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三年三月，广州西郊那家联营货站的月台上，丁建踩着水泥沿往东头看，四个台子堆满了别人的货，六块班次铁牌只剩两块还挂在铁架上。墙根底下蹲着六个装卸工，手里攥着手钩，谁也不上手。
丁建在这货站守了六年，六个台子的班次牌都是他一块一块挂上去的。他右掌外侧有一层旧茧，是常年扶着月台那道铁栏磨出来的，摸上去像块粗皮。
“丁师傅，车到了。”装卸工老赵站起来。
“进不来。”丁建没回头，“四个台占着，里头的空台在最后一节，车进不去。”
“那咋弄。”
“等。”
“等了半个月了。”老赵把手钩往地上一搁，“何老板那四个台堆的是水泥管，一台一天该过四台车，他那管子半个月没动过。”
“我知道。”
“知道就让他挪。”
“我让他挪，他让我挪。”丁建转过身，“他要的是我签字的那支笔。”
事情得从半年前说起。这货站是三家单位联营的，台子是公家的，装车卸车的活由货站派，干完一趟贴一张单，单上要有管站的签字才能结钱。丁建就是那个签字的人，一趟装卸费三块五，六个台子一天过二十来台车，钱不多，可这六个台子的活归他派。
过完年，何老板带着四十来号人进站，说要“合作”，条件是往后结算的单子一半由他签。丁建没答应。正月十五那天谈崩了，何老板没再提合作，转头把东头四个台子占了，堆上他的水泥管，说管子等船期，先放几天。
几天变成半个月。半个月里，货站的车一天比一天少，装卸工从十二个走剩六个。
“丁师傅，我说句难听的。”老赵把手钩捡起来，“你那个字，比我们六个人的饭碗还金贵？”
“不是我的字金贵。”丁建说，“字一交出去，往后这站上结多少、怎么结，都是他说了算。今天抽一成，明天抽两成，这六个台子就成了他家的院子。”
“那也不能这么耗。”
“耗着吧。我打了呼台，等回电。”
“打给谁。”老赵问。
“广州的加代。”
“加代。”老赵把手钩在裤腿上蹭了蹭，“我听跑长途的说过，广州那边有个加代，替人出头不收钱。”
“不是不收钱。”丁建说，“他要的是把话说在明处。”
“他什么时候到。”
“回电说今天下午。”
上午十点，何老板从站房那头过来了。他四十出头，穿一件夹克，身后跟着七八个人，走在月台上皮鞋敲得响。他原来跑水泥，去年盘了个车队，站里站外都叫他何老板。
“丁师傅，站台上站着不冷？”何老板在月台边上停下。
“何老板，四个台子，你打算放到什么时候。”
“船期没到，管子就得等。”
“半个月了。你一句话，我六个台子废了四个。”
“废了。”何老板笑了一下，“丁师傅，你在这站上守了六年，守的是个啥。一个月挣多少，八十几块？我这四个台子放着，站上一天少收几十块装卸费，你算过没有。”
“算过。少收的是公家的钱。”
“公家的钱。”何老板往墙根底下扫了一眼，“公家的钱又不是你的钱。你把那支笔借我用半年，我一个月给你一百，你这六个台子的活还归你派。”
“笔不借。”
何老板脸上的笑收了。他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提起来：“丁建，我跟你说实话。站上一天这么多车进出，管站的连个台子都按不住，往后谁还听你的。你在我眼里就是个看站的，看站的也配跟我谈条件？”
月台上过车的人都往这边看。丁建的手在裤缝上按了按，那层旧茧压着裤布，没吭声。
“下去。”何老板抬了抬下巴，“站台底下站着去，别在我货边上杵着。”
丁建看了他一会儿，从月台沿上下来，站到站台底下的水泥地上。他站着没动，太阳晒在他后颈上，脖子上一层汗。
“丁师傅。”老赵跟下来。
“站着。”丁建说。
“你就这么站着？”
“站着不丢人。”丁建把手插在袖子里，“台子丢了才丢人。”
晌午前，何老板的人上了月台。两个装卸工把丁建铺在墙角的那张草席卷起来，连同一只搪瓷茶缸、一双解放鞋，一块扔下月台。草席摊开在水泥地上，茶缸磕在站台沿上，瘪进去一块，滚了两圈。
