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扬帆口述，丁兆甲执笔），群众出版社、上观新闻《归来焉识：镜头之外的公安局长》（海上记忆栏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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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一个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被管教干部慢慢带了出来。
他头发全白，身形佝偻，走路要扶着墙，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很久的老树。
今天，有人来看他。
来的是从上海赶来的一对母子——母亲叫李琼，身边是她的大儿子，手里攥着一封介绍信。
管教干部知道老人的底细：他在这个农场已经待了三年多，平时话不多，偶尔会念叨一句，说自己“当过上海市公安局的局长”。
可真有人千里迢迢来找他了，老人却怎么也不肯认。
一个失踪了二十三年的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劳改农场被妻子找到，却对着管教干部说：这两个人是特务，是假的，我不认识他们。
这二十三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故事，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那时候，他还叫石蕴华，一个江苏常熟的书生，还不知道“扬帆”这个名字，会在命运的水面上漂出怎样一段航程。
第一节
故事先倒回到一百多年前。
1912年，江苏常熟，一户人家添了个男孩，取名石蕴华。
这户人家有点书香底子：曾祖父石雨之是画家，留下的笔墨在乡里小有名气；父亲石立，号冠卿，平日里工诗，家里笔墨纸砚常年不缺。
孩子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说话做事带着一股书生气。
常熟是江南小城，街巷不大，文脉不浅，读书人家的孩子，自幼听的看的都是诗书字画。
谁也看不出，这个常熟城里长大的少年，往后会和“公安”“保卫”“情报”这一行打上几十年交道。
十三岁那年，石蕴华离开常熟，到上海进了华艺中学。
上海当时已是一座消息灵通、五方杂处的大城市，一个县城出来的少年，一下子见了大世面。
第二年，他又跟着叔父北上，进了北京育英中学。
上海、北京，南北两头都待过，眼界一路打开。
几年书读下来，他的学历停在了初中。
别看学历不高，人倒是肯钻，也肯学，书本之外的东西，他一样肯下功夫去摸，想法和性子比一般学生活泛。
1932年，他凭着初中学历，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就是文学院。
这件事放到当时，并不多见：一路读到大学的人，多半是顺着中学、高中一路念上来的正规学历，像他这样以初中学历考进北大的，属于少数。
进了北大，他不光埋头读书。
学校里有学生剧团，他在里头当演员，也当导演，台前幕后都忙，一出戏从排练到上演，哪里缺人他就顶在哪里。
排戏、演戏、导戏，舞台上练出来的节奏、协调和组织能力，后来在别的场合都派上了用场。
课余时间，他也没有闲着，先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左翼作家联盟、新兴语文运动联盟，还有北大救国会，跟着一道发动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
游行、集会、宣传，学生运动里该做的事，他都参与其中，串联、演说、组织，哪一头都落不下他。
那几年的北大校园，书要读，戏要排，会要开，日子排得满满当当。
1935年冬天，他到了南京，参加地下各界救国会，担任训练部部长。
救国会是地下活动，公开身份之下，做的是联络、组织、训练这一类工作，人员怎么聚起来、活动怎么开展，都要有人从旁边张罗。
1936年大学毕业，由北大地下党介绍，他到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教；1936年8月到1937年2月，担任总务主任。
教书之外还要管学校的总务，人事、财务、日常运转都归他管，舞台上下、行政后勤那一套，他都熟门熟路。
1937年，他回到上海，进入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同时参加“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救国会里任组织股长。
他分管戏剧、新闻、电影这几块工作，文化战线的几摊事，都归他联络协调，哪里要排戏，哪里要办报，哪里要组织电影方面的活动，都经他一手张罗。
他还担任《译报》国际版的编辑记者，白天跑消息，夜里写稿子，国际版上的稿件，经他之手编发出去，稿件来源、版面安排、见报时效，都要赶时间。
