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历史演绎，部分情节有艺术加工，敬请理解。
鳌拜被除掉，康熙终于能够自己作主。可没过多久，这位年轻皇帝又后悔了：当初逼得他非除不可的人，为什么一死，反倒成了他最想用的人？
朝臣可以重新任命，兵马也还在，可到了换防用将的时候，康熙才发现，有些差使不是一道圣旨就能办妥。鳌拜留下的空缺，远比一个辅政大臣的位置更难补。
更让人不解的是，若给鳌拜四十万重兵，容他专权四十年，凭什么还能相信他守得住江山？这个判断，要从康熙除掉他以后付出的代价说起。
01
鳌拜被拿下以前，康熙最恼火的一件事，是自己想留下的人，往往留不住。
辅政大臣把处置大臣的意见送上来，皇帝不肯准，照理就该再议。可到了鳌拜这里，再议常常变成反复催逼，直到皇帝让步。事情做成一次，下回便更难挡；旁人看过几回，也就知道遇事该先看谁的脸色。
但这个能把少年天子逼得无处退让的人，起初恰恰是皇室倚重的保护者。
鳌拜的威风不是从朝堂上吵出来的。他早年随军征战，打过硬仗，也在凶险处担过战责。军中认人，不只认官职，还认危急时谁肯往前、谁能把一群人带回来。一个将领接连在这样的关头站住，部下才会愿意听他调遣。
鳌拜后来的分量，先是在这种生死进退里攒下来的。
这份本领和坐在衙门里照章办事不同。前边受阻，要决定继续攻还是暂且收；旁边有一路跟不上，要判断是催促还是接应。等所有消息齐全再动，往往就晚了。敢作决定，还得让各部相信这个决定不会白白送掉他们的性命，才算真能领兵。
打得久了，鳌拜不只知道仗怎么打，也知道那些领兵的人各有怎样的脾气。谁看着凶，遇硬仗却会迟疑；谁说话少，交给他的地段却守得稳；哪两部凑在一起容易争先，哪一路需要先安抚。兵册可以抄一份，这些认识却没法随着印信一并交出去。
后来皇太极去世，皇位归属成为争执所在，军中的站队直接牵动朝局。鳌拜在这个时候选择维护先帝一脉。要紧的不在于他事后说过多少忠心话，而在于皇位尚未定下来时，他肯把自身的军中分量压到这个选择上。
对皇室而言，这与一般的奉命办差分量不同。奉命出战时，君臣名分已经摆在那里；继承未定时支持谁，却会决定自己此后站在哪里。鳌拜没有顺势把功劳变成另择皇统的筹码，先帝一脉因此多了一份实在的支持。这样的旧功，也使后来的人更难轻易怀疑他。
等顺治留下幼主，鳌拜成为辅政大臣之一，早年的战功、护持皇统的经历和眼前的辅政身份，就合在了一个人身上。他说军务，别人承认他懂；他说祖宗旧制，别人又很难把他当成一个毫无来历的争权者。康熙年幼，更需要借助这些老臣把朝廷支撑起来。
问题也从这里长出来。
皇帝需要他办事，他便越来越习惯替皇帝作主；旗营敬重他的资历，他又逐渐把这种敬重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原本遇到难事由他出面协调，后来却成了凡是他想做的事，都不容别人拦住。军中积下的威望，开始替朝堂上的专断开路。
圈换旗地把这层变化摆到了众人眼前。
鳌拜出身镶黄旗，要追讨过去的旗地旧账，牵动的却不只是两旗贵族的面子。田地上有人耕种，有家口靠它过活，边界重画以后，腾退、补给、安置，全要落到具体的人头上。镶黄旗有人盼着收回好处，正白旗有人不肯失去眼前的田产，地方官还得面对被挤走的百姓。
谁先让出庄田，谁来补上吃饭的来源，这些问题没有商量好，催地方照办就会使人失去生计。执行的官员若只顾把换地的数目凑齐，挨饿的家口便只能自己找出路；若把困难如实报上去，又可能惹恼急于了结旧账的鳌拜。苏纳海等人面对的不是一份拿不定主意的闲差，而是无论怎么做，都有人要承担代价的局面。
