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北京,一间门窗紧闭的会议室。
墙上挂着中南半岛的地图。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头站在图前,手里捏着一支红蓝铅笔,从云南方向画出去,没有沿着中越边境走,而是往南一拐,穿进了老挝的北部山地,然后继续往东,划了一条极细的线,直直地捅进越南国土最窄的那个位置。那条线走完,他抬起头,说了一句大意是“要打就大打,一次打疼,打到对方断了念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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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老头是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员,东线总指挥。他画的那条线,就是后来在材料里被反复提到的“甲案”:西线兵团不走老街正面,借道老挝,横插越南中部的“蜂腰”,把越南拦腰截断,东线同时在北边正面压上,两支合拢,把越南北部的越军主力装进一个口袋里。
在纯军事的沙盘上,这条红线漂亮得让人挪不开眼。越南国土狭长,中段最窄的地方不到五十公里,南北之间的公路、铁路、补给线全从那里穿过。一刀切下去,北边的越军成了孤军,南边的后方成了摆设。按照当时一些材料的估算,如果这个口袋扎成了,越北和河内两大军区的十几个师、三十万人上下的主力,会被一锅端掉。
方案递上去。然后被否了。
不是“再研究研究”,不是“条件不成熟”,是直接否了。中央军委的选择是:东西两线全部从正面推进,压缩越军活动空间,跨境穿插这件事,不提了。
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上将,画了一条在他看来“毫无破绽”的线,被一群在北京看地图的人按住了笔。按住他的人,难道看不出那条线在军事上有多大的吸引力吗?他们当然看得出。真正的问题不在那条线画得对不对。真正的问题是:那条红线一旦踩下去,踩响的到底是什么。
先看清楚许世友要切的那一刀,到底切在什么地方
越南的地形,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北边是红河三角洲,河内、海防、太原这些重镇全挤在那里,越军的主力、兵工厂、指挥中枢也在那里。南边是湄公河三角洲,胡志明市(当时叫西贡)那一带,地盘大,但兵力相对薄。中间连接南北的,是一条细得可怜的“腰”,最窄处只有几十公里宽,老挝就在这道腰的西侧。
许世友的算盘是:东线在高平、谅山方向摆出强攻的架势,把越军最能打的部队死死钉在北边;西线(原本是杨得志指挥的昆明军区方向)不跟越军在边境硬顶,而是从老挝北部穿过去,直接出现在越南中部的腰眼上,把南北之间的联系一刀切断。北边的越军往前打不穿东线,往后退没有路,粮弹补给全部断掉,除了被围歼,没有第二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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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路,在解放战争里用过,在朝鲜战争里也用过。大纵深迂回、穿插分割、合围歼灭,是这支军队从血里长出来的看家本事。从军事逻辑上讲,许世友画的这条线,不是异想天开,是把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打法,套到了越南的地形上。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一套在“自己家里”或者“战场之上”行之有效的打法,放到“国境之外、第三国领土之上”的时候,它的性质就变了。变的不是战术,是这场战争在全世界眼里到底叫什么。
否决的第一层账:这场仗的名字,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