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誓言：用生命来承诺》、《民生周刊·阿佤人民再唱新歌》、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盟佤族自治县历史大事记》《民族团结丰碑》《佤族爱国头人——拉勐》、央视网《佤山木鼓》、国家民委《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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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3日夜里，北京怀仁堂内灯火通明。
当晚七时三十分，进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各民族代表向中央领导献礼，伟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五百余人出席。
云南参观团里，有一位来自澜沧县西盟的佤族头人，名叫拉勐，那年已经六十五岁。
他从阿佤山深处出发，先是骑马、步行走出大山，再换乘汽车和飞机，走了一个多月才赶到北京。
接见过程中，毛主席握住拉勐的手，问起佤族用人头祭谷的旧俗，问他能不能改一改。
拉勐的答复干脆直接：不能改，这是我们几千年留下来的习俗。
毛主席又问他，能不能找个别的东西替代，从猴子问起，又问到老虎，拉勐都摇头。
毛主席最后说，这事由你们民族商量办吧。
这场对话没有当场废除旧俗，却在阿佤山埋下了一条漫长的线索。
此后几年，人头祭谷的阴云几度笼罩大山。
而就在1958年，当阿佤山深处的木鼓再度在村寨间敲响时，没有人会想到，最终让这延续千百年的旧俗戛然而止的，会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佤族青年。
【一】木鼓声里，阿佤山延续千百年的旧俗
西盟、沧源、澜沧接壤一带的阿佤山，是佤族世代聚居的家园。
西盟佤族自治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县内少数民族人口占九成以上，其中佤族又占多数。
这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多数村寨建在半山腰，与外界的联系长期靠马帮和山间小路维持。
千百年来，这个"住在山上"的民族一直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前，阿佤山中心地区的不少村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
生产工具简陋，耕作主要靠刀耕火种，粮食产量很低。
人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住的是风一吹就倒的茅草屋，走的是泥泞的羊肠小道，生了病只能靠"巴猜"祈求上天。
遇上旱涝虫灾，庄稼减产绝收并不罕见。
在这样低下的生产力面前，人对抗不了天灾，便寄希望于神灵，祭祀成了村寨生活里绕不开的大事。
佤族人信万物有灵，天、地、山、水、木、石，都被认作有魂灵的存在。
木鼓在佤族人心目中地位尤为特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器，既能传递信号，又能与天神相通。
关于木鼓的来历，流传着一个说法：很久以前，佤族的一位女祖先领着子孙在山上烧荒，一头猛虎突然从林子里窜出来，直扑人群。
情急之下，她抓起木棍敲击身旁的一棵大树，树干发出嗡嗡的声响，外出打猎的丈夫和乡亲们循声赶来，合力把老虎赶跑了。
为了感激这棵红毛树的帮助，人们把它请进村寨，逐渐形成了木鼓崇拜。
最初这份敬奉带着感恩的意味，到后来，木鼓被越抬越高，成了村寨的保护神。
木鼓一敲，往往没有好事。
按当地传统，制作木鼓是村寨里的大事，也是附近村民担惊受怕的时候。
因为在佤族的许多村寨里，木鼓无形中成了"砍头"的代名词——做了木鼓，不用人头去祭，它就不会响。
祭木鼓、祭谷神，都要用人头献祭。
每年二月播种、八月收获前后，部分村寨会外出猎头，获取人头完成祭祀。
拉木鼓、砍人头、洗刀三件事连成一轮：头一年拉木鼓，第二年砍人头，第三年洗刀，三年转完一圈，第四年又开始新一轮。
这样的轮回年复一年，无数生命被卷了进去。
砍头祭谷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分为猎头、接头、祭头三个环节。
指挥猎头的首领，由卜卦产生。
到了播种或收获的季节，猎头队伍便悄悄出寨，目标是仇寨的人头。