丁建走过去，把茶缸捡起来。他弯腰的时候手扶了一下月台的铁栏，铁栏上一层浮锈，蹭在掌心的旧茧上，蹭出一道红褐。
“何老板，那是我铺了六年的地方。”
“月台上不许铺席子。”何老板站在台上看他，“站上的规矩，你不知道？”
“站上的规矩里没有这一条。”
“今天有了。”
“何老板，你那四十号人一天闲在站上。”
“我的人我养得起。”
“你养得起，站上养不起。公家的台子空四台，一天少收几十块。”
“公家的事，你比公家还上心。”何老板笑了一声。
“丁师傅，那席子是你的，茶缸也是你的。”老赵说。
“东西不值钱。”
“他扔的不是东西。”
“我知道。”丁建把茶缸揣进怀里，“他扔的是让人看见我不敢伸手。”
丁建把草席重新卷起来，抱在怀里，站在站台底下，没再说话。老赵要冲上去，他一把拽住老赵的胳膊，拽得很紧。
下午三点，一台半旧的吉普车从站门口开进来，绕过堆水泥管的那四个台子，停在月台西头。加代下车，身后跟了六个人。
“代哥。”丁建迎上去。
“席子抱着干什么。”加代看了一眼他怀里的草席。
“台子上不让铺。”
“四个台子，占多久了。”
“半个月。”
“十二台车呢。”
“在站外头排着，进不来。”
加代没说话，从站台底下走到月台上，把那六块班次铁牌看了一遍，只剩两块挂着。他伸手把其中一块摘下来，翻过来看背面。
“何老板。”他转过身，“这四块牌子摘了，是你摘的？”
“我摘的。”何老板从水泥管那头过来，上下打量加代，“你哪位。”
“丁建的兄弟。”
“兄弟。”何老板把手插在夹克兜里，笑了一声，“一个看站的，也敢带人进场？这站里一天多少车进出，我一句话能堵三天。”
“我叫加代。”加代把牌子放下，“丁建的事，从今天起我管。”
“你管。”何老板把他从头看到脚，“带了几个人来。”
“六个。”
“六个。”何老板往身后指了指，“我这站上四十号人。六个对四十个，你管什么。”
“何老板，你这四十号人一天挣多少。”加代问。
“三块五。”
“三块五是我这十二台车给的。”加代说，“台子空着，他们挣什么。”
“他们挣的是我的钱。”
“我十二台车在站外头。”加代说，“车上装的是三家单位的计划货，一天误期，货主那头要罚。”
“罚你，罚不到我。”何老板往月台中间一站，“这站上的台子谁占着谁用，你车进不来，站外头排着去。”
“行。”
“行什么。”
“我说行。”加代把铁牌挂回架子上，“我把车开进来，一台一台开，你要拦，你就在站台上拦。”
“代哥，这么硬来，站上要是报了派出所。”丁建低声说。
“报了我担着。车进不来，你这一趟白等。”
“他那四十号人不是摆着看的。”
“车比人硬。”加代说，“车头往前走，人得让。”
“站上要是来人拦呢。”
“拦车的是站上的人，站上的人拿的是公家的钱，公家的钱不替何老板挡车。”
加代转身下了月台。他跟丁建说了三句话：把站外头的十二台车按顺序排，让老赵上第一台车坐在副驾，让六个装卸工都站到月台西头去。太阳偏西的时候，第一台货车从站门口开进来，车头正对着那四个堆了水泥管的台子，慢慢压过来，站台震得发响。何老板的人站在台中间，第一次往后退了半步。第二台、第三台跟着进来，一台挨一台，把西头两个空台和中间那节道占满。
天黑前，十二台车排到站台，车头一盏一盏亮着灯。
“代哥。”老赵从东头跑回来，“何老板把东头两扇铁门拉上挂锁了，板车也全推走，说今天不卸货。”
“不卸货。”
“他站在门口笑，说车进得来，货卸不下。”
“那就明天卸。”加代把手插进兜里。
“他还在站房门口站着，站了半个钟头。”老赵往东头看了一眼。
“看见了。”
“他一句话没说。”
“不说话就是没底。”加代说，“今晚他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