193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几年，他用过几个笔名，殷炎、殷扬、钱堃都有，写文章、办刊物，署名换来换去。
其中这个“扬”字，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从笔名变成正式名字，跟着他走南闯北，漂过大半个中国。
1939年春天，他奉命组团，赴浙皖第三战区演出，慰问新四军。
剧团一路演出，一路走到新四军驻地，舞台搭到部队中间。
队伍到了那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把他留了下来。
就这样，书生脱下戏装，参了军，“殷扬”这个名字也改成了“扬帆”。
参军之后，他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教导员，后来又任司令部秘书、军法处科长，从文教工作转到了机关和执法一线。
部队行军、驻防、转战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文书、机要、执法审讯，几样工作轮番接手。
皖南事变爆发。
被围的部队拼死突围，扬帆临危不惧，突破重围，第一批到达陈毅所部。
在突围的队伍里，他是最早一批冲出来、和主力会合的人，一路上的艰险，他自己都经历过。
事后他写下《皖南突围记》，把这段经历原原本本记了下来，从被围到突围，从分散到会合，经过一一落笔成文。
这篇《皖南突围记》写于1941年，当年在《江淮文化》杂志上发表，1951年由上海新华书店出版。
皖南事变之后，扬帆先后担任新四军军法处副处长、处长，同时兼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保安处处长，还当过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
一身数任，忙的都是保卫、情报、审讯、调研这一摊事，根据地内部的安全工作，大半经过他的手：敌情怎么摸，内部怎么保，案子怎么办，都在这些岗位上一件件落实。
1943年10月，在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下，他蒙冤被关押，前后关了十个月，事情后来才厘清。
1944年10月到1947年8月，他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联络部部长，工作对象转到敌占区那边；
1947年9月到1949年5月，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工委情报部部长。
一路从苏南、苏北走到华东，行军、转战、做情报，职务几经变动，干的始终是同一行。
转眼之间，1949年的大部队已经兵临上海城下，这座他少年时读过书的城市，马上就要迎来解放。
第二节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扬帆进城，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任期从1949年5月到1951年12月。
从根据地的保卫岗位，转到大城市的公安岗位，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全都换了一套。
根据地面对的是行军打仗中的安全问题，部队走到哪里，保卫工作就做到哪里；大城市面对的是街巷里弄、电台网络、潜伏人员，人藏在人群里，消息藏在房子里。
他接手的，是一座刚从旧政权手里接过来的大城市，社会治安、对敌斗争、公安建制，样样都要从头立起来。
刚解放的上海，情况复杂得很。
国民党政权撤退之前，留下了一批潜伏下来的特务和电台；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明里暗里都有人活动。
街道上照常是车水马龙，水面之下却暗流不断：有人在暗处发报，有人在打探动向，有人等着外面派来人。
肃清敌特、稳定治安、建立新的公安秩序，一摊子事都压在公安局肩上。
扬帆接手之后，先把队伍和摊子理顺，再顺着线索一桩一桩查，从电台入手，从线索入手，把隐藏在城市里的旧网络一点点挖出来。
在肃清敌特这一件事上，他办下了几件硬案子。
头一件，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派遣特务组织。
这条线从外面伸进来，一路摸到上海，在当地发展关系、布设网点，从境外到市内，层级分明，有人在外围牵线，有人在市内落脚。
公安局顺着线索一路追查，追踪人员、核对关系、控制电台，把这个派遣组织连根端掉。
躲在暗处的网络被整个掀开，上下关系、电台联络一并摸清，伸到上海的这条外线，就此被切断。
第二件，擒获台湾派遣的杀手刘全德。
这个人接到的任务，是谋划暗杀陈毅和罗瑞卿。
杀手受指派潜入上海，目标明确，动作隐蔽，从落脚到踩点，一步步靠近目标，行踪尽量不留下痕迹。
公安机关提前掌握动向，布下线索，盯着他的住处和行踪，在他动手之前将其擒获。
