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强伏法,团伙树倒猢狲散,三名心腹好不容易熬到出狱,是什么让他们执意再次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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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新网案件纪实、光明网案件实录、胡济舒百度百科、张子强团伙司法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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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5日,广州。这天上午,张子强连同另外四名同案人员,在当地刑场被依法执行枪决。

消息顺着粤港两地的通讯渠道快速扩散。香港不少听过该团伙名号的普通民众,都知晓这伙搅动九十年代社会治安的人员,核心头目已经彻底落幕。

时间往前回溯接近一年,也就是1998年1月25日。

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张子强、胡济舒一行人驾车途经关卡,被布控在此的办案人员当场抓获。

抓捕消息传开,横跨内地、香港两地的“9810”专案正式全面铺开。

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团伙成员,陆续被传唤、抓捕调查,前后共有三十多名涉案人员站上法庭接受审理。

这个团伙经手的案件,随便拎出一件,放在当年都算得上轰动一方。1991年启德机场运钞车劫案,一千六百万港币现钞被劫走。

1996年,团伙针对香港富商家属实施绑架,拿到十亿三千八百万港币赎金。

1997年再度策划绑架,勒索六亿港币赎金。

大量现金在香港、深圳、广州几座城市来回流转。团伙成员分头瓜分到手的巨额赃款。

广州胜利宾馆、东莞华侨酒店、深圳喷泉酒楼,都留下团伙聚集开会的记录。

一伙人围坐在此敲定作案分工,梳理跟踪路线、人质关押地点、赎金交接细节。

随着张子强伏法,整个犯罪团伙直接土崩瓦解。一部分同案人员跟随主犯被判处死刑,一部分获死缓、无期徒刑。

剩下胡济舒、张志烽、陈树汉三人,拿到有期徒刑判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之后,全部被告人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二审改判。胡济舒获刑十五年,张志烽八年,陈树汉五年。

三份刑事判决书正式生效。三个人转入监狱,开启漫长的服刑周期。

当时外界普遍形成一种看法。这帮吃过沉重苦头的人,服完刑期走出高墙,多半会安分过日子。

暴力绑架带来的惨痛代价摆在明面上。张子强的结局活生生摆在所有人眼前,牢狱岁月理应磨掉大多数人的冲动。

但现实走向,并没有顺着大众预想的剧本推进。陈树汉、张志烽、胡济舒,按先后顺序刑满走出监狱大门。

离开监管场所时,三个人都已是中年。身上留存着张子强团伙涉案的刑事前科档案。

社会给到他们重获新生的机会,家人也抱有期盼。时隔不久,这三名曾经共事的男子再度产生交集,卷入另一类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



第[一]节:张子强团伙覆灭之后,铁窗之内的日子

1998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二审裁定。胡济舒、张志烽、陈树汉被分送不同监狱执行刑期。

胡济舒外号“蝠鼠”,是团伙内部公认的智囊。1997年绑架郭炳湘一案,前期线索摸排、人员纠集,胡济舒均深度参与。

他出资二十万港币充当作案经费。还拉拢甘永强、邓礼显入伙参与行动。

团伙不少作案方案,前期构思环节都有他的参与。张子强落网当天,胡济舒同步被抓获。

法庭查实多起绑架犯罪事实。对胡济舒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张志烽主要承担实地跟踪、情报传递的工作。1997年这起绑架案,张志烽持续盯梢目标人物的出行轨迹。

拿到准确行踪,他再电话通知张子强实施掳人。后续赎金交接、人质安置,张志烽全程跟进,二审确定刑期八年。

陈树汉同样深度参与1997年绑架行动,属于现场执行人员。二审改判五年有期徒刑,三人当中,他的刑期最短。

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监狱生活节奏固定且单调。

每日作息统一,服刑人员需要参加劳动、学习,遵守监区各项管理规定。

监狱设置减刑考核通道。服刑人员日常表现达标,就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缩减实际关押时长。