鳌拜本来可以拿自己的威望去协调，让两边各退一步，也可以请皇帝重新议定办法。他却选择把阻力归到办事者头上，这样最省时间，也最能显出自己的威势，却把本该由朝廷承担的取舍，变成了几个官员是否服从他的考验。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提出异议，正是因为这些事不能只在纸上算。他们把实施中的难处往上报，至少该容朝廷再作权衡。可鳌拜把异议当成阻挠，把不肯照办的人当成必须清开的障碍。事情于是从如何换地，转成了谁敢不听他的话。
康熙并不愿意把这些人处死，议处也没有给出非杀不可的理由，可三人最终还是死了。那几个人的性命，证明了一个让少年皇帝难以忍受的结果：他坐在皇位上表达了不同意见，鳌拜照样能够把自己的意思办到底。
这还不是尽头。苏克萨哈同为辅政大臣，又与鳌拜在旗地问题上相持，索尼去世后，他提出退出辅政、去守陵寝。本来，辅臣退下来，皇帝接过政务，是一条可以走通的路。可这条路一旦走通，剩下的辅臣就不能永远以幼主需要扶持为由把持大权。
鳌拜没有跟着退。他把苏克萨哈推到了罪人的位置，罗列指控，催逼处死。康熙想保，仍没保住。苏克萨哈死后，朝堂少了一个敢与鳌拜相持的人，更多人却从中看见：即使愿意交权退让，也未必能换来平安。
对康熙来说，这已不是忍一忍老臣脾气的问题。若今天可以逼他杀苏克萨哈，明天任命谁、调动谁、信任谁，也都可能被同一股力量拦住。皇帝越依赖鳌拜维持朝局，鳌拜就越能凭这种依赖逼迫皇帝。
所以，鳌拜必须失去这份不受约束的权力。哪怕他真能打仗，也不能让臣子的军功变成逼君杀人的资格。
只是康熙当时更急于挣脱眼前的压制，还没有完全碰到另一层难处：收回了决定权，往后那些需要鳌拜本领的事情，究竟由谁来办。
02
康熙八年，鳌拜被擒，困住朝局的那股力量终于松了。
这一次，决定由皇帝作出，鳌拜没能再用资历和威势把它顶回去。过去得先揣摩鳌拜意见的人，开始直接等候皇帝的处置；过去在他面前不敢说的异议，也有了重新开口的机会。康熙拿回来的，首先就是让一件事真正停下、再按自己的意思办下去的权力。
康熙没有把鳌拜留下。擒拿、定罪之后，他选择处死这个曾让自己屡屡让步的辅臣。到这一步，他以为最难越过的坎已经过去。此后再有人提出异议，至少不必先担心鳌拜会不会替那人定下死罪。
政治上的收益很快显出来。有人原先凭借鳌拜撑腰，把本该商议的事办成定局，如今失了依靠，就得重新说明缘由。有人曾参与逼杀、借势害人，也不能只用一句奉命便推开责任。康熙开始逐项理清这些关系，朝臣也渐渐明白，旧日那套做法不能原样延续。
但朝廷不能只办鳌拜的案子。
边上的兵仍要轮换，营里的将仍要任用，粮饷、马匹、军械也仍要有人过问。清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接过他长期经手的军务，却不是让各处把奏报改送到皇帝面前就算完了。
原来鳌拜在，两个将领争执，他出面压下去，事情便能往前走。如今争执照旧发生，却得分清谁有权裁断。旧日他一句话能够叫来的人，换了新任将领，未必肯同样痛快地听令。康熙收回了最高处的权柄，下面彼此接应的关系却还没有重新接稳。
头一批用人名单送上来时，麻烦就露了头。
有人确实跟着鳌拜做过恶事，撤掉并不冤；有人只是多年共事，熟悉军务，曾在同一处领过差。这些人若全留下，康熙担心旧势力换个面目再聚起来；若全撤掉，又会连带抽走许多熟悉营务的人。把谁拿下，是办案；拿下以后用谁顶上，是另一桩不能省的事。
最容易作的决定，是凡与鳌拜亲近的都先不用。这样做看起来干净，也能让皇帝暂时安心，可过不了多久，名单上就会出现空缺。纸上还可以继续挑人，营里的差使却不能一直等。
空下来的也不都是主将的位置。有的旧任知道一营人马该从哪里领粮，有的熟悉前后两部如何交割，有的出面说一句，双方就愿意把争执先放下。换上新人，官职已经补足，这些联系却还得重找。新人问得细，底下嫌他不懂；问得少，事情办到一半又容易出错。原先隐在鳌拜身后的许多差事，随之一起浮到了康熙面前。