杀手落网，暗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没能靠近目标一步。
第三件，抓获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乾。
“二六大轰炸”发生在1950年2月，敌机能够精准找到轰炸目标，背后就是这个独立台在给敌机指路。
这个台长不断向台湾提供目标情报，地面上的方位、地点，由他这边发出去，敌机照着指引飞，找到轰炸的位置。
城市里的地面情况，通过他的电台变成空中的航线。
人被抓获，电台被起获，上海上空那只替敌机指路的眼睛，被蒙了起来，地面上再没有人替敌机传递方位。
这几件案子一件接一件办完，解放初期上海的治安局面一步步稳了下来。
潜伏的特务组织被打掉，暗杀的阴谋被粉碎，指路的电台被清除，新政权在城市里的秩序，慢慢立住了。
公安局这一摊子，从陌生到顺手，局面一点点打开。
1951年7月1日，上海市公安总队首届检阅运动大会举行，扬帆作为市局的负责人，站在主席台上检阅队伍。
那一刻，他正处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
可照片拍下不过几个月，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
1952年1月到1954年12月，扬帆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长；1953年12月到1954年12月，他还兼任上海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职务换了好几摊，管辖范围从一个市扩大到华东一片，公安、保卫、检察几头兼顾。
上海市局的工作他没有完全放下，新的岗位上又加上一片区域的责任，担子还是公安、保卫那一摊，只是摊子铺得更大了。
可身体先出了问题。
1951年底，他查出脑部患胶质肿瘤。
这是脑部的重症，不能拖，工作再忙也得停下来。
1952年1月，经组织批准，他动身赴苏联医治。
治病是大事，他不得不离开上海，离开手头的工作，远走国外求医。
人在国外治病期间，国内的人事安排仍在变动，岗位上的工作由别人接替，周围的人事格局悄悄起了变化。
1953年5月，他被召回国内。
这一回来，上海市公安局的班子已经改组，黄赤波接替了他原来的位子，扬帆的位置往后挪了，从主持全局的岗位上退到副职，原先分管的那几摊，交到了别人手里。
位置往后挪，围绕他的议论也跟着来了。
1953年夏天，公安部对扬帆解放初“利用投诚敌特为我所用”的问题展开秘密调查。
事情牵涉到他当年启用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
在当时的公安工作思路里，把已经投诚过来的人员放到情报岗位上使用，是一条具体的工作做法，争议也就集中在这件事上：这样的人能不能用、用到什么程度、出过什么问题，启用之后是谁拍的板。
其实这个问题，1951年已经调查过一回，当时作出的结论是“并无严重问题”。
那一轮调查过后，事情搁下了几年；几年过去，同样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只是这一回风向不同，调查由公安部直接出面，秘密进行，结论也不再是当年的口径。
1953年12月，扬帆市局副局长的职务被撤掉。
撤职的消息落下来，他还不知道，这只是一连串事情的开头。
职务被撤之后，围绕他的审查并没有停下来，档案里的旧事一件一件被重新翻起，更大的变动还在后头。
第三节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发高岗、饶漱石问题。
会后，对饶漱石的问题展开审查。
审查中认定，他主持华东局期间，“以特（务）制特”办案犯了右倾错误。
所谓“以特（务）制特”，指的是在公安、情报工作中使用敌方人员对付敌方。
这一条被划入办案中的错误之后，华东地区过去沿用这套做法的人和事，都被纳入重新检视的范围。
扬帆当年在华东、在上海主持公安工作，而上海、华东这一片，过去正是饶漱石主持华东局期间所管辖的范围；当年由他经手的人事安排和工作方式，也被连带翻出来重新掂量。
他在华东公安系统的履历、启用的人员、办过的案子，一件一件摆到审查桌上，自然而然被牵连进去。
1954年12月底，扬帆在家中被扣押，接受审查。
家还是那个家，人却从这一天起，再也没有以原来的身份进出过家门。
从在家被扣押，到离开住所，中间是一段审查的过程，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就此中断：办公室去不成了，手头的事交不出去，和外面的联系一点点切断。
审查期间，他留在接受组织审查的状态里，何时能恢复正常生活，没有人给出明确说法；审查一天不结束，他就一天处于被隔离、被询问的状态。
1955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
从在家被扣押到正式逮捕，前后隔了几个月，身份一变再变。
同一时期，另一条线也在收紧。
潘汉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向党组织报告了1943年被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经过。
