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打开了。
沈醉走出来的时候，四十六岁。他口袋里没有钱，没有证件，只有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张特赦通知书。距离他把妻儿送上前往香港的船，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十一年前，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戴笠手下最年轻的军统少将，二十八岁就坐上了总务处少将处长的位子，在军统内部“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十一年后，他是一个被特赦的战犯，口袋里装着一张纸，站在北京的冬天里，不知道该往哪走。
这件事有一个极其别扭的层次：一个前半生以“让人消失”为职业的人，后半生被安排去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把那些消失的人，一个一个写回来。
他后来的确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一本接一本，全是关于他前半生那个世界的内部账本。一个从没受过任何文学训练的人，坐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里，烟灰缸堆满烟蒂，从早写到晚。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把自己前半生钉在纸面上，供后来的人翻看。
沈醉这辈子最让人放不下的地方，不在于他“变好了”。一个坏人变好，是一个道德故事。沈醉的故事比道德故事要冷得多：他是一个在旧系统里爬到过顶层的人，亲眼见过那套系统怎么杀人、怎么撒谎、怎么把人变成工具，然后他被另一套系统俘虏了，在那套系统里待了十一年，最后用那套系统给他的纸和笔，把旧系统里的账，一笔一笔翻了出来。
这件事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不是“一个特务头子写了书”。是那些书里写的东西，只有他能写。戴笠怎么开会、怎么下命令、怎么把一个人从名单上勾掉、怎么在酒杯碰在一起的时候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这些东西，共产党人拿不到，历史学家拿不到，只有那个曾经坐在戴笠身边、亲手执行过那些命令的人，才能从记忆里把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而他真的抠了。一本一本地抠，抠到死。
一、“鬼”的那一半：他做过的那些事，不能用“各为其主”四个字盖过去
沈醉十八岁进入军统前身复兴社，从情报、行动、训练、总务一路干到独当一面的站长，官至少将。他晚年在回忆录里把自己的前半生概括为“热血青年—反革命刽子手—新中国公民”三个阶段。这个自我概括，去掉了一些东西。
去掉的是具体的人。
他参与策划过暗杀宋庆龄的行动。戴笠受蒋介石指使，把暗杀计划交给他具体实施，他设计过撞车方案，甚至想过用“美男计”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保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执行，但计划本身是真实的。1982年，宋庆龄逝世一周年之际，沈醉写文章详细披露了当年企图危害宋庆龄的全部计划，在文章里表达“无限忏悔”。忏悔写在纸上，那个曾经认真设计过杀人方案的人，也是他。
在杨虎城被杀这件事上，沈醉的角色更复杂。他后来检举了直接策划杀害杨虎城的特务张静甫，张静甫被枪决。但三十四年后，张静甫的妻子写信给沈醉喊冤。沈醉和杨虎城之死之间的关联，不是“他亲手杀了杨虎城”那么直接，但也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后来在《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里还原了那段往事，写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细节是从哪来的。
还有他回忆里的一句话，关于杨虎城怎么处理，他说的是：“送台湾去没益处，还是关起来，还不如解决算了”。“解决”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语气是平的。一个在军统系统里待了十八年的人，说“解决一个人”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日常工作的口吻。这才是“鬼”的那一半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不是天生嗜血。他是被一套系统训练的，把“解决人”当成一件在流程上可以被讨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