三个人关押在不同监狱,相互之间不能随意见面。想要联系外界,只能走正规书信、家属会见渠道。

昔日团伙几十号人,命运境遇已经拉开巨大鸿沟。张子强等五人被执行死刑,陈智浩、马尚忠同样被判处死刑。

还有一部分成员拿到死缓、无期徒刑。需要在高墙内度过漫长岁月,很难重返社会。

当年分到手的大笔港币赃款,绝大部分已经消耗殆尽。

司法机关按法定程序,追缴、扣押涉案赃款与关联资产。

胡济舒在绑架案中分得三千一百多万港币。张志烽分得同等数额,陈树汉分得一千五百万港币。

这笔钱财,多数在案发前一两年,经由赌博、各类消费快速挥霍。案发被捕时,名下可处置资产大多被依法处理,个人留存钱财几乎所剩无几。

高墙之内,他们只能接收外界碎片化消息。香港社会发生变化,内地深圳、广州发展速度飞快。

城市大街小巷监控设备逐步普及。警务侦查工具、手段,对比九十年代已经出现明显迭代。

只是这些讯息隔着围墙传入监区,信息并不完整。

服刑期间,三人均在主动争取减刑。

陈树汉五年刑期没有额外波折。依照判决书确定时间,2002年刑满释放,第一个走出监狱。

张志烽八年刑期,凭借考核获得减刑。2003年刑满,紧随其后回归社会。

胡济舒原始刑期十五年,狱中获得减刑,实际关押十年。2008年,胡济舒刑满出狱,当年他年近六十,两鬓已经生出大片白发。

三个人,前后跨度六年。依次拿到属于自己的自由。



第[二]节:走出监狱之后,现实生存的各类困境

2002年,陈树汉踏出监狱大门。2003年,张志烽出狱。

2008年,胡济舒刑满离开监狱。三人均属于存在重大暴力犯罪前科的人员。

香港、内地公安系统档案库,完整留存他们全部涉案记录。这份档案记录,不会因为刑满出狱自动消除。

办理就业、住宿登记、跨地域通行手续时。身份信息就会触发预警标记。

陈树汉出狱之后,多数时间往返香港、深圳两地。他尝试应聘过不少社会岗位。

普通私营用人单位,一旦知晓他过往涉案记录,大多不愿接纳。门槛较低的体力岗位,工作时间长,到手收入微薄。

九十年代作案时期,一单案件就可以分到上千万港币。和微薄薪资横向对比,落差感十分直观。

早年钱财挥霍一空,涉案资产又被追缴。踏出监狱那一刻,他手上没有积蓄,全部生活开销需要重新赚取。

张志烽2003年回归社会,家中还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料。家庭开支压力实实在在压在他的身上。

