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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由AI生成
- 本期故事关键词:自我否定-
珍妮的故事,其实隐藏着她的原生家庭存在的一个问题:家庭成员自我分化不足导致成员之间一直依赖共生。当家庭成员在家庭关系中无法保持“自我”的时候,成员之间就会产生过度期待。而过度期待是需要他人来为自己的需要负责,是为了推卸自我的主体性责任,也是个体的自我功能虚弱无力的表现。
“我就是什么都做不好!”珍妮对着电话吼完后,猛地挂断了电话。父母在电话里反复唠叨的,还是那些老话:“孩子被你带出一身毛病,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
从她记事起,不管做什么,妈妈总能挑出不满意的地方。她扫地,妈妈会说“你看你,连地都扫不干净”;她做饭,妈妈会嫌她做的东西“难看又难吃”。她受不了的时候也会哭会闹,爸爸总是劝她:“跟你妈道个歉,一家人之间别置气。”
珍妮二十岁就结了婚,二十二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时她想着,离爸妈远点儿,自己建个家,不用总被说这说那,每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眼里有笑。
可现在呢?大女儿十四岁,辍学在家,看她的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小儿子才几岁,犯了错也不敢吭声,只会睁大眼睛讨好地看着她;她自己也放弃了工作,现在靠老公养活。孩子养得没精打采,自己也活得很累。珍妮看着孩子们,心里像被堵着一块石头,反复在想:“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差劲?”
珍妮明明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妈妈,建一个不同于原生家庭的家,怎么到头来,还是让孩子们活得这么拘谨,自己也困在“我很糟糕、很差劲”的念头里走不出来?
在这个咨询个案里,珍妮的父母对她有过高的期待:她要照顾好身边所有的人,让所有人都开心快乐。如果珍妮没有做到,他们就会批评她做得不够好,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
珍妮的故事,其实隐藏着她的原生家庭存在的一个问题:家庭成员自我分化不足导致成员之间一直依赖共生。当家庭成员在家庭关系中无法保持“自我”的时候,成员之间就会产生过度期待。而过度期待是需要他人来为自己的需要负责,是为了推卸自我的主体性责任,也是个体的自我功能虚弱无力的表现。
一个人的自我分化程度决定了其心智的成熟度。
莫瑞·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本能的生命力 (分化趋向),这种生命力会促使正在发育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情绪独立的人,一个能独立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人。该理论还假定,人们还存在另外一种本能的生命力 (一体化趋向),这种生命力促使孩子和家庭保持情绪联结,并互相影响。一体化的力量会推动孩子和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感受和行动。
个体的自我分化是一个过程,从幼年时期对父母的依赖逐渐分化出独立自主的个体。如果父母是成熟的,就会顺应孩子分化过程的自然发展。如果父母自身分化水平低,就会在孩子需要依赖共生的时候把孩子推开、要求其独立,在孩子需要独立的时候却限制、约束孩子。自身分化水平低的父母在情绪上是需要和孩子融合共生的,他们的许多养育行为就是为了保持共生关系的存续——这意味着父母在自我功能或精神上依赖孩子,需要孩子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抚。
这样养育出来的孩子在成年之后会依然与父母共生,缺乏独立思维,而他们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使用的方法和策略也基本上来自父母对自己的教诲和示范。珍妮的困境,就是源于家庭不健康养育模式的代际传递。而珍妮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阻断这个养育模式在自己与孩子的身上重复。
1. 家庭如何影响人
心理学家莫瑞·鲍恩提出,一个家庭是一个系统,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整个家庭系统互动的结果。探索珍妮的成长环境,不难看出她为何会成为一个否定自我同时也否定他人的人。在一个家庭里面,孩子的任务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父母的任务是允许孩子的个体化得以彰显。分化水平高的家庭,家庭成员会在功能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在情绪和心理上各自保持独立的状态。
鲍恩认为,成长中的孩子与父母的情绪分离程度,会影响孩子从家庭中分化出自我的能力,而孩子与父母的情绪分离程度存在两个影响因素:
(1) 父母与其各自家庭的情绪分离程度。