这段旧事，他在会上如实作了说明，时间、地点、经过，一一讲清：人是被挟持去的，会见是怎么发生的，前后情形如何，都在报告里写明。
这段本来已经过去的历史，在新的审查口径下被重新拿出来衡量。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以“内奸”罪逮捕。
最后，潘汉年和扬帆两个人，被定为“潘、扬反革命集团”，原本分属两条工作线上的人，被归到了同一个案子里，罪名捆在一起，审查也并到了一处。
两个原本独立的历史问题，在同一时期被并案处理，扬帆的名字和潘汉年的名字，从此连在了同一个案子上。
潘汉年后来的遭遇，这里先记一笔：1963年1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1970年7月改判无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病逝。
从判刑到改判，再到最后病逝，前后跨度二十多年，案子的处理一拖再拖。
潘汉年被关押、被判刑的过程，与扬帆一案并行展开，这里只记下时间节点，后续不再展开。
现在先说扬帆这一边。
扬帆被押解到北京之后，案子一直拖着，迟迟没有审判。
他长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单间牢房里，一人一室，看不到别的犯人，也听不到外面的消息。
刑期没有定，罪名没有落到判决书上，人却已经失去自由。
白天黑夜都是一间牢房，起居、活动都在划定的范围里；外面的局势几经变化，牢房里的他无从知晓，和家里的联系也被切断。
一天一天数着日子，一年一年等着结论，判决书却一直没有下来。
从被押解进京，到一纸判决落地，中间隔着漫长的等待，案子的进展、审讯的情况，都不为外面所知。
北京千里之外，上海的家人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案子进展到哪一步。
一直到1965年8月30日，才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上的字不多，份量却重。
罪名写的是反革命罪，刑期十六年，政治权利终身剥夺，三样内容一并落在这一纸判决上。
这一年，距他1954年年底在家中被扣押，已经过去十年；从1955年4月正式逮捕算起，也已经过去十年有余。
关押十年之后，判决才算下来。
判决下来之后，他的刑期才算有了一个纸面的期限，可政治权利被终身剥夺，此后的身份和处境，都被这一纸判决定了下来。
关押期间，他在那间单人牢房里反复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理论著作，始终关注着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途与命运。
日子是漫长的，书是能拿在手里的东西，翻了一页又一页，就这么在牢房里一年一年地过。
身体的底子，早在进监狱之前就已经亏空。
当年那颗没有治好的胶质脑瘤，病根一直留着，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治；加上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身体一点点垮下去，眼睛也跟着坏了。
关押的时间越长，视力衰退得越厉害，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从能看清字，到只能看清轮廓。
到后来，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只剩一只眼睛还残存0.2的微弱视力，眼前的人影、字迹，全是模糊一片，看东西要凑到很近的地方，也只能勉强分辨出个轮廓，更不用说看清书本和纸面。
视力的衰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在长年关押中一点点累积下来的。
1975年，根据中央相关工作部署，扬帆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安置。
沙洋劳改农场，地处湖北荆门一带。
从北京到湖北，千里迢迢，他被转移到农场劳动安置，离开了关押多年的牢房，却并没有回到上海，也没有回到家里。
农场的条件和城市不同，他以安置的身份留在那里。
从北京的牢房到湖北的农场，地点换了，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这一次调动同样没有通知家属。
家里人对这件事，从头到尾一无所知：什么时候转走的，转到了哪里，人还在不在，都没有人通知；档案上的去向、安置的地点，没有一个消息传到家里。
这些年里，唯一惦记着他下落的，是他的妻子李琼。
丈夫被带走之后，她没有停止过打听。
丈夫去了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她都要问个明白，一年一年，没有断过。
