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未来在何方？万字长文研判APEC下一个20年

编者按：深圳APEC峰会即将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举行。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王文与人大重阳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申宇婧在北大核心期刊《国际金融》2026年第8期发表论文《论亚太共同体的构建与APEC的转型》认为，当前亚太地区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对构建亚太共同体形成挑战。未来，需围绕“构建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推动APEC在议题设置、合作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10300字，预计阅读时间2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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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第27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这为后“茂物目标”时代的APEC发展提供了新的目标，也标志着APEC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然而，当前亚太地区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在地缘空间、经济体系、制度规则与社会文化等方面仍有分歧，对构建亚太共同体形成挑战。未来，需围绕“构建亚太共同体”这一目标，推动APEC在议题设置、合作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之一，中国将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APEC转型和亚太共同体建设持续贡献力量。

关键词：亚太共同体；APEC转型；亚太可持续发展

以下为正文：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出现分化。在1994年制定的“茂物目标”完成后，APEC面临亚太地区发展的新需求，也需要确立自身新的定位与方向。《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所锚定的“亚太共同体”目标，正是APEC顺应亚太区域发展趋势作出的重要定位。其核心不仅在于贸易投资等传统议题，也延伸至促进地区可持续增长的层面，包括创新发展、区域治理、气候变化等多个维度，旨在打造更具凝聚力、行动力和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架构，实现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数字等多元议题的区域合作发展。不同于“茂物目标”诞生于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期，“亚太共同体”目标诞生于逆全球化、地缘竞争加剧、产业链重构、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上升的2020年。可以说，当前APEC正在从侧重推进贸易投资开放的平台，逐步转型为推动亚太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机制。这为亚太区域的长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演进方向。

01

APEC转型新目标——亚太共同体的演进进程

“亚太共同体”理念的演进是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与区域治理需求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大体经历“亚太经济共同体”“亚太共同体”与“亚太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经济维度的制度化探索，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核心抓手，搭建亚太区域合作基础框架；第二阶段突破经济合作的边界，开启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协同治理尝试；第三阶段则进一步深化共同体建设，推动区域治理理念不断发展。通过对“亚太共同体”历史脉络与演进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不仅是合作议题的横向拓展，也是区域治理逻辑从“利益优先”到“多元共治”再到“价值共生”的逐步发展。

（一）经济合作框架的制度化探索（1989—2008年）

1989—2008年这一时期的共同体建设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以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主要多边框架，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形成的功能性合作形态，核心诉求在于降低区域内贸易投资壁垒、畅通区域要素流动，助力区域内经济体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

冷战终结后，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全面兴起，亚太区域凭借区位优势与产业互补性，迎来经济联动发展的黄金周期，区域经济相互依存度快速攀升。同时，亚太区域经济体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产业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亟须构建兼顾区域多样性的柔性灵活的合作框架。在此背景下，1993年西雅图首届APEC领导人峰会发布《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提出“在冷战后的这个时代，我们有机会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可以发挥我们这些不同成员的能量、加强合作并促进繁荣的经济基础”，重申“支持继续发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为一个致力于给本地区带来经济实惠的论坛”。1994年《茂物宣言》实现关键性突破，确立发达经济体2010年前、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将经济实惠愿景转化为可落地执行的路线图。2006年APEC越南河内会议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愿景，2010年《横滨宣言》细化其推进路径，为更高水平区域一体化提供制度抓手。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属于典型的功能主义合作范式，APEC在削减区域关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单一经济合作模式、自愿性运行机制存在内生短板，叠加大国博弈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难以有效应对非经济领域的各类危机，推动了后续区域治理范式迭代升级。