猎得人头后，先把头颅放在木鼓房下的人头桩上，还要在人头上撒上火灰，让火灰和人头血一起往下滴。
随后，全寨举行隆重的祭奠。
人头桩有木制的，也有竹制的，立在村外的鬼林里。
通常一个人家一个人头桩，大的寨子外面往往立着几百根，上头装着人头。
按规矩，人头桩上的牙齿要露出来让人看得见，还要用石板把脑袋盖上，免得被野兽叼走。
安放之前，摩巴要念祭词，大意是说：既然你来了我们寨子，就请你留下，为我们守护庄稼，保这一寨平安。
在佤族人眼里，人头先是被猎来的祭品，经过隆重的祭奠之后，又像保护神一样被供奉起来，供在寨桩上，指望它保佑生产生活兴旺。
这套祭祀还有个无法回避的副产品——血族复仇。
一个村寨猎了别人的头，被伤害的部族咽不下这口气，往往伺机报复，也去猎对方的人头回来祭祀。
一来一回，寨与寨之间的械斗常年不断，流血伤亡成了家常便饭。
在不少村寨里，砍头多的人竟被视为英雄，受到敬重。
那些从阿佤山外经过的行人，一旦撞上猎头的队伍，往往在劫难逃。
猎到人头后，村民们要念很多祭词，把人头称作王子、金王或者公主，请它入寨安家、守护庄稼。
仪式越隆重，旧俗越牢靠。
关于人头祭谷的来历，阿佤山还有别的说法，有说与木鼓感恩有关，也有把源头安到借稻种上的民间讲法，这些说法各有流传，真实成因已难一一考辨。
可以确定的是，千百年来这套祭祀在阿佤山反复上演，吞噬了无数生命，也堆起了寨与寨之间解不开的血仇。
大山隔绝了外界的变化，把这套旧俗牢牢焊死在村寨生活里。
老人们世代信奉：舍弃人头献祭，谷神就不庇佑田地，庄稼就要颗粒无收。
头人和摩巴守着这套规矩，后辈轻易不敢触碰。
一个死结，就这样在山里打了千百年。
【二】1950年怀仁堂，一句"不能改"的答复
1950年2月24日，云南解放，边疆形势却远没有平静下来。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村寨之间积累了不少隔阂，封建土司、头人在本民族中仍握有很大号召力。
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普洱专区，国境线长达一千四百公里，有九个民族跨境而居。
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在这里活动，逃到境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派遣特务、武装残匪内外勾结，窜扰边境。
因此，普洱专区的民族工作成为当时云南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让边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亲眼看看新政权的真实模样，中央采取"请上来"的方式，组织民族参观团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1950年6月，中央决定从分布各地的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组成参观团。
按照部署，全国共组织了七个国庆参观团，由四十多个民族（含支系）的一百五十多位代表组成；
西南民族国庆参观团推选六十四位代表，其中云南代表五十三人，普洱专区动员的土司、头人就有三十五人，涵盖傣、拉祜、佧瓦、阿卡、濮满等民族。
动员这些头人并不容易。
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很多民族地区与世隔绝，国民党残部又在边境一带造谣破坏，加上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尚未消除，许多民族上层人士心存疑虑，不敢离开自己管辖的地方。
澜沧县西盟邦箐佤族头人拉勐，就始终不愿动身。
他怀疑政府是用"调虎离山"之计算计他，便以佤族人不出远门为由拒绝。
竹塘区区长龚国清和商人刘有兴多次登门开导，拉勐才松了口，提了几个条件：一是刘有兴要陪同一起去；二是龚国清要用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人质抵押；
三是行程最多四个月，还要一千斤盐巴、一百件土布。
尽管当时佤族地区还盛行杀人头祭祀的习俗，用儿子作人质非常危险，龚国清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是答应了拉勐的条件。
这样，拉勐终于同意赴京。
经过反复宣传动员，总算有一部分民族上层人士走出家门。
少数头人自己不敢去，便派子女、亲属或亲信代行，赴京代表中，由儿子顶替父亲的就有六人，侄子顶替叔伯的两人，弟弟顶替哥哥的一人，亲信代为出席的一人。