(2) 孩子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重要亲属之间的关系的特征。(父母并不是影响父母与孩子情绪分离程度的唯一因素,但父母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分化水平良好的家庭,个体的情绪化和主观性对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没有很强的影响,低强度的情绪化或一体化压力允许孩子成长为独立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人。孩子的自我形象不是通过对他人的焦虑和情绪需求的反应形成的,其他家庭成员也不会通过自身情绪层面的扭曲知觉来限定孩子。
在分化水平较低的家庭,个体的情绪化和主观性对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影响。高强度的情绪化或一体性压力不允许一个孩子成长为独立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人。这种家庭的孩子一直没有自主的行动,只是在对别人的情绪、行为做出反应。
而珍妮现在的家庭和她的原生家庭,都是分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珍妮的父母、珍妮和珍妮的孩子都存在着自我分化不足的问题,这导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过度共生。
2. 你为何会自我否定
一个人的自我发展得越好,就越能在不损害他人权益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个体化的丧失和家庭一体化力量的增强,会导致家庭成员互相侵犯、互相伤害。这也是珍妮的妈妈在语言上不断否定女儿、攻击女儿,对女儿做出伤害性行为的原因。
(1) 父母的自我分化不足,导致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能力处理由孩子的行为、健康、学业等情况触发的自我焦虑。
父母自我分化不足,意味着他们应对外界压力的能力是不够的:他们无法调谐因此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也是触发自我分化不足型父母的焦虑的压力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类父母无法处理由孩子的行为、健康、学业等情况触发的自我焦虑,就会自动化用因果思维去解释自己的焦虑:我的焦虑是你的行为导致的。他们会倾向于通过管理、约束、改变孩子的行为和情绪去强迫孩子,让孩子始终与他们的认知、情绪、行为模式保持一致,以此来缓解他们的焦虑。这种无视孩子“个体化需求”的教育过程顺利地把父母的焦虑转移到了孩子的身上:孩子通过父母的反应认同“我是有问题的”,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来降低父母的焦虑水平,但这会导致孩子自己的焦虑水平上升。
珍妮的妈妈有一个严苛的爸爸和一个懦弱的妈妈。珍妮的外公在处理亲子关系中的冲突时,总是无意识地把冲突归因于“孩子做错了”“孩子做得不够好”,而珍妮的外婆选择顺从外公的解决方案。这样的互动过程,造就了珍妮妈妈的自卑性格,而珍妮妈妈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会假装自己很完美。
珍妮的爸爸有一个缺位的爸爸和一个严苛的妈妈。珍妮的奶奶认为珍妮的爸爸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珍妮的爷爷患有抑郁症,和奶奶的关系疏离,他从不关心妻子怎样养育孩子,他在家庭中的缺位加剧了珍妮的奶奶养育孩子的焦虑。于是,珍妮的奶奶把自己的焦虑归因于孩子不守规矩,从而严格控制和约束孩子的行为。这样的互动过程,造就了珍妮的爸爸“我总是有错”的自卑性格。珍妮的爸爸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往往会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试图获得妈妈的认可和喜爱。
珍妮父母的成长经历,让他们心理上还处在与父母共生的情绪融合状态,他们在关系中很容易把孩子当作自己的脸面、当作自我价值的延伸,而不会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
在这类父母的眼中:好孩子=对我有用;坏孩子=对我无用。他们往往看不见孩子真实的能力边界,会对孩子提出不理性的过高要求。当孩子不能或者不愿意满足其期待的时候,这类父母就会攻击孩子不是好孩子,甚至会威胁孩子要抛弃他们,或者不再爱他们。
当孩子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时,其自身真实的需求便被忽视和压抑,久而久之,孩子就学会了用“我是否被需要”来衡量自身价值,而非认定“我的存在就是价值”。这种条件化的爱让孩子深信:只有顺从、完美,满足父母的期待,才能换来父母的赞许和欣赏,如果做不到,就会被父母嫌弃、攻击“不够好”。