（二）“亚太共同体”的多元共治实践（2008—2012年）

2008—2012年，“亚太共同体”正式迈入突破经济维度的多元共治探索阶段，区域合作开启多维度拓展的全新范式，着力构建经济、安全、人文、治理协同联动的多元合作框架，打破了延续近20年的单一经济合作路径，直观反映出区域治理需求从单纯的经济维度向综合治理转型的时代大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暴露了单一经济合作模式在统筹区域宏观经济运行上的固有缺陷，域内经济体利益分配分歧不断加剧，传统合作共识面临消解。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传统安全风险显现，合作框架内出现的治理空白，使得区域合作向多元治理方向转型。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正式提出全域“亚太共同体”倡议，将政治互信、传统安全、人文交流、区域秩序构建纳入一体化合作体系。该倡议虽因触及东盟中心地位未能实现制度化落地，却率先打破区域合作的局限，成为亚太区域首次系统性跳出经济共同体框架的顶层理念尝试。

与此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亚太各经济体依托APEC平台在具体领域开展多元治理实践：在安全与防灾治理方面，2008年利马峰会采纳秘鲁发起的《APEC减少灾害风险、应急准备与响应战略》与中国提出的《APEC灾害应对与合作原则》，推动亚太防灾合作制度化；在民生与社会治理方面，2010年APEC在日本新潟召开首届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并发表《APEC粮食安全新潟宣言》，系统构筑跨境粮食风险对冲机制，填补了传统危机调控的空白；在人文协同治理方面，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确立跨境教育合作战略，推动学生、教育者与科研人员跨境流动，加速区域智力资源要素的深度融合。这些密集的制度化实践证明了亚太区域合作已由单一的功能性经贸交往，逐步发展为覆盖安全、社会、民生、人文的多维治理网络。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亚太共同体”建设迈入了“多元议题共治”的新阶段。尽管陆克文提议的“亚太共同体”构想由于触及东盟中心地位、未能平衡各方利益而无法实现制度化定型，但是深化区域协同、共担发展挑战的共同体思想成为亚太发展的未来方向。

（三）“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治理范式革新（2013年至今）

2013年至今，亚太区域合作迈入理念革新与共识深化的新阶段。中国立足亚太发展实际提出“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了“亚太共同体”的内涵，推动区域合作价值内核进一步拓展，使“亚太共同体”的内涵从“利益合作”向“命运共生”延展。

2010年前后，亚太地区单边主义有所抬头，大国地缘竞争日趋激烈，区域治理碎片化等问题愈发突出，亟须新共识凝聚区域发展合力。亚太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区域，中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伸至亚太层面，提出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理念，希望凝聚亚太多边新共识。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需要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格局深度调整的关键节点，中国提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目标。同年APEC通过《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此后，2023年《旧金山宣言》、2024年《马丘比丘宣言》等文件也持续重申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方向，表明其正在成为APEC长期合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提出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突破零和博弈和地缘竞争思维，兼顾区域发展差异与多元诉求，为区域一体化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理念支撑，也为全球区域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伴随着该理念逐步融入APEC相关议程，此前各阶段积累的合作经验与实践成果得到进一步整合，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与行动框架。如今，“亚太命运共同体”与APEC长期发展蓝图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有助于推动历经30余年探索的“亚太共同体”理念继续深化，也将持续引导亚太各方携手同行，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多元共治走向更深层次。

02

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的结构性挑战

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含义在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然而，当前亚太地区内部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在地缘空间、经济体系、制度规则、价值认同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乃至分歧，这些内部张力对构建亚太共同体形成重要挑战。

（一）地缘空间：亚太一体化格局受到印太战略影响

当前，亚太地区在区域范围、海洋权益等空间层面存在一定竞争和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亚太共同体构建的空间基础。

一是“亚太”与“印太”的区域叙事之争。APEC自成立以来，坚持开放包容、非对抗、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构建起覆盖东亚、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的亚太多边合作体系。近年来，有国家推动“印太”战略并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吸纳部分亚太成员参与的同时，也使部分经济合作议题更多地与地缘政治竞争相交织，增加了亚太合作体系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亚太区域内部出现不同战略取向，部分国家在不同区域合作框架之间权衡取舍，APEC作为亚太开放合作平台的凝聚力面临一定压力。

二是地理边界与海洋空间的分歧。亚太地区存在较为复杂的海洋权益争端。亚太地区还存在多处海洋划界与权益争端，短期内难以形成统一共识。这些海洋争端不仅给地区合作带来不确定性，潜在影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环境，也阻碍区域内海洋资源和深海领域的合作开发，为亚太共同体构建增添了空间层面的阻力。

