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建党先驱 | 李汉俊：“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

李汉俊外孙黄健

在武汉市洪山区伏虎山烈士陵园，李汉俊烈士墓旁不远处，李汉俊的遗腹女李声䭲长眠于此。将她安葬在这里的，是她的儿子、李汉俊外孙黄健。黄健说，母亲一辈子没见过外公，但她最大心愿，就是永远陪着他。

这座墓园里，安放着两代人的命运：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37岁饮弹倒下；一位是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的遗腹女，活到94岁，她牢记父亲遇害的日子，不愿为自己的出生庆贺。女儿葬在父亲身边，家人说，这补上了那场迟到了一个世纪的拥抱。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李汉俊被首批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家中常开两桌饭

李汉俊外孙甘子久今年85岁，退休前是武昌文华中学语文教师。从初中起，他就对一个问题着迷：马克思主义和李汉俊究竟是什么关系。高中时，他读《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未必全懂，却兴趣浓厚。后来去新疆建设兵团，别人带生活用品，他的纸箱里装的全是马克思主义书籍。

李汉俊外孙甘子久今年85岁

在几十年研究中，李汉俊的一生逐渐清晰。

1890年，李汉俊出生在湖北潜江沱埠垸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金山是清末举人，终身教书。李汉俊5岁入私塾，9岁进县城新式小学堂，12岁被送到武昌新式高等小学堂。

1904年，14岁的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东渡日本。在日本，他接触到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通晓日、英、德、法四国语言，德语说得极流利，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茅盾曾回忆：“（李）学的是工科，日文很好，甚至日本人也钦佩。”如果不从事革命，他本可稳稳当当做个工程师，但他偏偏作出了异乎常人的人生选择。

1918年，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他带回大批英文、德文、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积极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9年，他认识了到上海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董必武。董必武后来把李汉俊称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向他介绍十月革命，将《黎明》《改造》《新潮》等日文书籍和杂志一一推荐。董必武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黄健回忆，外婆陈静珠曾说家里总是来很多革命者，“经常开两桌饭”。董必武是李汉俊家的“座上客”，工人运动活动家、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第一次过党的组织生活就是在李汉俊家里。

1919年8月，李汉俊应邀为《星期评论》撰稿，后又参与编辑。一年间，他在《星期评论》发表38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又与陈独秀创办中国第一个工人阶级周刊《劳动界》。他还完成了被毛泽东列为“书之重要者”的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资本论》的译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至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和译文90余篇。

石库门里的红色坐标

“1920年，外祖父连续干了几件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笔。”甘子久说，“5月与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和陈独秀、李达等人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参与成立了上海外国语学社。”

中共一大正是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二人在上海的家中召开的。

1920年夏天，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他出任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狭小的石库门屋内，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施存统等人围坐一堂，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成立中国的共产党组织。

在甘子久的讲述中，当年万事俱备，唯独会场难寻。李汉俊主动提供了兄长李书城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寓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这座石库门民居中召开。这间寓所，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坐标。会场遭到搜查后，李汉俊智退法国巡捕，保卫了代表的安全。

中共一大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于1922年初离开上海，来到武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他担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讲授唯物史观等科目。每次讲课，“连窗台上都坐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在武汉期间，李汉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讨会，“每个星期开会一次，他轮流到会指导”。一位叫刘弄潮的青年学生，1922年因参加学潮遭到通缉，李汉俊将他接到家里住。

甘子久后来主动联系刘弄潮，刘弄潮回忆说：“我当时未成年，想到马上要见到早已倾慕的革命学者，不由得心里发慌。正惶恐不安时，汉俊同志进来了。身材不高，穿着一件旧棉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像一个乡下教书先生，说来也奇怪，我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桂系军阀胡宗铎出任武汉卫戍司令，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李汉俊运用“合法”身份进行了殊死战斗——他以湖北省政府名义，将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二三百人全部释放。甘子久说：“他当时已经脱离了中共党组织，但仍然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他牺牲之前营救释放了两三百名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甘子久还找到了一份李汉俊领取手枪的收条复印件——两支手枪。这说明李汉俊已经意识到要用武装来对抗反革命。

“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1927年5月，李汉俊在纪念李大钊的演讲中说出此言。同年12月17日，他即被杀害，年仅37岁。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李汉俊牺牲后20天，遗腹女李声䭲来到人间。

“人活着总要有一点理想”

在甘子久和黄健的回忆中，李汉俊身上还有许多细节令人动容。

甘子久一家与黄健一家合影

比如，他对年幼的长女，也就是甘子久的母亲李声馥说：“小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不求人。”女儿将这句话记了一生。他当湖北省教育厅长时有专用黄包车，但绝不允许车夫送孩子上学，说这是公务车，不能私用。

黄健回忆，小时候去外婆家，房间里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李汉俊的照片，和一张烈士证书。“进到那个房我就感到害怕，觉得外公的眼睛就盯着人家看。”那是10岁以前的事。后来长大了，16岁下乡后，通过书籍和文章，他才了解外公原来是一名一大代表，“原来他们是干了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甘子久说：“外公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信仰。不顾家庭不顾生命，不顾一切……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时刻准备着为共产党牺牲。”

李汉俊的第二任妻子陈静珠终身未再嫁。她对女儿说：“你的父亲是一个太伟大的人物。”陈静珠去世后，李声䭲做主将母亲的两间房捐给了黄鹤楼房管所。陈静珠留下的1500元，子女三人各分500元，李声䭲把自己的500元也捐了出去。

李声䭲一生多次捐款：汶川大地震捐款，给潜江老家学生多次捐资助学，生命最后将50万元捐给武汉大学。

长子李声簧的革命生涯，是对父亲信仰的坚定践行。他13岁时便离家，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他在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借读期间，主持重建了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的首个党支部，并担任书记。1938年，他调任中共宜昌特别支部书记、鄂西特委副书记，在鄂西地区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抗战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负责统战和宣传工作，常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课堂上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

黄健曾将夏明翰的就义诗改写，作为对外公和舅舅的写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李汉俊，还有李声簧。”黄健一辈子教书育人，从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退休，他说：“人活着总要有一点理想，为理想而活着，你感到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