二十多年里，她几乎每年春节都要给公安部写一封信，年复一年，逢年过节就把信寄出去，这个春节寄一封，下个春节再寄一封。
信里问来问去，总是三个问题：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
信一封接一封，寄出之后便没有回音，她也不知道这些信最终落到了谁的手里。
一封信一封信寄出去，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二十多年，年年如此，回信始终没有等来。
第四节
那些年寄出去的信，一封都没有回音，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地熬着。
李琼几乎已经认定，人多半是不在了，只是谁也不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可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死心的时候，一条来路曲折的消息，忽然从千里之外传了过来。
扬帆有个女儿，叫扬小朝。
扬小朝有个同学，原先在内蒙古，后来调到了湖北沙洋农场。
人到了农场，听那边的人闲聊，说农场里住着个疯老头，神神道道的，逢人就讲自己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
这位同学心里一动，想起扬小朝家里这些年一直在打听父亲的下落，便托人辗转带了句话出来：你父亲可能就在沙洋，农场里有个疯老头，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
话传到李琼耳朵里，她先是愣了半天，不敢信。
二十多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传言，谁知道是真是假。
可转念一想，万一呢？万一真就是他呢？
这二十多年里，李琼等的不就是这么一个“万一”吗？
她拿不定主意，就把几个子女叫到一起商量，决定再给中央写一封信，一来打听扬帆到底在不在沙洋、下落究竟如何，二来提出能不能让家里跟他通通信。
信寄出去之后，回复倒是来得比往年快。
可回复的内容，叫人心里发凉。
上面的意思很明白：没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情绪很稳定，通信会扰乱他的情绪。
一句话，把通信这条路也堵死了。
人还活着，这算是消息里唯一让人松一口气的地方；可活着，却连一封信都不许往来，隔着千山万水，连句家常话都递不过去。
李琼把回信折好收起来，心里那点火苗，被这条线索重新拨亮了些。
又过了些时日，通知终于下来了：可以去探视。
时间记在多数材料里，是1978年11月。
李琼接到通知，带上大儿子，从上海动身，往湖北荆门方向的沙洋农场赶。
从上海到湖北，千里迢迢，一路换车转道，母子俩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二十三年了，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农场在江汉平原边上，天高地阔。
母子俩跟着引路的人往里走，路边是成排的房子和田地，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泥土和庄稼的气味。
一路上李琼反复描摹那个人的模样：走的时候他头发是黑的，说话嗓门洪亮，眼睛很亮。
二十三年过去，他该是什么样子？
引路的人在一处屋前停下，朝里面喊了一声。
不多时，一个老人被管教干部慢慢扶了出来。
远远看去，那人身形佝偻，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扶着墙，一步一挪，像一棵在风里站了太久的老树。
头发全白了，白得没有一根杂色。
他站在那儿，脸朝着来人的方向，眼睛眯着，像是看不清，又像是根本没打算看清。
李琼的脚像钉在了地上。
二十三年前那个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跟眼前这个老人，怎么也对不上号。
大儿子站在母亲身边，喉咙发紧，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道该先喊什么。
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看着这对母子，又看了看老人，没出声。
风又吹过来，老人扶着墙，身子微微晃了一下。
而当李琼终于压着嗓子，试着朝那个白发老人喊出一声称呼、母子俩一步步朝他走近时，那个扶着墙的老人突然往后缩了一步，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李琼从未见过的、戒备到极点的神情——谁也不会想到，接下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会把二十三年积攒下来的所有期待，一下子挡在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