（二）经济体系：深度依存发展格局面临“脱钩断链”冲击

经济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的根基，经济利益链条是亚太加强凝聚力的关键驱动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亚太形成了“开放的区域主义”的发展模式。APEC成立之初也旨在加强亚太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和经济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模式，本质上是在各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追求效率优先的区域生产合作网络。东亚“雁阵模式”所形成的“日本/韩国核心零部件—中国/东盟加工组装—美澳终端消费”的层级分工体系，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典型代表，助力亚太经济体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如今，亚太产业链的逻辑正发生变化，从以往的效率优先逐步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发展范式。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和产业安全等因素，采取“脱钩断链”或“去风险”措施，推动产业链“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使原本深度嵌套的亚太产业链面临重组压力。这种政治化重组亚太区域供应链的做法，削弱了亚太经济体长期形成的分工协作优势，推高区域内生产和贸易成本，给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挑战。可以说，以安全导向为主的产业合作模式正在使原本相互高度依存的亚太经济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影响亚太共同体的经济合作基础。

（三）制度规则：排他性规则竞争下制度体系相对分散

制度规则的协调统一对于降低摩擦、促进区域深度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统一兼容的制度规则体系是亚太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的底层支撑，更是APEC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亚太区域制度处于相对分裂的格局，并从多边规则共建转向阵营化规则竞争，成为制约亚太共同体构建的关键结构性障碍。

一是经济制度相对分散。亚太地区存在多个相互重叠、相对分散的双多边自贸协定，在地域、规则等方面相互交叉，不同协定在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安排、服务业开放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加剧了区域合作的碎片化程度。同时，部分自贸协定设定较高门槛和较强约束的规则标准，客观上增加了不同经济体参与区域合作的制度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APEC多边规则体系，使统一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展相对缓慢。

二是政治与安全机制的圈层化倾向。目前，亚太地区存在多个政治与安全合作机制，包括QUAD（美日印澳）合作机制、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区安全议题的阵营化色彩，可能影响亚太稳定的区域环境。

总之，亚太地区正在形成较为复杂的经济与安全权力架构。APEC作为包容开放的多边合作平台，若不能持续提升议题设置和成果落实能力，可能面临功能被其他机制分流、合作实效下降的风险。

（四）社会文化：信任赤字问题妨碍共识形成

社会文化互联互通与民心相通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民意支撑与社会层面的保障，它是拉近亚太区域不同国家距离、消除相互之间合作隔阂的关键纽带和桥梁。当前，在地缘博弈加剧、舆论炒作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亚太区域人文沟通交流遇到瓶颈与阻碍，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信任赤字问题，可能不利于形成亚太共同体共识。一是社交媒体的“阵营化”叙事。不同国家对“亚太共同体”的认知不同，部分舆论将其与意识形态竞争、大国博弈等议题相联系，使公众难以形成对“共同体”的充分理解，容易造成民众对立和认知分化。二是亚太地区各国文化差异较大，历史因素使得部分国家的本土民族主义思潮有所升温，并在外部舆论和社交媒体放大作用下演变为排外情绪，进一步放大不同国家之间的认知分歧。

03

以构建亚太共同体为导向

推进APEC转型的改革路径

2025年韩国庆州APEC峰会前后，韩国方面和APEC秘书处均强调APEC正处于转型与改革的重要阶段。APEC不仅是经济合作机制，也是推动亚太地区发展增长的重要多边平台，其转型需要围绕亚太共同体建设目标，针对当前亚太地区存在的多重结构性分化，探索符合亚太发展实际的可行改革方向和路径。