1950年9月下旬，普洱专区的代表们冒着酷暑、躲过残匪骚扰赶到昆明时，已经是9月下旬了。
9月2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派出最好的军用飞机和驾驶员，将这三十五位代表从昆明接到重庆，并于次日送抵北京。
到北京后，他们被等候的专车送到椅子胡同招待所。
刚安顿下来，就接到通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各民族代表团和中外来宾。
拉勐、召存信、李保等年岁较大的代表和随行人员出席宴会。
宴会上，代表们向伟人、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敬酒，第一个敬酒的是召存信，第二个便是拉勐。
拉勐身着佤族服装，头戴红缨大毡帽，格外醒目。
10月1日，代表们被安排在天安门左侧的观礼台上，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盛典。
只见受检阅的陆海空三军阵容雄伟，工人、农民、学生队伍一队接着一队，文艺大军载歌载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
这种空前大团结的场面，让不少代表热泪盈眶。
10月3日晚七时三十分，各民族代表齐聚怀仁堂，向中央领导献礼致敬。
代表们相继将自己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捧给毛主席。
轮到西南民族代表团时，傣族代表献上了金伞、贝叶经、勐海沱茶和傣族妇女服饰，佤族头人拉勐敬献了三工代祖传的梭标。
这些礼物，如今仍珍藏在民族文化宫。
就在这场献礼大会上，毛主席握住拉勐的手，问起佤族的旧俗：听说你们民族有砍人头祭谷的习俗，可不可以不砍人头，用猴头来代替？
拉勐答得直接：用猴头不行，用虎头倒可以，可老虎不好捉。
毛主席说，这事由你们民族商量办吧。
这席话没有当场定下任何禁令，却在拉勐心里留下了沉甸甸的一笔。
在京期间，普洱专区各民族代表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还给每位代表赠送了呢料制服、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杯等物品。
国庆大典之后，代表们又参观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看工厂、看学校、看田里的庄稼。
11月22日，西南代表团回到重庆，邓小平致词欢迎，说希望代表们把看到的、听到的带回去，告诉各民族的同胞，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开始新的生活。
拉勐一路看下来，内地大城市的田地不靠人血祭祀，一样长出粮食，人声鼎沸的街市和轰鸣的机器让他有了新的对照。
这段见闻，在他心里埋下了变化的一线可能。
【三】回到佤山，一座碑立起的团结
1950年12月26日，普洱专区的代表返回家乡。
次日，普洱专区第一次民族代表会议召开。
来自十五个县的二十六个民族（含支系）的头人、首领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三百余人欢聚一堂。
会上，各族代表争先恐后地发言，谈对新中国的认识，谈对民族政策的理解。
有代表说，帝国主义、国民党把我们弄在各个山头，互相不往来，互相看不起，相互残杀，现在共产党来了，民族不分大小，上上下下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也有代表说，回去后要多种杂粮、山药。
会场气氛热烈。
就在这次会上，李保和拉勐提出：为了大家永远团结不变心，要举行剽牛、喝咒水，在剽牛场上立一块大石碑，在石碑上写好誓言，刻上各民族代表的名字，以示不忘。
谁以后闹不团结，就让他赔出石碑重的银子。经过讨论，大会主席团一致同意以佤族剽牛的方式来决定这次盟誓能否成功。
宁洱地委书记张钧说，要立民族团结碑是可以的，但要大家愿意，不搞强迫，谁愿意的，到时候谁就签名；他还提议，把碑建在红场上。
1951年1月1日，普洱红场召开千人大会，举行隆重的剽牛盟誓仪式。
由代表们推举出来的西盟佤族头人、赴京代表拉勐进行剽牛。
按佤族的规矩，结盟发誓能否成功，要看剽牛的结果如何。
仪式开始后，拉勐手握剽枪，口念咒词，绕着水牛来回地跳。
咒词念毕，他看准水牛右肋血仓的部位，用尽全身力气，猛然将剽枪刺入。
水牛摇摇晃晃地向左方倒在地上，牛头正对着南方边疆的方位，剽口朝上——在佤族人眼里，剽口朝上显示吉祥，朝下则是不吉利。
