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里陈赓为何戴钢盔？干部团作战时戴，行军时戴布帽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播出之后，很多观众看到陈赓的造型，第一时间都愣住了。以往出镜时，他头上都是缀着红五星的布制军帽，可一到激烈战事的戏份，头顶突然多出一顶外形酷似飞碟的大号钢盔。

弹幕瞬间被刷屏，大批观众留言吐槽，认定是道具组出现了历史穿帮。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道具制作人员随意设计的纰漏。

恰恰相反，这一处细节，是整部剧集里最贴合史实、考据最为严谨的设计之一。

先来说这顶形似飞碟的头盔究竟是什么型号。这款钢盔帽檐宽大、盔体很浅呈碟形、顶部圆润。经过史学专家考证，它大概率属于英式平顶钢盔，也就是业内俗称的托尼盔。

《党史博采》与《杭州日报》都刊发过相关史料梳理：这款头盔最有可能是英式款式，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德式头盔的可能性，但绝对不可能是 M35 钢盔。理由十分清晰：M35 钢盔直到 1935 年 7 月才在德国完成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等到大批量运抵国内配发部队之时，长征进程已经进入尾声。

按照这个时间线推算，1934 年 10 月就踏上远征之路的中央红军，根本不可能在战场上缴获到这种新式头盔。

红军当年佩戴的钢盔究竟是什么样式，并不只依靠史料推测，现存实物可以直接佐证。根据《党史博采》记载，广东乐昌市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一顶红军遗留下来的英式钢盔。

1934 年 11 月上旬，长征行军途中的红军队伍途经乐昌白石镇三界墟村，在当地村民家中暂住休整。

部队离开时，没有财物可以用来酬谢老乡，于是把战场上缴获来的一顶钢盔留给村民当作留念。

这顶钢盔在 1986 年被当地党史部门征集入馆，1995 年被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2021 年还被挑选为国家级展览的展出文物。

为什么偏偏是陈赓佩戴这顶钢盔？核心原因在于，他指挥的部队并非普通作战连队，而是军委干部团。

1934 年 10 月长征开拔前夕，中革军委整合了中央苏区四所顶尖军校：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与特科学校，将全部人员合并组建干部团，由陈赓出任团长，宋任穷担任政委。全团总人数约 1480 人，队伍里没有新兵，全员都是从全军各连队选拔出来的班排骨干与军校学员。

这支队伍对外划归军委纵队序列，肩负两项核心任务：一是保卫党中央与军委首脑机关安全，二是充当一所在马背上办学的流动军校，利用行军间隙组织教学与实战练兵。普通连队牺牲一名战士，只是损失一名士兵；而干部团倒下一人，损失的是未来能够指挥连队、营级部队的指挥员。

在全军范围内，干部团的装备配置堪称独一档。中央红军整体出发时，全军冲锋枪总数还不到三百支，仅干部团一个单位就配备了 146 支，占据全军半数以上。

同时，现有史料能够确认，干部团也是红军队伍里唯一整建制配发钢盔的部队。

这些钢盔从何而来？答案十分直白，全部来自战场缴获。

彼时红军没有正规兵工厂，也没有外汇向欧洲订购军械，既无法冲压制造钢盔，也没有渠道外购。而国民党各大派系军队里，大量官兵佩戴这种英式飞碟钢盔。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红军与中央军、地方军阀反复交战，缴获物资清单里一直包含钢盔。

战场就是最直接的补给线，每击毙一名敌军，就能收获一顶头盔；每攻克一处阵地，就能清空敌军仓库物资。干部团所有钢盔，全都是这样一顶一顶从白军手中缴获得来。

还有一处容易被观众忽略的史实：钢盔并不是全员标配。多位老战士的回忆文稿都写明，上级给每个战斗班只下发三顶钢盔。指导员专门叮嘱战士，这都是缴获来的精良装备，务必戴好护住头部。

一个班十几名官兵，仅有两三个人能够戴上铁盔，其余战士依旧只能佩戴布帽。所以镜头里干部团发起冲锋时，官兵头上的钢盔零零散散，盔体磕碰痕迹、锈蚀程度各不相同，款式也混杂不一。

这并不是美术团队敷衍了事，这就是当年真实的历史原貌。

即便装备来源杂乱，官兵使用钢盔也有着严格讲究。

日常行军赶路、开会联络时，所有人都会换上轻便透气的红星布帽，穿戴轻松、不易出汗，交流行动也更方便。可一旦迎来硬仗恶仗，需要带头突击、啃下攻坚任务时，干部团官兵会立刻把钢盔戴好。

炮火覆盖之下，泥土碎石与四处飞溅的弹片漫天飞舞，头顶这层铁皮防护，往往能保住性命，关键时刻可以救下一条人命。

1935 年 1 月打响的土城战役，最能印证这一点，这也是遵义会议结束之后，红军打响的第一场大战。

战前情报出现了严重偏差。

红军原本预判，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只有两个旅、四个团，兵力六七千人；实际当面敌军足足六个团，兵力过万，战斗打到正午，又新增一个旅投入战场。

红军数个主力团被挤压在狭窄地形，兵力完全铺展不开，阵地接连失守，川军步步紧逼，前锋甚至冲到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门前。战局危急之际，毛泽东当即下令，让陈赓、宋任穷带领干部团投入反击作战。

陈赓趴在土坡前沿亲自做战前动员，安排特科营重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由一营担负主攻任务。紧接着，战场上出现了红军作战里十分罕见的一幕。

冲在最前面的官兵，头顶扣着缴获的英式钢盔，手里端着 MP18 冲锋枪，腰间还斜挎驳壳枪，一人双枪。对面川军官兵从来没见过戴着钢盔的红军，士气先弱了大半。

一营每向前推进一小段距离，都要付出惨重伤亡，推进到山头阵地时，两军直接陷入白刃肉搏。

这群头戴铁盔的官兵硬生生稳住濒临崩溃的防线，挡住敌军攻势，掩护中央机关顺利转移。这场战斗下来，干部团伤亡近百人，多名连长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陈赓站在河滩上，望着满身血污、撤下阵地的官兵，嗓音沙哑地说出一句话：干部团还在。

土城战役过后，这支精锐部队继续承担攻坚任务。

1935 年 1 月，为保障军委纵队渡过乌江，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顶着对岸敌军炮火，连续奋战三十六个小时，在水流湍急的乌江江面架起一座浮桥。

1935 年 2 月娄山关争夺战、遵义老鸦山阻击战，干部团两次作为预备队顶上前线稳住战局。

这支队伍出发时全员 1480 人，打到遵义时只剩 1300 人，最终抵达陕北时仅剩下 600 余人。抵达陕北之后，干部团完成长征使命，重新整编，恢复为红军学校建制。

再回过头来看这顶飞碟钢盔。它造型粗糙、帽檐宽大，完全谈不上精致美观。

一支长期缺衣少食、长途跋涉的队伍，在赣粤边境一座普通小村庄里，把从敌军士兵身上缴获的铁头盔当成贵重礼物留给村民，这件文物静静封存了几十年。

这一件实物细节，比任何战报文字都更有说服力：红军手里的钢盔，全部是在战场上逐个缴获而来，并不是统一配发的制式装备。

正因如此，官兵佩戴钢盔有着严格的时机把控。

平日里戴布制军帽，进入战场才戴上铁盔。这无关仪仗排场，只是把有限的防护装备，用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战斗时刻。