（一）战略定位：重塑“亚太”认同

“亚太”与“印太”是两种不同的区域叙事，其指代的空间秩序和合作逻辑存在明显差异。“印太”更多体现地缘战略色彩，而“亚太”则发展于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时期，是开放区域主义的重要代表。重塑“亚太”认同，强化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地位，坚持APEC不针对第三方、不搞阵营对抗的基本定位，持续维护开放包容的“亚太”概念。一方面锚定APEC的亚太合作属性，团结亚太地区APEC成员，重申APEC合作的初心是维护亚太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反对以地缘政治对抗绑架区域经济合作，引导地区各国回到亚太一体化合作的主轨道。另一方面加强APEC凝聚力，持续凝聚亚太合作共识，通过APEC的多边协商机制，推动各成员重新梳理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共同认知，强化亚太集体意识，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理念深入人心，从认知层面筑牢亚太共同体的根基。

（二）经济合作：打造“韧性共生”的经济合作网络

逆全球化冲击下，亚太地区原有的经济链条正在发生重组，应保障亚太产业链的稳定顺畅，避免“脱钩断链”。同时，顺应数智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培育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新增量，深入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新型合作网络建设。数智化方面，近年来，亚太地区数智化发展迅猛，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经济体展现出了强劲的数智化发展势头。电子商务在亚洲地区得到迅猛发展，涌现了众多电子商务巨头企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电子商务规模快速扩张，数字贸易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形式，并将持续释放巨大潜力。绿色化方面，绿色低碳转型的紧迫性凸显。

APEC应将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议题更多地纳入议程之中，推动各成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绿色技术研发应用、绿色低碳标准对接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挖掘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一方面，打造APEC数字贸易合作网络。破除数字贸易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在APEC成员范围内推动形成数字贸易相关共识，在源代码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议题上探索共同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亚太低碳产业链合作机制。依托APEC可持续发展议程，围绕光伏、储能、氢能、海洋碳汇等领域，加强技术研发应用，跨国共建绿色产业园，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三）制度创新：建构多元协同的区域治理格局

APEC诞生之初确立“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采取非约束性合作方式，对成员并无强制执行力，充分体现了APEC的包容精神。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分化程度加剧，APEC软约束机制面临执行落地难、峰会倡议后续推进不足等问题，亟须推动APEC制度创新，提升合作成果的落实成效，尤其是要出台更多可操作的计划方案，引导成员自主、自愿、自觉履约，以更好发挥APEC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合作平台的作用。

经济制度方面，加速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以FTAAP统筹亚太自贸规则整合。APEC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应继续以《布特拉加亚愿景》为牵引，推动FTAAP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定FTAAP实施路线图等具体的行动计划，推动CPTPP、RCEP等区域内不同规则的对接、协调与融合，逐步朝着统一的亚太经贸规则方向靠拢，破解当前亚太区域“碎片化”的制度困境。

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可将影响亚太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议题纳入APEC合作议程，促进在APEC框架下开展风险防范合作。APEC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定位，但也需要为经济合作营造稳定的区域环境，可依托APEC平台搭建包容的风险对话渠道，探索兼顾多元诉求的协商机制。加强海上搜救、跨境防灾减灾、跨境疫病防控、打击跨国走私、粮食能源应急互助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鼓励各成员通过平等协商管控分歧，避免安全议题泛政治化、阵营化，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营造稳定的合作环境。

（四）文化交流：全方位凝聚区域发展共识

亚太经济一体化离不开人文交流与软联通建设。只有亚太区域内民众在思想层面逐步形成亚太合作共识，才能减少地缘竞争带来的对立隔阂，为构建亚太共同体筑牢社会民意基础。

一方面，依托APEC搭建多层次人文交流平台，拓展青年、智库、媒体、民间组织等多主体的交流渠道，推动亚太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设置亚太地区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APEC议题，引导民众形成“亚太命运与共”的集体认知，弱化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情绪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借助APEC机制，推动亚太区域文化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扩大学者、专家、企业、学生等群体的交流规模，就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经验交流、知识培训等活动。通过联合开展公益项目（如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活动，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参与亚太公共事务合作，培育共同的责任意识，逐步弥合区域信任赤字，增进各国在思想层面的沟通，逐步培育共同的区域身份认知。

此外，加强公共传播与信息沟通，减少社交媒体上的“阵营化”叙事。可探索组建APEC公共传播平台，联动各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共建亚太资讯共享库，联合制作区域发展纪实、人文纪录片，强化亚太共同体理念的解释与传播，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凝聚更广泛共识。