拉勐高兴地拍手，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站起来高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团结会搞好。
全场跟着齐声高呼。
接着，拉勐将大红公鸡的头砍掉，让鸡血滴在一大碗酒里，代表们各自刺破大拇指，把鲜血滴进鸡血酒，深深地饮上一口，然后庄严宣誓。
宣誓毕，四十八位自愿签名的代表，在民族团结誓词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不识字的请别人代写。
签名之后，各族代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团结的心愿。
傣族代表说，我们要团结成一个糯米粑粑；
阿卡（哈尼族）代表说，中国是一个碗，我们要团结成碗里的香油；
还有代表指着地上的盆说，盆不裂不会漏水，我们要团结得像盆一样不裂，帝国主义就钻不进来。
当天，渴望团结的人们就把誓词雕刻在石碑上，树起了民族团结誓词碑。
碑上刻着这样的内容：二十六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立碑之后，拉勐回到西盟，把北京的见闻一段段讲给周边村寨听。
讲到内地的生产、工厂和整齐的田地，人们听得新鲜；
可一提到用人头祭谷，绝大多数长老和摩巴都摇头。
大山里的现实摆在那里：农具简陋，收成不稳，旱涝一来庄稼减产绝收，大家习惯把祸根归结到祭祀不虔诚上。
不少头人放话，要是不用人头献祭，惹恼了谷神，全寨人都要挨饿。
拉勐见过北京的景象，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硬性推翻世代相传的规矩。
同一时期，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滇缅边境一带活动，挑拨各民族、各村寨的关系，利用猎头械斗制造冲突，阻碍边疆安定。
边疆民族工作因此定下原则：对少数民族的陈规陋习不急于改变，尊重民族意愿，依靠群众慢慢觉悟，等待合适时机。
对待人头祭谷，各级干部没有简单下令禁止，而是先稳住局面、发展生产、沟通感情。
此后几年，阿佤山的情况在缓慢变化。
西盟被确立为"直过区"，通过大力发展生产、组织互助合作，帮助这个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逐步过渡到新的社会阶段。
1956年，募西公路通车，山外的物资能运进来，山里的消息能传出去；各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修水沟、换农具的工作逐步推开。
可旧俗的根子还没动。
立碑之后的日子并非一路平静，一场天灾，很快把阿佤山重新推进了旧俗的漩涡。
【四】1956年虫灾，猎头阴云再起
1956年，西盟一带爆发大面积虫灾，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接着，1957年开春又逢久旱不雨，田地干裂，播种没了指望。
庄稼收成没了保障，村寨里对谷神发怒的恐惧迅速抬头，沉寂了多年的猎头祭谷，眼看又要死灰复燃。
1957年2月18日，一个消息传开——永广村猎取了困马村一个人头。
木鼓再度敲响，人头祭谷的阴云像野火一样蔓延，寨与寨之间的仇杀一触即发。
恐慌在阿佤山弥漫，谁都知道，一旦新一轮猎头循环开启，相邻村寨必然报复，流血冲突只会越滚越大。
边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边防部队加强了戒备，进出佤山的通道被盯紧，一场围绕旧俗去留的对峙就此展开。
1958年，政府决定派出工作组进山寨，当面劝说各村寨停止猎头。
工作组一路走，一路做工作，许多村寨态度松动，可有一处始终不肯让步——一个现在叫王压村的地方。
这里的头人名叫岩上朴怀，是当地颇有权势的人物，寨子里有五十多支枪。
面对上门的工作组，他摆出一句话：砍头是佤族的礼节，不管哪个来说，砍头还是要砍的。
这话说得硬气，也把工作组逼到了墙角。
劝，劝不动；强来，又怕激化矛盾，反倒引来更大的械斗。
山寨外头，紧张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山寨里头，头人端着枪杆，寸步不让。
双方僵在原地，谁都没能往前迈出一步。
而就在这片僵局中，工作组里一位佤族青年的举动，让整件事在片刻之间转向。
当他端起那碗酒，站到手握枪杆的头人面前时，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幕，会让延续千百年的人头祭谷，在转瞬之间走到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