他尝试过小本生意,往返粤港做小规模货品倒卖。

生意体量不大,实际盈利十分有限。

前科档案同样给他制造阻碍。办理部分跨境贸易手续时,身份背景会被重点核查,不少门路直接走不通。

胡济舒2008年出狱,处境更为窘迫。后续审讯笔录留存有胡济舒本人的供述。

早年分得赃款大量消耗在澳门赌博。张子强曾经借给他一千万港币,这笔欠款始终没有兑付。

案发之后,三千一百多万涉案资产被司法追缴。等到出狱,他手上没有任何家底。

年近六十,体力远不及年轻人。找工作这件事,对他而言难度更高。

刚出狱的一段时期,三个人没有立刻抱团。他们各自谋生,依靠电话、熟人传话断断续续保持联络。

逢年过节,偶尔相约吃饭碰面。聊天话题,大多绕不开现实难处:赚钱艰难,不少谋生渠道走不通,日子过得拮据。

暴力绑架、抢劫这类旧路子,三个人心里清楚已经完全行不通。

九十年代粤港城市监控覆盖率偏低,人员流动登记管控宽松,给大型绑架团伙留下操作空间。

进入2000年之后,深圳、广州监控点位逐年扩增。

出入境关口信息登记系统完成升级,人员跨区域行动轨迹可以快速串并比对。

再组织绑架、抢劫,从踩点、人员集结阶段,就会留下大量痕迹。几乎没有可供操作的空间。

暴力犯罪的道路被客观现实堵死。但快速获取大额财富的念头,没有从几个人的想法里彻底消失。

私下闲聊,他们四处打听各类高收益灰色行当。地下私彩、水货倒卖、地下钱庄,这些游走灰色地带的生意,他们都打探过。

可这些行业的利润上限有限。达不到他们内心期待的收益规模。

粤港交界地带,跨境毒品贩运的地下链条一直客观存在。境外可卡因、冰毒、氯胺酮,通过各类隐蔽渠道偷运入境。

深圳作为中转节点,货品再分流销往各地。行业流传的交易利润数字十分惊人。

公开资料记载,当年一千克可卡因黑市交易价格可达五十万元级别。一单大宗交易落地,就可以产生巨额收益。

这类地下行业信息,慢慢传到胡济舒耳中。



第[三]节:旧识重新聚拢,跨境毒品网络开始搭建

2008年胡济舒出狱,主要活动范围锁定深圳、香港两地。他开始四处打探毒品上游供货人脉。

依托过去混迹社会积攒下的关系,耗费一段时间。他接触到境外供货资源。

拿到上游货源线索,胡济舒开始联系已经出狱多年的张志烽、陈树汉。几个人的碰头地点,多选在罗湖口岸周边茶餐厅、西餐厅。

这类场所人员混杂。方便开展隐蔽谈话。

碰面交谈时,跨境贩毒的法律风险,他们会摊开当面讨论。内地法律针对走私、贩卖、运输毒品,量刑标准严苛。

大宗毒品案件,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法条对应的严重后果,三个人心知肚明。

与此同时,他们复盘自身过往经历。张子强团伙时期,大型案件的前期策划、人员分工、信息屏蔽、规避侦查,整套流程,他们亲身实操过。

他们主观判断,可以把当年团伙运作经验平移到毒品贩运。借此规避大部分暴露风险。

几个人规划出一套分工模式。胡济舒坐镇幕后,对接境外货源,敲定采购数量、交易价格,统筹全部资金调度。

张志烽负责跨境中间环节。往返香港、深圳传递消息,对接中间联络人,跟进货物过境流程。

陈树汉承担境内货物接收、仓储保管工作。对接下游分销联系人。

除这三名张子强旧部之外,团伙另外吸纳五名人员。一共八人组成完整贩毒团伙。

团伙全员平均年龄五十岁以上。年纪最大成员六十五岁,属于少见的高龄犯罪团伙。

为降低暴露概率,团伙定下内部沟通规则。优先当面沟通,减少长时间电话通话。

通讯联络时,使用暗语指代真实货品。“海鲜”指代可卡因,“建材”指代冰毒。

尽量不用本人身份直接经手货物交接。借用无关人员身份租赁仓库、转运货品。

毒资拆分存入多张非本人名下银行卡。分多笔转账,规避资金监测。

2009年,整套运行框架搭建完毕。团伙正式启动跨境毒品贩运业务。

境外采购可卡因,依靠隐蔽手段偷运进入深圳。他们在罗湖区城中村租赁多处公寓充当毒品仓库存放货品。

再对接下游买家向外分销。冰毒、氯胺酮也被纳入交易品类。

2009年7月,深圳公安收到零散线索。有人员频繁穿梭内地与香港,涉嫌大宗跨境毒品贩运。

警方随即成立“7·20”专案组开展侦查。最初线索只有碎片化片段,幕后组织者身份完全不明。

香港警务单位同步移交部分情报。把胡济舒涉毒可疑线索通报过来。

专案组顺着线索逐层深挖。逐步摸排团伙成员名单、活动地点、接头习惯。

2009年11月13日,多方情报证实,胡济舒团伙毒品交易频次持续走高。深圳、香港两地侦查力量同步加大监控力度。

人员出入境记录、餐厅活动轨迹、租赁窝点位置。全部纳入侦查视线。

团伙一方浑然不觉。一张抓捕巨网,正在层层收紧。

团伙依旧沉浸在自我构建的安全假象之中。他们继续按固有节奏安排货物入境,敲定一场又一场秘密接头会面。

九十年代总结出的那套避险手段,被他们反复翻新使用。临时更换接头餐厅,临时改动会面时间,不停调换存放货物的租住房屋。

每一次调整,都让团伙更加笃定,自己能够躲开所有侦查的目光。

而当办案人员把海量监控片段、通话记录、出入境流水逐一拆解、拼接,一条完整的犯罪链条缓缓浮出水面。

所有人都不会料到,这份名单上赫然出现的几个名字,正是当年张子强团伙熬过牢狱、重获自由的三名骨干,他们早已悄悄搭建起涉案数十公斤级别的跨境贩毒网络,危险的交易还在不停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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