以100%的税率征收遗产税”》的报道，记者是该刊主编格雷戈尔·彼得·施米茨与经济记者斯文·阿夫许佩。文章摘编如下：

德国《明星》周刊日前对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进行了专访。

西方民众对政治失去信任

德国《明星》周刊问：福山先生，在德国的几场地方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最多，左翼党则在柏林的地方选举中获胜。德国也受到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了吗？

弗朗西斯·福山答：所有中间派政治人物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问：但德国的问题是否具有特殊性？

答：我认为，广泛的不满情绪不仅仅体现在德国极端政党的崛起上。不过，德国确实存在一些可以解释德国选择党胜选原因的特殊问题，如移民问题。

问：传统政党败选仅仅是因为民众对其感到不满吗？

答：所有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是，重大政治目标在现代民主国家很难实现。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政治家能做决策并兑现竞选承诺，只要他们拿出成果，就能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但也有人说，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希望困扰自己的问题受到重视。

答：政治家如果无法推动必要的改革，那就无助于恢复民众对政治的信任。许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充分尊重，而这对于理解民众为何对政治失去信任至关重要。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西部投入许多资金来整合东部，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将社会福利制度扩展到全体国民。

问：尽管如此，德国东部民众还是感到沮丧。

答：显然，仅仅提供物质上的好处还不够，德国东西部之间依然存在社会差距。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居住在大城市的民众与居住在农村的民众之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

问：民调显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有必要在德国开展结构性改革。然而，基民盟和社民党也恰恰因其改革方案在选举中被选民惩罚。您对此作何解释？

答：我认为，选民并没有理解深入开展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民众在涉及国家公共服务的问题上是短视的。提高退休年龄或削减福利不会讨任何人喜欢。仅仅抽象地意识到有必要进行改革以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并不足以促使人们去支持具体的改革措施。

问：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认为有关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这是不是自由民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答：社会流动性的缺失之所以位列几大挑战之首，是因为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人们会越来越支持那些批评当前体制的政党。

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不平等

问：社会不平等问题对民主制度而言究竟有多危险？

答：西方工业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之所以呈现繁荣景象，正是因为采取了社会民主模式。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搞任何形式的再分配或不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就会造成不平等，令社会和政局陷入动荡。

问：西方国家是否需要制定新规则来制约科技领域亿万富翁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答：这种财富集中的现象在美国由来已久。在19世纪，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企业一度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后来，美国颁布了反垄断法，以此为据拆分了美孚石油公司和其他大企业。但许多经济学家却说：别担心科技公司的规模，这无关紧要，它们只是让效率更高罢了。这种权力集中带来的政治影响被掩饰了。欧洲在贯彻反垄断法方面比美国做得好。

问：在德国，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均也是人们探讨的话题。近年来，财富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增税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能有多大效果？

答：欧洲选择了一种合理的税收体系，尝试在不破坏投资激励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但我看到柏林正计划将住房充公，便觉得这个体系现在有可能动摇。这类计划会适得其反。我对美国民主党的左翼也持同样的看法。加利福尼亚州曾就是否应当对亿万富翁征收特种税进行全民公投。这只会把亿万富翁赶到得克萨斯州或佛罗里达州，而且我们还会损失税收。

问：在许多人看来，对巨额财富征税过低和对中产阶级征税过高是很成问题的。改革遗产税是正确的方向吗？

答：我和妻子经常为此争论。我赞成以100%的税率征收遗产税。我的妻子不赞同这个想法。不劳而富可能不利于个人发展。这就是我认为以100%的税率征收遗产税是个好主意的主要原因。

问：您因《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而广为人知。但这一概念也经常被误读。我们现在处于历史的哪个阶段，是不是正在经历“历史的终结”？

答：我个人对“历史的终结”的理解是，历史总是在进步的。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过得越来越好。问题是，哪种社会制度才能让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超越自由民主的、更加成功的制度。（编译/王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