珍妮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又不自觉地将这种模式延续到自己的家庭里面。这种代际传递如同无形的锁链,让爱变得有条件、有代价。父母衡量孩子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你是否满足了我对你的期待。
(2) 父母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把“脆弱的自我”投射给了孩子。
一个分化水平偏低的人,内在都有一个被视作“问题”的脆弱自我,这一部分的自我自尊水平很低。在以往的经验中,这一部分是不被接纳、不被允许存在的。因此,父母内在脆弱的自我也是被他自己拒绝和否认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把这个不受欢迎的脆弱自我投射 (个体将自己内心不接纳的、难以接受的情感、欲望、冲动或特质,无意识地归因到他人或外界环境身上,从而减轻自己的焦虑和内心冲突) 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另一个人身上,来维持“我足够好”的心理认知,维护自己的自尊水平。
父母很容易选中孩子作为自己的投射对象,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爱:父母担心孩子成为“不够好”的自己,他们不想孩子再吃自己吃过的苦。但当他们继续使用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时,往往会事与愿违:孩子体验不到父母的爱,却体验到了父母经受过的类似伤害。
比如,如果父母认为自己的人生过得不如意是因为自己太无能,让孩子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就成为父母期待孩子过得更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可能会非常严厉地管教孩子,期待孩子各方面都表现出色。因为父母太过期待孩子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可以不用去受“无能”的苦,所以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允许孩子有任何“无能”的状态出现,当然就不会接受孩子有些事情居然是“做不到的”。父母严苛或过高的标准,常常导致孩子无法完成父母的期待或分配的任务,孩子做不到时,父母对孩子的嫌弃和恶劣的评价恰恰都镜映给了孩子,孩子也逐渐从父母的反应里认同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
这类父母心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担心孩子成为自己这样的人,就很难接受孩子的不完美行为,对孩子的要求逐渐严苛。他们指责孩子的毛病,以为对孩子严加管束就是在帮助孩子。他们也无意识地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对”的位置上,只要孩子的表现和自己期待的不符就都归为“错”或“不好”,但他们对自己这么做会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一无所知。
这类父母在无意中也会与孩子竞争亲子关系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把贬低孩子、打压孩子作为一种操控手段,使自己处于支配地位,让孩子处于适应 (顺从) 地位,把孩子“打败”会让这类父母感觉安全 (这种控制—顺从的关系模式往往也是这类父母从其原生家庭中习得的)。所以,他们的潜意识里很矛盾:一面希望孩子活得比自己好,一面又害怕孩子比自己优秀或者更有力量时自己会失去控制权,这会让他们感觉不安。
他们不允许孩子完不成目标,也不允许孩子完成目标的速度比自己期待慢。孩子做错、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做都是不被允许的。
他们对孩子的成长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态度,只是一味地要孩子快速拿出结果。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也认为自己不够好。如果父母习惯对孩子指手画脚,总是指责孩子,那么孩子不仅会在生存上依赖父母,更可能在心理、精神上也依附父母。爱能让孩子自由,批判、指责和暴力会让孩子变得更加弱小、更依赖父母,难以发展出独立自主的能力。
珍妮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养育模式传了好几代人。她的外公一直觉得自己没本事,相信人必须变得强大,才能不被欺负、不被伤害,所以他见不得家人有一点软弱的样子,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只要没满足他的期待,他就会发脾气。珍妮的妈妈在外公这样的要求下长大,慢慢把外公对自己的挑剔当成了“做父母该有的样子”。等到她养珍妮时,也用了同样的方式。而珍妮养自己的孩子时,不知不觉又踏上了老路。
本文节选自|《慢慢来,人生不必太用力》
作者|六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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