要是为图快，照原来的关系全部留用，康熙又很难知道哪些只是能办差的人，哪些仍在替旧日的圈子留后路。于是他不得不一边查，一边用。这种等待是除权之后必付的代价，却不能因此把每一个照旧做事的人都当成有罪，也不能把每一个积极表态的人立即当成可靠。
而那些尚未弄清自己会不会受牵连的人，也开始收着手办事。往前多走一步，怕被说成延续鳌拜的做派；停下来请示，又至少有一张回报可以说明自己没有自专。于是同一件事，多了几道往返，少了一个肯先把责任接过去的人。
康熙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除掉鳌拜，是要让政令行得通，绝不是要让人人只会说请旨。可当底下的人真的把每一个难处都送上来时，他才发现，知道自己应当作主，与能够对每一处难处立即作出妥当决定，中间还隔着许多东西。
比如两营争一个交防日期，奏报上都说各有难处。皇帝可以定日子，却还得知道哪一营缺马、哪一路先走会堵住接应，哪一方只是在借困难拖延。如果这些消息全等人逐项报齐，原定的日子可能早已过去。
以前鳌拜处理这类事，未必样样公允。他可能护着自己的旧部，也可能借军务抬高亲信。可他对许多人的底细有数，知道该把责任压给谁，哪一句推诿不必理。这些本领曾帮助他办成差事，也曾帮助他排除异己，如今不能因为后者有罪，就假定前者从来不存在。
康熙起初还能把拖延看作新旧交接的乱象。换过一批人，谁都要重新熟悉，等朝堂安稳下来，自会好转。他也确实不能因为一两件事不顺，就把刚收回的权力再整把交出去。
可是，边务并不会体谅朝廷正在学着重新运转。
兵丁守到该换班的日子，盼着有人来接；接替的一营却要先领清给养，确定到了以后由谁交割。两头都有必须办的事情，只要中间无人把它们合在一起，催谁都有理由，催完仍可能没有结果。官员多递一份回报，就算交代了一次；留在防地的人，却得多守一天。
康熙逐渐尝到了亲自担责的滋味。以往事情办坏，鳌拜那道高大的影子挡在前面；如今不管是谁拖延，最后都要由皇帝作出取舍。继续查人、换人、催办，每一样都有用，却没有哪一样能单独替代一个真正懂得统筹军务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鳌拜该继续站在御前逼他，更不意味着苏克萨哈等人的死可以一笔带过。康熙要面对的是一个更难的局面：那些使他非除鳌拜不可的原因依然成立，而除掉鳌拜以后出现的损失，也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负担。
没过几周，一次原本不该闹大的换防，把这笔负担送到了他面前。
03
这次边汛换防，本来安排得很清楚：守了一段日子的兵撤回休整，接替的一营按期赶到，双方交清防地、器械和存粮。兵额并没有少，朝廷也没有撤去这道防线，照纸上的安排，并不存在办不成的理由。
可两营各自一动，原先没理顺的地方便接连露出来。
前一营说，接替的人没有到齐，不能撤；后一营说，交割的存粮数目还没核清，到了以后若有亏缺，难道要由自己认下？前一营又不肯在无人接收的时候，把手头的东西先交出去。两份回报都说要守住防务，也都把下一步推给对方。
起初以为，既然双方都知道不能空防，那就定下期限，令他们照办。旨意发下去，回报的口气很恭顺，日期却没因此接起来。有人说已经催领兵的先行，有人说交割还要补一道凭据，各自都动了，又没有真正交接上。
耽搁最先落在老营身上。
该撤回的人继续留守，原本为撤程准备的牲口得再调回去，已经算好的口粮也要接着支用。兵丁不能因为轮换迟了就不巡查，夜里的值守仍要排。多熬几日，不至于立刻丢掉防地，却会把本可用来休整的人马继续耗在那里。
