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药店出售志愿军假药，彭老总怒斥利欲熏天，丧尽天良！

1951年冬，上海，人民政府接到志愿军后勤部门的紧急反映：一批从当地药房采购的药品和急救用品，送到朝鲜战场后接连出现问题。彭德怀得知后十分震怒，严令追查货源。表面看，这是一次药品质量事故；往深处看，却牵出了商人王康年长期欺骗客户、侵吞公款的旧账。

战场上的药品，和普通货物完全不同。药品一旦失效，耽误的不是一桩生意，而是伤员的救治时间。急救包里的纱布若带有细菌，青霉素若被劣质物替代，前线医护人员即便判断准确，也可能因为缺少合格物资而束手无策。

问题的源头，要从王康年的经商经历说起。王康年出生于1924年，早年在上海谋生，曾在大亚电台担任报告员。1942年，他借助岳父的关系开设百货商店，后来又转入药品行业，经营大康西药房。

药品生意利润较高，但进货需要现金，市场价格又随着战事变化不断上涨。王康年没有足够资金，便让顾客先交定金，再拿钱去药厂购货。刚开始，这套办法确实让药房周转起来，顾客也因价格优惠而愿意尝试。

麻烦很快出现了。

药价一涨再涨，王康年收到的钱买不回原先承诺的数量。为了填补缺口，他把客户寄存在药房的货物转手卖掉，再用后来收取的钱款补前面的窟窿。这样的做法看似灵活，实质上已经把药房变成了一个不断拆补的空架子。

1949年5月，江苏商人严文骏到上海取货。他此前在大康西药房寄存了大量药品，手中有十多张货单。可到了药房之后，王康年避而不见。严文骏随后得知药房经营混乱，便将其告上法庭。大康西药房宣布破产清理，王康年却借机躲开，留下了一堆未解决的债务。

上海解放后，政府着手恢复经济秩序，对许多商户采取扶持和改造并行的办法。大康西药房也在处理债务后重新开业，原先的药品欠款被转为债务，由药房继续经营、分期偿还。这个安排本意是解决纠纷、稳定市场，却给了王康年重新取得资金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王康年并没有因此收敛。大康西药房后来承接了不少机关和公营单位的采购业务，营业额迅速增加。账面上，药房还专门设立交际费用，用于打点关系、疏通环节。钱一旦能够买通检查，假冒伪劣便不再只是个别行为，而会变成一条完整的利益链。

1951年11月，志愿军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由于前线需求紧迫，加上当时外部封锁严重，国内药品供应十分紧张，大康西药房凭借资金和经营规模承接了这笔订单。王康年收下货款，承诺在12月中旬交货。

交货期限到了，药品却迟迟没有备齐。店员曾提醒他，药房根本没有足够的青霉素和急救用品。王康年没有设法补货，反而继续拖延，甚至拿一些无关的医疗器材搪塞采购人员。他心里清楚，货款已经被挪作他用，正常进货根本无法完成。

当拖延也无法维持时，造假便出现了。劣质棉花和发霉纱布被制成急救包，玉米粉等东西被掺入药品，生锈的器械也被当作合格用品交付。为了让这些物资通过检查，王康年还指使人员打通检验环节。

前线收到物资后，医护人员很快发现异常。一些急救包有霉变气味，部分药品的性状也不正常。但战争环境下，伤员不断送来，医疗用品极其珍贵，很多物资仍被拆开使用。由此造成的感染和延误，给伤员带来了严重后果。

彭德怀得知情况后，怒斥这种行为“利欲熏天，丧尽天良”。相关情况逐级上报，问题样品和调查材料送到中央。毛泽东看到发霉的绷带和失效药品后，认为战士没有倒在敌军炮火之下，却可能因后方奸商的欺骗而失去生命，这种事情不能轻轻放过。

调查组随后从资金流向查起。上海一家银行的账目显示，大康西药房曾有大额资金往来，与志愿军采购款存在联系。药房职工滕仲年、马维善等人接受询问后，交代了王康年虚报货源、挪用货款、以次充好的经过。

面对证据，王康年仍试图推脱，声称有人暗中调换了药品。但账册显示，他既没有购买相应数量的药品，也没有与相关工厂完成订货。调查还发现，大康西药房拖欠多家医药机构和政府单位款项，涉及金额巨大，问题并非一次失误，而是持续多年的欺骗行为。

1952年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王康年。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偷逃税款、盗骗国家资财等罪名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那间曾经挂着药房招牌的店铺，最终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整顿市场秩序案件中的一个反面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