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的人 · 朱世英案 · 之四——盈利归集体，出事追一人？

签字的人 · 朱世英案 · 之四

盈利归集体，出事追一人？

责之界：集体决策的责任，法律上怎么分

本文仅依据公开旁听材料、辩护意见与已生效公开判例整理，所涉事实均非司法机关认定结论，案件尚未宣判，不作有罪无罪预断，一切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前情提要：上一篇我们算完了账，7.9 亿这个数字离“确定的损失”还隔着司法会计鉴定、担保执行和回款扣减。这一篇不谈钱，谈人：一个号称层层上会、人人表决的业务，出了事，为什么只有最后签字的那一个人站上被告席？

01 先说制度：上会，本来是国企干部的护身符

国企的重大决策，有一套写了二十年的规矩。

2010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把“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运作”钉死在集体研究上——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此后国资委历次文件反复重申，各企业的章程、支委会议事规则、办公会议事规则，都是这套制度的落地版。

这套制度的用意，明面上是防滥用，暗地里也是保护。一份业务上了会、留了痕、按多数意见执行，将来如果市场变了、出险了，追责的标尺是“决策程序是否合规”，而不是“结果是否亏钱”。

程序走得干净，风险归市场；程序被绕开，责任才归人。

据旁听材料与辩护意见，朱世英案里被指控的贸易业务，每一笔都走完了这个流程：党支部（支委会）研究、风控审查、总经理办公会审议、董事会决议，层层书面留痕。辩方在庭上举出的，是支委会议事规则、办公会议事规则，以及一项项对应的会议纪要、请示、表决记录。

按这套制度的本意，这本该是最硬的护身符。

02 庭上的交锋：哪一次会议，违反了末位发言？

控方的指控逻辑里有一个必须成立的环节：这些会只是走形式，真正拍板的是朱世英个人——“独断专行”“一言堂”。

支撑这个环节的，是同班子成员以证人身份所作的笔录。

于是，庭审里出现了这样一段交锋（据旁听材料整理）。

朱世英在法庭上说：

“我都是最后一个发言，怎么独断专行？”

——她指的是公司的“末位发言”规则：主持会议的人最后表态，先听班子成员的意见，避免主持人定调、别人跟着说。这套做法本身就是防止“一言堂”的制度设计。

第二轮法庭辩论中，辩护人追问：究竟哪一次会议、哪一天，她违反了末位发言规则？

公诉人回应：证人也没说清，不知道是哪次。

辩护人接着说：连哪次会议都指不出来，这样的证言怎么能用来定案？

这段对话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触及追责的一个铁律：“独断”是一个具体的行为，不是一个抽象的作风。要认定某人绕开集体决策，至少要说得清——哪笔业务、哪次会议、谁提的异议被压下去了、哪道程序被跳过了。说不出任何一次，“独断”就只是一个形容词。

而与此相对的，是辩方举出的一摞书证：开会就有纪要，表决就有记录，请示就有批复。这些文件形成于风险发生之前，不是事后回忆。

03 证人们：从同席者，到指控者

这里有一个旁听综述里最刺眼的细节：出险之后，当年同坐在会议室里的其他决策参与者，全部转成了证人。

十五个证人，无一出庭，全部以书面笔录的形式呈现在法庭上；笔录的内容，是指向朱世英“独断专行”（据旁听材料）。

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在说谁撒了谎。证人完全可能真诚地相信并回忆出“当时就是她说了算”。问题出在证据法上——

当一个人既是共同决策者、又是潜在被追责对象时，他的证言天然带着利害关系。如果这笔业务被定性为犯罪，当年会上举手的人都有份；如果只剩主持人一个人“独断”，其他人的责任就消失了。证言的走向，直接关系到证人自己的命运。法律把这叫利害关系证言，证明力必须打折扣，不能凌驾于原始书证之上。

想想两种证据各自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会议纪要，形成于风险发生之前，白纸黑字记录了谁提议、谁附议、谁表决；证人笔录，形成于损失暴露之后，由与案件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作出，且以侦查机关的提问为框架。

哪一种更接近当时会议室里的真实意思，本不难判断。

04 对照：别的案子里，“集体”是怎么被追责的

有人会问：是不是集体决策就能挡住追责？当然不是。看看两个已经生效的案例，就明白这条界线画在哪里。

对照案例一 · 何有成案（已生效）

广西宏桂集团原董事长，违规开展平行进口汽车融资性贸易，损失 7.2 亿余元。通报和判决写得清清楚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开展明令禁止的融资性贸易”，另加受贿罪，数罪并罚十六年六个月。个人拍板、个人谋私，个人担全责——这条界线没有争议。

对照案例二 · 中央纪委官方案例（2025 年 7 月）

某国有控股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总经理三人，为完成考核指标长期开展“空转”贸易，造成 2.7 亿余元贷款无法归还。案例分析最后采纳的意见是：三人共同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大家一起违规，就大家一起担责——也没有争议。

把这两个生效判例放在朱世英案旁边，会发现追责实践里其实只有两种成熟路径：

其一，有硬证据证明个人绕开程序、强推违规、并且谋了私——像何有成那样，一个人担；

其二，集体违规的事实清楚——像纪委案例那样，参与者共同担。

唯独没有第三种现成路径：人人上会、人人表决、人人留痕，盈利算集体的政绩，出险只追最后签字的一个人。

——尤其当“独断”的指认全部来自事后笔录、而原始会议纪要摆在一旁的时候。这条界线，正是本案要求法院在判决书里正面回答的。

05 这道题真正问的是什么

如果把情绪剥掉，这一篇问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问题：集体决策的责任，法律上到底怎么分配？

答案本不复杂——谁提议、谁把关、谁压制异议、谁强推违规，谁担责；职务最高、最后签字，本身不等于独断。要证明“独断”，就得拿出比事后笔录更硬的东西：原始的会议录音、纪要上的反对意见、审批流程里的越权痕迹。

如果这些拿不出来，就按“最后签字的人”归责，那么所有国企干部都会读出同一个信号：上会没用，留痕没用，末位发言没用——反正出了事，找职务最高的。

最理性的选择从此只有一个：不签字、不拍板、不碰任何有风险的业务。把决策做成一锅粥，比做出一个决定更安全。而真正该被这条罪名惩治的人——绕开程序、侵吞输送、故意违规的——反而需要更硬的证据才能抓到。

保护集体决策制度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真的起作用：程序合规的人不被结果倒推成罪犯，程序被绕开的人才被追究。

下回预告：之五《庭之空》——十五个证人没有一个到庭。刑诉法写着“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为什么这起 7.9 亿的案子里，法庭上没有活人作证？书面笔录替代当庭对质，代价是什么？

免责声明：本文依据公开旁听手记、辩护意见及公开报道、已生效公开判例整理，所涉朱世英案事实、数额、程序细节均非司法机关认定结论，案件尚未宣判。本文不对案件作有罪或无罪的预断，不对任何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作出评价，仅就集体决策的责任分配与证据规则问题作一般性法治探讨。一切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参考依据：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68 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何有成案一审宣判报道（2022-12-30，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以案明纪释法丨“空转”贸易造成国资巨额损失构成何罪》（2025-07）。

—— 签字的人 · 朱世英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