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初，上海福禄寿酒店，田汉与林维中举行婚礼时，安娥已经怀有身孕。她没有出席，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新娘。几个月后，孩子出生，安娥独自承担起母亲的责任。
这段关系不只是爱情纠葛。田汉、安娥和林维中之间的选择，牵连着个人感情，也落在战乱、革命工作和生活压力交织的年月里。若只用“谁负了谁”来解释，难免把复杂的人生说得太简单。
安娥本名张式沅，曾以张英之名与田汉结识。1929年前后，她在上海接近田汉，既有工作任务，也有对戏剧和文学的兴趣。田汉创办的南国社当时颇受关注，左翼文艺界希望争取这位戏剧家。安娥文字出众，后来把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作品刊出后得到他的赞赏。
两人越走越近，感情也随之发生。1930年，田汉改编的《卡门》在上海上演，演出不久便遭禁演，南国社也受到查封。田汉转入隐蔽状态，安娥承担联络工作。共同的处境，让他们的关系迅速加深，却也让一段旧有婚约浮出水面。
田汉此前经历过婚姻。第一任妻子易漱渝去世后，他依照她的遗愿与黄大琳成婚，后来两人分开。此后，田汉与在新加坡任教的林维中通信，双方逐渐确立关系，并订下婚约。安娥出现时，这段承诺并未了结。
林维中得知田汉与安娥同居，赶到上海。她质问田汉，先前的约定该如何交代。田汉夹在两人之间，迟迟难以决断。安娥却选择退出，并劝田汉履行对林维中的承诺。她甚至帮忙料理婚事所需的住处等事务。
这一决定看似干脆，代价却不轻。安娥后来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1931年8月，儿子田大畏出生，她没有因此停下工作。那时左翼戏剧活动紧张，安娥仍以化名参加演出，孩子则托朋友照料。
她一度告诉田汉，孩子已经不在了。这样的说法，既是为了切断牵扯，也反映出她当时身处地下工作的现实压力。孩子尚小，工作又不能停，安娥最后带他回到河北保定，请母亲照料。母女多年隔阂，也在这次归乡中重新面对。
1933年前后，安娥回到上海，却与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她与作曲家任光结为夫妻，并在唱片公司从事歌曲工作，写下《卖报歌》《渔光曲》等作品。她的人生并没有停在那场婚恋风波里，创作和时代变局不断把她推向新的位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与田汉在撤离途中重逢。她这才告诉田汉，儿子还活着，而且已经长大。多年隔绝的父子关系由此重新接上，两人也再次靠近。此后，他们辗转多地参与戏剧活动，但田汉与林维中的婚姻仍未解决。
1940年，三人在重庆相遇，矛盾再度激化。林维中带着田汉的母亲和孩子前来团聚，安娥也在重庆。情感冲突公开化，生活中的委屈和积怨一并涌出。值得注意的是，林维中并非故事里的陪衬，她同样为这段婚姻投入多年，也承受了关系破裂的现实。
1946年，田汉提出离婚。关于离婚条件，流传叙述中常提到林维中曾以早年资助为由索取费用，双方最后谈定一笔款项。安娥也设法筹钱，交给田汉，用于处理这场迟迟未能结束的婚姻。具体金额在不同讲述中并不完全一致，较稳妥的说法是，她确实为此出力。
安娥的筹款，不宜被说成单纯替田汉“买自由”。当时田汉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离婚手续与生活安排都需要现实支撑。安娥等待多年，仍选择帮助他解决难题；而林维中要求经济补偿，也有她自己的处境。三个人的决定，都不是一句浪漫或责备便能概括。
1948年前后，安娥与田汉终于正式组建家庭。相识、分开、重逢，前后近二十年，感情之外还有工作、家庭和时代压力。婚后两人继续从事文艺活动。1956年，安娥在河南观摩豫剧时中风，行动受到严重影响，田汉长期陪伴照料。
1968年，田汉去世。安娥此后仍坚持读写，1976年病逝。她和田汉的关系，既有等待与扶持，也留下了对林维中及家人的亏欠。所谓“终成眷属”，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当事人各自付出的代价，以及那些无法由后来者轻易裁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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