04

中国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的战略方位

近年来，中国在APEC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推动后“茂物目标”时代APEC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无论从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国都应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推动建设更加繁荣、更具活力的亚太地区。

（一）理念引领：践行亚太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

应加强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与传播，持续面向区域内外清晰阐释亚太命运共同体“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一是加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和学术化传播。加强对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支持国内智库与亚太区域内各国学术机构开展联合研究，依托APEC相关合作机制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从区域发展规律、全球治理变革等维度梳理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脉络，回应外部对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读，为理念落地与实践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二是推动理念融入APEC各类合作议程。将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主张融入APEC的议题设置、合作规划与成果文件当中，依托APEC、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等多边平台，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与亚太共同体的对接融合，增进各方对该理念的理解和认同，让理念“落地生根”，并转化为区域合作动力，凝聚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思想合力。

三是依托多平台多渠道开展大众化传播。借助APEC人文交流机制，结合民间交往、媒体传播等多种渠道，用贴近区域民众的话语讲清楚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让共同体理念真正深入民心，为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

（二）“一带一路”联结：夯实亚太共同体互联互通合作基础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支撑，落实APEC《互联互通蓝图》，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和共享式发展。一是积极倡导APEC完善《互联互通蓝图》的细化规则，涵盖基础设施质量、环保评估、社会责任、社区参与等维度，为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亚太合作的标准和规范。同时，提出“建设韧性亚太”的概念，将外部供应链风险议题转化为促进APEC可持续增长的合作议题。在APEC框架下，围绕“韧性亚太”建设，提出共同应对全球能源价格波动、保障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升区域经济抗风险能力等议题，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与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项目运营需求精准对接。

二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支撑，为APEC提供实践平台。总结雅万高铁、中老铁路、钱凯港等亚太地区标志性“一带一路”项目的实践经验，形成亚太“一带一路”合作案例库，并通过APEC平台进行推广。以“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为抓手，促进APEC相关合作倡议的后续落实，加强APEC的项目合作落地实效，促进APEC框架下的区域集体行动，以解决APEC的“行动赤字”问题。

（三）参与治理：致力推动亚太地区自贸协定规则协调统一

近年来，中国作为亚太合作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以实际行动为区域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并将在积极完善地区治理与多边治理体系，特别是在打造契合区域发展需求的新型地区公共产品方面，持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于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未来，应借助APEC平台，持续推进FTAAP的落地。一是推动RCEP提质升级，将RCEP的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投资便利化等经验与其他自贸协定进行协调整合，通过APEC平台向其他成员推广，为FTAAP建设提供中间桥梁与纽带。二是进一步完善国内经济体制与治理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领域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不断提高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与兼容程度，持续提升开放水平，以自身制度型开放为亚太成员提供“中国样本”，增强FTAAP建设的可行性。

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亚太相关治理，积极为亚太地区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贡献中国方案。未来，可借助APEC平台，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引领，以务实项目为信任积累手段，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亚太合作环境。在相关倡议框架下，可通过项目化方式加强亚太地区在网络安全、海上搜救、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逐步积累互信，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提供稳定支撑。

（四）民心相通：深化亚太多元人文交流认同

可系统规划亚太人员往来便利化目标，包括签证政策协调、APEC商务旅行卡升级、青年交流机制化等，将人文交流从“活动化”推向“制度化”。一是继续推动免签便利化政策，以“免签红利”撬动人员往来。中国已对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及韩国等亚太经济体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可考虑进一步扩大对亚太成员的单方面免签覆盖。在单方面免签基础上，积极推动与亚太成员的双向免签或落地签安排，配合相关人文交流活动，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等。

此外，可推动拓展APEC商务旅行卡的适用人群和适用场景。当前APEC商务旅行卡主要面向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和商务人员，覆盖的中小企业相对有限。可适当降低申办门槛，使APEC商务旅行卡便利更多中小企业及相关人员。将APEC商务旅行卡与“一带一路”合作对接，推动其作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机制配套，为项目合作深化提供人员往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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