新营也没闲着。先行的人到了，后队没齐，既无法完整接防，又得另找安置。已经赶了一段路的兵，等着命令再往前走；负责押送给养的人，怕与交割的数目对不上，又不敢把后续物资一下全送出去。朝廷账面上兵马俱在，真正能合起来办一件事时，却处处都差一点。
其中并非全是托词。存粮真的有出入，交割以后才发现，后来的一营便要自己填补；人马没有到齐，旧营先撤，留下的缺口也不会因为皇帝催得急就自行合上。可这些难处必须放到一起排次序，才能知道先解决哪一个。两营各自把自己一头讲得滴水不漏，反而把整件事堵住了。
康熙若只凭回报上谁说得更恳切来定夺，就可能奖励最会诉苦的那一边；若把两边一起重罚，眼前这些环节仍得有人接着办。他开始追问的，因而不再只是为什么迟延，还包括谁去核清差额，谁先带人到位，以及一方照办后另一方该在何时跟上。问得越细，越显出朝中缺的那个人究竟要担些什么。
康熙看到的第一份回报里，几乎找不出有人公然抗旨。越往后看，才越明白恭顺的话未必等于差使办成了。每个人都守住自己负责的一段，没有谁愿意承认，连接这几段也该由自己冒险作主。
催得再严些，能够逼出更快的回报，却不能凭空变出一个知道两营底细、又能压住双方的人。若只挑一头治罪，另一头可能趁机把原本该担的责任也推过去。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把人员、给养和次序一并接起来，而非再多收到几张写着遵旨的纸。
这时有人愿意接手。
那名将领说，既然叫他负责两营交接，就得让两营都听他调度。这个要求有道理，若只能催促，不能定下谁先走、谁后撤，他也只能加入来回传话的队伍。可随后的请求却越过了这次换防：他希望有关军务往后都归自己管，免得将来再生枝节。
康熙没有准下。
眼前确实急，接手的人也确实不能空担责任，可借一次救急，把临时调度变成长久管辖，正是他刚刚见识过的危险。朝廷一有难处就添一份长期权力，等同一个人接过的差使越来越多，别人便越来越离不开他。鳌拜当年的分量，也不是一天长成的。
这名将领的才能未必是假，要求过多却同样需要挡住。康熙不能为了证明自己会用人，便假装看不见这个后果。他把请求压了回去，再挑别的人选，防地上的轮换却因此又等了一回。
另一名有经验的旧任被问到时，反应恰好相反。
他熟悉那一带的交防，知道哪处应先核交存粮，也知道两营为什么彼此不肯让步。可他过去跟随鳌拜办过差，如今自己的牵连尚未分明，不愿在这个时候出头。他肯把知道的情况报上来，却不肯径直承领两营的调度。
康熙要的恰恰不是一份意见。如何交接，大致可以问明白；拿着这些办法走到营中，让各部依次照办，才是眼下无人接住的事。一个人愿干，先要伸手拿走更多权力；另一个人懂行，却害怕担下差使以后说不清自己。两头一照，空缺变得格外分明。
事情没有发展成一场大败，也没有忽然冒出外敌替谁证明忠奸。它只是拖着，消耗人马，添出本可少花的粮饷，也让刚刚作主的皇帝发现：自己的命令已经可以发下去，命令要变成结果，仍得经过很多人的手。
鳌拜若在，会不会也向他索取更大的权力？很可能会。康熙并没有忘记那些逼迫。可他也无法否认，鳌拜一旦接下这件事，两营很难用同样的理由来回拖延。那个人知道该找谁，也能让被找到的人相信，继续拖下去讨不到好处。
这份分量让人恼恨，也在此刻显出了难以替换之处。
但能办成一次换防，终究还不够。一个只会压服部下的人，也可能把兵带去争自己的好处。康熙若只是舍不得这样一个能人，后悔也不过是眼前急用，离托付江山还差得远。
更难回答的是，若将鳌拜重新放到大军前面，他究竟会把兵带去护住朝廷，还是带来更多逼迫？若交给他的不是两营差使，而是四十万重兵；若容他掌权的不是一时，而是四十年，凭什么还能相信他守得住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